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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嘲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似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像的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当然，写作与写作不同，有些只是为了卖，有些主要是为了写。就像说书盲人，嘴里说着的一部是为了衣食，心里如果还有一部，就未必是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这大概又是人的根本处境，所以巴别塔总是不能通到天堂。
现在的媒体是为了求取大众的快慰，能指望它什么？
性和爱，真是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密码，任何事情中都有它们的作为：一种是走向简单的快慰，一种是走向复杂的困苦。难怪流行着的对爱情的看法是：真累。大凡魔法（比如吸毒，比如电子游戏）必要有一份快慰做吸引；而神约，本来是困苦中的跋涉。
造罪的其实是上帝。他把一个浑然的消息分割进亿万个肉体和亿万种残缺的境况，寂寞的宇宙于是有了热火朝天的“人间戏剧”。但是在戏剧的后面（在后台，在散了戏回家的路上，在角色放弃了角色的时候）才有真相。我怀疑上帝更想看的也许是深夜的“戏剧”——梦境中的期盼。深夜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地球的这一面弥漫着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消息，那是角色们卸装之后的心情，那时候如果魔法中得不深，他们可能就会想起类似“马里昂巴”那样的地方，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浑然消息的一部分，而折磨，全在于分割，分割之后的隔离。肉体是一个囚笼，是一种符咒，是一份残缺，细想一切困苦都是由于它，但后果却要由精神去担负。那大约就是上帝的意图——锤炼精神。就像是漂流黄河，人生即是漂流，在漂流中体会上帝的意图。
爱，就是重新走向那浑然消息的愿望，所以要沟通，所以要敞开。那是唯一符合上帝期待的行动吧，是上帝想看到的成果。
还有死。怕死真是人类最愚蠢的一种品质。不过也可能，就像多年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心吧，毕竟是一种新的处境。
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自以为诗）：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在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在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无限的光阴，被无限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至于这个乌烟瘴气的“现代”和“城市”，我真有点相信气功师们的说法，是末世的征兆。不可遏制的贪婪，对于一个有限的地球，迟早是灭顶之灾。只是不知道人们能否及时地从那魔法中跳出来？
您的通信建议非常好，可以随意地聊，不拘规则。确实有很多念头，只是现在总是疲劳，有时候就不往下想了。随意地聊聊和听听，可以刺激日趋麻木的思想。只是您别嫌慢，我笔下从来就慢，现在借着“透析”就更慢。
问候钱老师。
祝好！
史铁生
199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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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健鸣Ⅱ
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过是说：爱，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是因为，不说（广义地说，包括思考与描画），它就没有，就萎缩，就消失，或者就变质。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谁说谁迂腐，谁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中国人现在怕累，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
让理想承包现实，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理想可以消失为现实，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理想的本质，注定它或者在现实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绝难把它捉来牢牢地放在床上。两个没有梦想的人，不大可能有爱情，只可以有性和繁殖。同床异梦绝非最糟糕的状态，糟糕的是同床无梦。
我曾经写过：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祝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我想来，仍只在性的领域。性的领域很大，不单是性生活。说得极端些，甚至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因此，爱，虽然赞美激情和“飘飘欲仙”，但并不谴责或遗憾于其短暂。当激情或“飘飘欲仙”的感觉疲倦了，才见爱之要义。
