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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
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
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
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
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
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
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
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
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
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
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
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
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
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
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
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
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
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
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
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
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
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
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
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
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
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
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
逃避自由（2）
…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
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
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
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
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
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
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
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
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
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
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
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
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
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
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
尊重事实
…
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
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
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
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
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
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
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
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
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
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
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
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
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
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
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
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
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
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
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
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
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
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
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
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
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
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
移情：过时的地图（1）
…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
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
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
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
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
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
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
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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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爬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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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
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
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
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
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
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
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
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
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
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
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
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
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
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
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
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
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
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
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
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
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
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
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
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
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
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
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
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
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
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
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
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
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
够信任的人。
…
移情：过时的地图（2）
…
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
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
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
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
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
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
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
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
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
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
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
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
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
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
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
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
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
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
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
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幸，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我
们必须尊重事实，尽管这会带来痛苦，但远比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舒适更为重要。我们
必须淡化暂时的不适之感，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并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让心灵获
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永远尊重事实，乃至献身真理。
…
迎接挑战（1）
…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
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
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
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