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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鞭法实行以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就是化繁为简，把赋役合并为一，大部分改为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税款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因土地多归地主所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而且，各项都改为折银征收，简便易行，也是一大进步，是中国自汉以后田赋征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个历史转折。
实行一条鞭法对当时的社会以及后世都有重大的影响。简化了税收名目，就限制了地方胥吏借繁杂的税目对广大百姓进行苛扰和勒索，这有利于于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征收货币税也减少了政府对实物运输储存的花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张居正的改革是明代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通过改革，万历时期的政治状况有了良好的转变，而财政状况更是大为好转。当时太仓的粮食储存丰足，可够国家支用近十年。张居正通过改革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次改革能取得成功，既表现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者的革新精神，同时也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于任事的精神密不可分。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失败的帝师（1）
张居正原来只是裕王府邸的一个讲官，现在却已是内阁的首辅。为了报答穆宗朱载垕的知遇之恩，为了不负先帝临终托孤之请，张居正呕心沥血，挽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国家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帝师，肩负着如何把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培养成一个有道明君的重任。张居正是个政治能臣，他有才干，有胆识，有魄力，是个杰出的领导者。而且更幸运的是，张居正不是个野心家，面对孤儿寡母的大明天下，他没有其他的奢望，只是尽一个为人臣子的本分。张居正对万历小皇帝的教育和辅佐，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学生最终没有成为他所期望的明君，他的教育彻底失败了。
万历小皇帝刚继位时，他的生活主要被三个人管理，他的生母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内阁首辅张居正。冯保主要负责小皇帝的日常起居。他对小皇帝爱护有加，呵护备至。小皇帝对他也有很深厚的感情，称他为“大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即慈圣皇太后，对万历帝的管教很严格。如果小皇帝犯了什么错误，皇太后对其都要进行严厉地训导，直到小皇帝诚恳认错，保证不再犯错。并且，李太后每次都会说：“我要告诉张先生，看你怎么办？”于是，小皇帝对张居正很是敬重，只称“先生”或“张先生”，在传旨或批奏章时，也多不直呼其名，只写“谕元辅”。
皇太子出阁讲学，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隆庆六年（1572），作为皇太子的朱翊钧就已经在文华殿的东厢房出阁讲学了。等到朱翊钧做了皇帝，为了能够让他“进学修德”、“用贤使能”，张居正对万历小皇帝读书的事更是非常重视。他为小皇帝亲自排定了一份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为了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他认为读书比视朝重要，因此，他安排小皇帝每月逢三、六、九的日子视朝，其他的日子，都要到文华殿讲读。张居正不但详细地安排了作为一个孩子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比如进讲《大学》、《尚书》，还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如何培养出一个好皇帝上。
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向皇帝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在这本书中，张居正根据历代帝王的事迹，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件事情都绘有图画，并在后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故事讲述出来。这样做不仅使年仅十岁的小皇帝能够看懂、读懂，更要使其明白每个故事中所蕴含的治国道理。张居正为了培养小皇帝，可真是煞费苦心。小皇帝也很听话，他把《帝鉴图说》这本书放在书案上，每逢进讲完毕，他就叫张居正把这些故事一一讲解给他听。有一次，张居正给他讲解到宋仁宗不喜珠粉之事，神宗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听了此话，因势利导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神宗表示赞同：“正是，宫中的妇人们喜好这些珠玉，但我在岁末赏赐时，还是很注意节省的。”张居正听了此话，感动得顿首直呼：“皇上谈到这个，社稷生灵的福气啊。”在张居正看来，小小年纪的万历帝能有如此见解，如此作为，让他备感欣慰。还有一次，当神宗读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张居正说道：“皇上当留心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也。”神宗深表赞同。
张居正按照自己的理想，朝着把万历小皇帝培养成一个仁慈宽厚、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的目标，执著地一步步努力着。投桃报李，小皇帝对张居正的关心和恩宠也超过其他臣子。有一次，张居正在内阁直庐染病，神宗就到他那里探望，并亲自为他调制一碗椒汤，以示关怀之意。神宗在文华殿进行讲读，张居正多在旁侍从。当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神宗就命令小太监在张居正站立的地方为其摇扇。如果是在隆冬时节，神宗就让人在张居正站立的地方铺上毡片，以免他着凉。君臣之间惺惺相惜，情同父子。