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默然相守，病重时我尤感深刻。那时我病得几乎没了希望，而透析费之高昂更令人不知所措。那时的处境是，有钱（天文数字）就可以活下去，没钱只好眼睁睁地憋死。那时希米日夜在我身边，当然她也没什么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只是一同默默地发愁，和一同以听天由命来相互鼓励。恰是这默默和一同，让我感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爱与性之比，竟是无限与有限之比的悬殊！那大约正是因为，人生的困苦比喜欢要辽阔得多、深重得多吧。所以，喜欢不能证明爱情（但可以证明性），困苦才能证明。这困苦是超越肉体的。肉体的困苦不可能一同，一同的必是精神，而默默，是精神一同面对困苦的证明。那便是爱，是爱情与性之比的辽阔无边，所以令语言力不从心，所以又为语言开辟了无限领域。
相互敞开。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人的另一种（其实是根本的）困苦，就是这相互的隔离。要超越这隔离，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开，所以才有语言的不断创造，或者说语言的创造才有了根据，才有了家园，语言的创造才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这样的家园，也可以就叫做：爱情。
性，所以在爱情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因为那是语言，那已不仅仅是享乐，那是牵动着一切历史（个人的，以及个人所在其中）的诉说与倾听。
我曾经写过：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人大约有两种本性，一是要发展，二是要稳定。没有发展，即是死亡。没有稳定，则一切意义都不能呈现。
譬如“现在”，现在即是一种稳定。现在是多久？一分钟还是一秒钟，或者更长和更短？不，现在并没有客观的度量，现在是精神对一种意义的确认所需要的最短过程。失去对意义的确认，时间便是盲目的，现在便无从捕捉。
我想，发展是属于性的——生长，萌动，更新（比如科学）；稳定是属于爱情的——要使意义得以呈现，得到确认（比如信仰）。
所以不能谴责性的多向与善变，在任何人心中，性都是一团野性的风暴，而那也正是它的力与美。所以也不能谴责爱的相对保守，它希望随时建设一片安详的净土。同样的比喻也适于男性与女性。我不用“男人”与“女人”，意思是，这不是指生理之别，而是指生命态度——男性的态度和女性的态度。上帝的意思大约是：这两种态度都是必要的。所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当然是不易的。不易，因而更要作为一种祈祷而存在。
这个话题显然没完，或者也许不可能完，慢慢说吧。
祝新年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8年12月11日
：？t…xt…小；说……天。堂
给李健鸣 Ⅲ
李健鸣：
您好！
总算把年过完了。在民间传说中“年”被描画成一种可怕的怪兽，果然不假。
我是这样想：在“爱的本身”后面，一定有“对爱的追求”，即一定有一种理想——或者叫梦想更合适。这理想或者梦想并不很清晰，它潜藏在心魂里而不是表明在理智中，它依靠直觉而不是逻辑，所以它如您所说是“无法事先预料和无法估计后果的情感”。这很明白。我说“爱是一种理想”，其原因并不在于此。
您说“也许爱的最大敌人就是恐惧了”，我非常同意。我所说的理想，恰恰是源于这“最大的敌人”。恐惧当然不是由性产生，人类之初，一切性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只当有了精神寻求，有了善恶之分、价值标准，因而有了物质原因之外的敌视、歧视和隔离，才有了这份恐惧，或使这恐惧日益深刻。人们于是“不敢打开窗户”。倘其不必打开倒也省事，但“不敢打开”恰说明“渴望打开”，这便是理想或梦想的源头。这源头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亚当、夏娃永远地被罚出了伊甸园，要永远地面对他者带来的恐惧，所以必然会永远怀着超越隔离的期盼。
有些神话真是寓意高妙。比如西绪福斯滚动石头，石头被推上山顶又重新滚回山下，永无停歇。比如斯芬克斯的谜语，谜底是“人”，谁若猜它不出谁就要被吃掉。比如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懂得了羞耻，被罚出伊甸园，于是人类社会开始。
宗教精神（未必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有些宗教也已经被敌视与歧视搞糟了）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
事实上我们都需要忏悔，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不怀有歧视的人并不多。而这又是个不可解的矛盾：一方面，人类社会不可能、也不应该取消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价值标准又是歧视与隔离的原因。——这就是人间，是原罪，是上帝为人选定的惩罚之地。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矛盾：睁开白天的眼睛，看很多人很多事都可憎恶。睁开夜的眼睛，才发现其实人人都是苦弱地挣扎，唯当互爱。当然，白天的眼睛并非多余，我是说，夜的眼睛是多么必要。
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神吧。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视与隔离唯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生命必要有这样一种时间，一块净土，尽管它常会被嘲笑为“不现实”。但“不现实”未必不是一种好品质。比如艺术，我想应该是脱离实际的。模仿实际不会有好艺术，好的艺术都难免是实际之外的追寻。
当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理想（梦想、净土）只能是一出非现实的戏剧，不管人们多么渴望它，为它感动、为它流泪、为它呼唤，人们仍要回到现实中去，并且不可能消灭这惩罚之地的规则。但是，有那样的梦想在，现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