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
在陕西，对大多数人来说，作家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写小说的”。但在陕西，从80年代开始始终还有另一个“文学体系”我指的是它深具民间性的现代诗发展，从80年代的胡宽、韩东、丁当、岛子、赵琼到90年代的我、秦巴子、刘亚丽、南嫫、李岩，再到新世纪的朱剑、李轶男、黄海，诗歌评论家沈奇、李震，我所认识的“陕西青年作家”指的就是他们。我知道由他们构成的陕西文学的景观不至于给人留下老土和腐朽的印象。但在陕西，他们几乎不是“作家”。陕西文学的小说属于乡土文化的范畴，陕西文学的诗歌属于城市文化的范畴。
3
身处这样的“文学大省”，写作对我来说是纯个体的事情。诗歌对我来说是最日常化的写作，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准备就这样一首一首地写下去，一本诗集一本诗集地写下去，做一名高产而质优的诗人是我的坚持和骄傲。此外便是随笔和散文，接了几家专栏，为生计的需要也为能有更多说话的地方，随笔和散文对我来说更多是说话（言论）而不是写作，我毕竟属于有话要说的人。最后是小说，只要有时间就会写一点，对我来说，小说才是一种慢，我会慢慢地在小说中把自己的想法和个性体现出来。
4
在这个“文学大省”中还设有这样的一个叫“吉元文学奖”的奖项，可以把作家的吃喝拉撒以及出书全包下来，我以为这种奖项的创设真是对严肃作家的一种侮辱！设立这种奖项的人是把自己当成保姆了，而把作家当成了孩子，既然有人想当保姆，有人愿做孩子，那就让人家组成一个家庭吧！在一个自我幻觉中的“文学大省”（除了文学一无所有？），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荒唐事还会愈演愈烈不断发生，这里的作家有“福”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导演一切
媒体又开始煞有介事：张艺谋要拯救芭蕾艺术了！
一个人在所谓“功成名就”之后，就要在其它领域玩玩票：先是玩广告，接着玩歌剧，下来玩申奥，现在要玩芭蕾了。也许真实的景况只是一个人在“江郎才尽”之后所表现出的内虚：靠不断制造热闹或者哪儿热闹往哪儿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既有的声名。
在张艺谋疯狂玩票的另一端，是他老本行的每况愈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已经够丢人的了，但市场上不低的份额还能维持其外在的热闹。当张艺谋这样的导演除了票房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幸福时光》都拍成什么样了？就算把赵本山的经典小品直接搬到银幕上也不至于如此难看它在票房上的跌落是偶然的吗？这个电影是张艺谋拍的谁都知道；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网上选美谁都知道；男主角赵本山谁都知道，可大伙就是不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恐怕跟前两部片子给人的没有忘怀的上当感有关。过去的张艺谋拍电影像个拼命三郎，现在的张艺谋拍电影像个作秀大师；过去的张艺谋至少还像个艺术家，现在的张艺谋最多就像个投机家。哪有空子就想往里钻，对他来说早了点儿吧。
他还染上了一身的时代病，具体到他自身的病状便是：功夫在电影之外。外国人请他导演一台歌剧，他就以为自己已是无所不能导了。导了一台歌剧也是照样不懂歌剧，导了一台芭蕾也是照样不懂芭蕾事情荒诞至此，他却乐此不疲。先不提“术业有专攻”的古训，在他自己最宝贵的成功经验里就有摄影师出身而在电影语言的体悟上比别人更为独到这一条吧。而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违背着自己的这一条根本性经验，他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剧导演和芭蕾导演吗？除非他相信过去自己在电影方面的成功靠的就是“不学无术”！而从歌剧或是芭蕾方面出此动议的人士来讲，他们真的相信找来一个张艺谋就能振兴这个行业吗？现在连他自己的电影都没人看了，这仅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炒作惯性在作怪，而他们真正做出的是这样一件事找个名人来糟蹋！
我估计下一个来请张艺谋的该是中央电视台的那台春节晚会了，如果申奥成功也许他还会在七年后出任开幕式的总导演，那么再往后呢？他还将导演什么？导演一下我们大伙的人生与命运？这不是开玩笑，他对自己的导演早就开始了，所以他的人生真是戏味实足。在中国，我们的社会正在造就着这样一个狂人他将导演一切。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有关“大佑之夜”
多年以前我就曾在心里想像过罗大佑到内地来举办演唱会的情景，在我的想像中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场合，在并不喧哗的氛围中，罗大佑用心而且是精致地演绎并阐释着自己的经典作品，在一首歌到另一首歌之间，他会说上一些话，这些话应该说得像他写在磁带套封上的那些话那么精彩。那应该是一个普通而平静的晚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只发生在每个人的心里。我知道不光是我这样想，这样隐隐地期盼着。在两岸三地或粗鄙或浅陋的流行歌曲领域，像罗大佑这种有着“作家歌手”秉赋的人真是少到没有，更何况他的歌也确实和好几代人的成长有关。