慈圣皇太后和太监冯保都很喜欢书法。神宗耳濡目染，自小对书法就很感兴趣，也写得一手好字。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神宗对自己的字写得好也颇为自得，经常写些字赐给大臣们，更是博来一片称颂之声。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的一天，神宗讲读完毕，召张居正到东暖阁，特意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字赐给张居正。次日，张居正就上疏皇帝，委婉地劝告皇帝：“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也就是规劝皇帝不要在研习书法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他还举了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的梁元帝、陈后主等都能书善画，然而都是亡国之君；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神宗更不应该沉迷书法之中。作为一个皇帝，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重要的。此后，神宗再也不敢轻易向别人炫耀他的书法了。由此可见，张居正对这个小皇帝的感情已经超出了君臣的关系。他不是把神宗当成一个皇帝，只是一味地赞赏奉承，博得皇帝的欢心；他更像一个长者，在孩子于成长道路中偶尔贪玩之时，及时地进行教导。
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个铁腕人物。即使对当时实际掌管权柄的两位皇太后已经决定的事情，他也敢直言进谏。万历五年（1577）五月，皇帝降谕要重修慈庆、慈宁两宫。此二宫是两位皇太后的寝宫，重修也应该是两位皇太后的意思。但张居正却认为两座宫殿都刚刚于万历二年落成，还都壮丽如新，现在要重修，会造成人力物力上不必要的浪费。因此，他上疏劝阻，请求停止此项工程。两位皇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当年九月，慈圣皇太后认为皇帝的大婚之期就要临近，就让皇帝停止当年的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九月正是判罪行刑的时间。慈圣皇太后比较信佛，好做善事，她的这点妇人之仁，理应成全。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国家之乱，完全是因为执法者的有心宽纵，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不敢为矣”。“杀以止杀”，惟有严厉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才能安定，国家的安全才有保障。张居正立刻上疏，阻止慈圣皇太后“暂免行刑”的做法。这个奏疏上去后，圣旨下：“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张文明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去世竟然如此轰轰烈烈，演变成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还在千里以外的京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按照旧制，张居正应丁父忧，回籍守制三年。事情的结果是张居正被皇帝特旨“夺情”，在职居丧。对张居正“夺情”事件起因的说法有两个版本。其一是说张居正被“夺情”完全是他贪恋权位，自己一手策划的。当时张居正推行新政正处在紧要关头，如果他这时离开，正中那些反对派的下怀，改革就将功亏一篑（ｋｕì）。一边是为已经十八年没见面而且已经去世的父亲尽孝道，另一边是自己领导的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大业，这道选择题对于很有政治抱负的张居正来讲一点都不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此，张居正就示意内监冯保，让皇帝挽留他在官守制。虽然表面上他也一再上疏乞归，但是都没有得到皇帝的准许。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失败的帝师（2）
另一种说法是万历小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在很多国家大事的处理上还很依赖张居正，两宫皇太后也认为小皇帝还离不开张居正的辅佐。原来就有地位重要的不能离职的官员，被“夺情”而在职居丧的先例，因此，慰留张先生既是出于小皇帝的需要，也是出于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总之，不管张居正“夺情”到底是君臣之间出于谁的需要，都在朝廷中引起了一片质疑的声音。尤其是翰林们，他们认为这是违反纲常伦理的做法，只有懂忠孝大节的臣子才能给天下人作出表率。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又是帝师，他尚且把忠孝二字扔在一边，还如何要求天下的百姓呢？于是，一场争端开始了。先是吏部尚书张瀚因带领一班官员劝阻张居正“夺情”而被解职。其后，两名翰林院编修和两名刑部官员都因上奏皇帝参劾张居正不忠不孝，而被逮到午门外，遭受廷杖之刑。然后，他们四个是褫（ｃｈǐ）官的褫官，流放的流放，都被赶出了京城。为了此事，朝廷中的官员们群情激昂，民间也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神宗下了一道敕谕说，如果有人再议论此事，就是“任意自恣”，“欺君无上”，绝不宽恕。“夺情”事件，以皇帝和张居正的胜利而结束。在此事中，张居正坚持到底、毫不退让的铁腕政治家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他也捍卫了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使“万历新政”得以继续进行。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籍葬父。神宗特许张居正离京期间用密封上书言事，并告诫内阁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张居正身在江陵，仍掌握朝政大权。有一天，甚至连着接到皇帝的三道诏书，湖广的地方官特在江陵建三诏亭，以示纪念。如果张居正在朝廷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皇帝，这不是“威权震主”，又是什么呢？以张居正的政治敏锐性，他也感觉到自己已到了骑虎难下的险境。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预感身后不保，屡次上疏乞休。神宗向皇太后请示，太后对神宗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皇太后坚决的态度使神宗和张居正二人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在神宗眼里，张居正不再是元辅、帝师，而是已经成为自己独立行使皇权的一个障碍。
万历十年（1580）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死讯传来，神宗为其辍朝一日，并给他很高的礼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赐治丧银，并遣官护丧归葬。可以说，张居正死后是极尽哀荣。一般来说，人死了，一切也就都划上句号了，但张居正的身后事，我们却不能不提。
早在万历八年三月，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高中殿试第一名，长子张敬修也中了进士。张居正向皇帝谢恩，万历帝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但是，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神宗后来对他的子孙是如何看顾的。万历十一年（1581）三月，在他死后不到九个月，他的一切官衔就被皇帝剥夺了。时隔一年，他的子孙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万历十二年（1582）四月，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抄家的人还未赶到江陵，张府就已被封，尚未来得及逃出的老弱妇孺十几口人，被关在府内，活活饿死，为祸之酷烈，惨不忍言，江陵张府已成人间地狱。居正长子张敬修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堪忍受，自缢而亡。其他的儿子即使侥幸活命，也被发配充军。张居正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会仰天长叹：这还是那个他竭尽全力辅佐的万历小皇帝吗？这还是那个在他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吗？孰不知，有些祸根在他生前就已种下了。
在张居正死后，神宗朱翊钧对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神宗的言行中折射出对张居正刻骨的仇恨，终万历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申辩。曾经情同父子的君臣为什么会反目为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是神宗在掌握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己的威望，消除张居正的势力和影响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他在张居正的长期严厉的管束下，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反抗和多年积怨的一次大发泄。张居正当国十年，万历小皇帝已从十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了，以他的敏感和早熟，他必定要冲破张居正给他设定的樊篱。张居正虽然鞠躬尽瘁，也只是在替他管理国家。国家是他的，天下是他的，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对张居正的敬畏和依恋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当他长大之后，张居正的影响和管束已经让他深深厌恶。比如，在万历八年（1580）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已埋下祸根。这一年，神宗已经十八岁，因为有一位能干的首辅，他自己倒闲得无聊。他就在乾清宫的小太监孙海、客用诱导下沉迷于游戏玩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打伤了冯保的两个养子，冯保把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皇太后大怒，叫冯保把《汉书？霍光传》拿来，说要按照霍光废昌邑王、另立新君的典故，要把万历小皇帝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做皇帝。神宗吓得伏地痛哭不止。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写了一份罪己诏，规劝皇帝不要沉湎于嬉戏玩乐，应以国家大局为重，慎起居，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为了取得李太后的谅解，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词语很恳切。神宗迫于太后的威严，不得已都表示赞同。但是，因为这件事是冯保向皇太后告发的，而张居正的罪己诏又让小皇帝颜面尽失，从此，在小皇帝的心里，已经种下了对冯保和张居正二人怨恨的种子。
第二，这反映了神宗在偶像破碎之后的愤怒。张居正时刻教育小皇帝尚节俭，慎起居。而当张居正死后，神宗才发现他一直尊敬的老师竟然言行不一。张居正要别人厉行节俭，自己的生活却很奢华，不但京城的张府豪华壮丽，其家乡江陵还有一座同样的府邸。慎起居更谈不到，张居正爱姬美妾成群。神宗觉得，一直以来被自己奉若神明的老师欺骗了他。在神宗朱翊钧身上，也许遗传了太祖的暴戾、成祖的残忍和世宗的刻薄，还有他自己贵为天子的高傲。这一切使他对张居正的痛恨几乎已经到了要将其“剖棺戳尸”的地步。
第三，张居正本人性格存在重大缺陷，他太过自信，甚至专制。曾有人为巴结张居正送他一副金子做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在这副对联中，张居正竟然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他却也心安理得地收下，可见张居正自视甚高。张居正作为一个内阁首辅，应该有海纳百川的风范，戒骄戒躁的操守。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以个人的感情为标准任用官员，支持改革的受到重用，排斥改革的一概摒弃不用。当时数一数二的文学大家王世贞、汪道昆，都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张居正不但不予理睬，言词之中还带有羞辱。张居正开罪了文坛首领，也就是得罪了天下文人，更不要说万历七年（1579）他尽毁天下书院的事了。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中还有谁会支持他呢？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失败的帝师（3）
第四，张居正的“夺情”事件也余波阵阵。张居正用权势把朝廷中反对者愤怒的声讨压制下去，但这并不代表反对的声音不存在。反对的声音就像地下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受到的压制越大，爆发得就越猛烈。朝廷中的很多官员都认为张居正的“夺情”是有悖于伦理纲常的，因此，当张居正身后受辱时，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他站出来说话。
第五，神宗的贪财好利更给张居正致命的一击。御史羊可立追论张居正十七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