可当这一天在人们一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降临，我却陷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不是我想像中的罗大佑的到来，这简直就是当年周润发初到上海，而罗大佑的性质属于“歌坛周润发”吗？在八万人体育场举办个人演唱会，让四国足球邀请赛给自个儿让路，在“盛况空前”方面他已经达到“之最”了吧？据说“佑迷”中中年人多，据说这些中年人大多身居主流社会而且经济收入颇丰，据说北京“佑迷”准备包机去上海看，据说能让记者也参与追星的也只有罗大佑。当我一下子听到了如此之多的“据说”之后，我忽然明白了：罗大佑是回来了，但这一切并不真实，演出的举办者是“佑迷”，他们以为这是巨大的商机因而赶紧行动；报刊媒体的娱记们是“佑迷”，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疯狂的炒作开始了。在八万人体育场里，有多少“佑迷”是被临时制造出来的。如果你告诉我是张学友、刘德华在哪儿演，歌迷都跟疯了似的，我相信；把罗大佑搁在哪儿的真实性，我只有怀疑。所以，八万人体育场不是罗大佑的荣誉，而是他乐于掉进去的陷阱，如果他不识陷阱真的以为自己很偶像的话，那就请他走上大街，问随便一个个少男少女，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名湖南卫视的记者所遭遇的，问到的“的哥”猛一回头：“罗大佑是谁？”
而真正的“佑迷”在过什么样的瘾呢？文化膨胀的80年代碰见了罗大佑，那时他们正值青春年少，那时还没有张学友、刘德华那路的可供他们选择，他们也是没法不喜欢。结果是文化环境、成长历程和欣赏流行歌曲这三件事搅在一起了。时间一晃，他们老去十岁，在给脸上抹了一把沧桑之后，肚子大了（啤酒喝的），腰也粗了（钱包鼓的），口气牛了（官给当的），头发少了（心思动的），小蜜有了（十年憋的），这时再听听罗大佑，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集体怀旧，集体在怀旧中自我感动，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狂欢节，中国内地中产阶级的狂欢节，这便是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大佑之夜”所发生的一切。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罗大佑来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假洋鬼子与民族主义
最近我老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目前中国，在各个领域稍微有些想法并希望真正有所建树的人，都将最终被逼迫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参与了一场诗歌界的论争，在这个论争中强调诗歌写作的本土化（不依附西方的价值体系）、原创性（不仿写西方的作品）、民间性（不以学会、学院作为存在的依托）的一方很快在西方汉学界得到了一顶“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令论争的另一方大为高兴，也令本方人士深感不安，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标准看来，所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愚昧的、落后的。有志于发展民族的艺术的人就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吗？
这是深存于诗歌界内部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一个观念和立场的大对峙，那在别的领域呢？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人提神的连续报道，就是有“国产手机领头羊”之称的TCL在武汉以其TCL9980掌上秀手机摆下擂台，公然向洋手机叫板的事。尽管是以他们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我对这个结果却并不怎么关心，我欣赏的是他们这种方式的极端性：“打擂”、“比武”，为什么要这样？是报上介绍的“国外品牌利用其强大的广告攻势、无所不及的销售渠道、推陈出新的机型、牵引市场的价格调整、与移动、连通的密切关系、长久的品牌积累，将国产手机残酷打压”的前提或者仅仅只是“由于宣传不够，消费者对国产手机了解有限，对国产手机的质量不放心”吗？也许从行业内部对工作中的所存问题与欠缺的总结是完全必要也是一定要做的，但更深层的问题却是存在于国民心中的：“本人一直不大相信国产手机。人家搞这个行当多少年？国产手机才搞多久？国产手机质量信不信得过？不仅本人这样想，我的朋友基本上都这么看。有心买国产手机，临到购买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洋货。”这是一位消费者的心声，真实的要命，代表的也是一种民族心理，这是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尽管它存在的状态有些模糊，但似乎是越模糊越可怕，一言以蔽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个假洋鬼子！所以，每一个有志于民族工业的人并不仅仅面临着如何将产品推销到国民中去的问题，还同时肩负着改造国民文化心态的使命，最简单的一种理解是自己的消费者要靠自己来培养。对从事民族工业的人来说，面临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竞争，这种不平等竟是来自我们国民的文化心态。所以，很多的事实莫过于如此：是我们的国民打败了我们的民族工业。
从诗歌论争到TCL打擂，从文化到企业，我们不难看出一种从内部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结构以及国民性的努力正在有识之士那里逐步展开，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希望所在，无法回避的一点是：不论是民族的艺术还是民族的工业，都不可能脱离现时期的民族文化心态和由此构成的一个大环境来发展，既然有志于此，那就所有的问题都得自己扛。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潜流涌动
这一回，我想撇开常规的那些，往深里看去。
有一些事发生了，但看似与诗歌无关；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但有心而有识者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看不见。
有时候想想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个坛子经常开会中国人的会又老是以研讨为主调的，研讨来研讨去却不见思想产生，中国诗坛会上思想的含金量已经严重低于诗人在网上的只言片语了。
我在此想说的事也正是发生在网上：那是雅典奥运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不就是多拿了几块金牌嘛！西方列强的舆论便一下子坐不住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读卖新闻》、《莫斯科新闻报》长期以来，这些媒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说成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也不为过吧？却是一派胡言，一堆小丑！像网上常有的那种嫉妒狂在发帖子。其中暗藏的一个逻辑是相当霸道而混帐的：中国人拿多了金牌就是有问题的，越拿的多就是越有问题。
几篇小丑之文被挂在了诗歌网上，便成了一块试金石，什么人说什么话。绝大多数庸众的反映可以他们自道的三个字予以概括“有道理”好一个“有道理”！谁的“道理”？西方政治正确文明正确的“道理”！廿年以来，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不断地接受这种道理，到今天像合格的毕业生那样在网上立场文明态度正确地说一句：“有道理”。个别真正的诗人则绝尘而去，怒不可遏，小题大做，指东打西，破口大骂！不过是在借奥运之事谈思想说诗歌，言词极端或高妙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比我较为低级，不过是从东洋拿回一把手术刀来割国民性的疮”。若干年前，有岭南青年才俊提出过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硬努着批判鲁迅的人群中能够提出个把有价值的问题就相当不错了）：为什么鲁迅只差一步成尼采？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没有疯明摆着他疯不了，因为本质上他是西方（包括东洋）文明的正确论者这样的人对大是大非那么有把握，他怎么疯得了？这是我所给出的更进一步的答案。
忽然想到：在中国的诗人中从来不乏制造思想的能力（哪怕它只产生于一个、两个、三个人中），这使中国诗歌的某一部分从未丧失过硬度与重量。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诗歌艺术的列车拒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无话可说硬要写出“诗”来的“散仙”，一种是在正确文明指导下用道理来写诗的人。前者利用思想并不直接等同艺术其中的转化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这两点来回避思想，拒绝承担，进而掩盖自己空空如也的头脑；后者则永不懂得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在与文明的错位中产生，照搬是最大的无能就这样，一代人被甩下去了，两代人被甩下去了，三代人被甩下去了……我已经有经验了：见到这些老的新的下车者，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不写了？这样的提问等于给了白痴耍个性的机会，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拿什么来写？！
就像列强们不喜欢中国的运动员多拿金牌一样，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诗人真的把诗写好：好也得像他们标准中的那个好法。很早以前，那个叫做斯蒂芬·欧文的美国教授早就开宗明义了，他一方面说北岛的诗让瑞典诗人想起了他们的“少作”，另一方面则口气地说：我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中国人就会接受。但好在不是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在朝着这个标准而去，不是为了让尔等看着舒服，在上个世纪末，于坚说：“中国新诗的前卫部分在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体、精神和尊严，它不再是意识形态、知识的外延部分，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学生。诗就是诗，创造、独立、清晰、光明。面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意识的普遍谄媚，它发出了决不媚俗的、来自汉语、来自中国大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和心灵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出现了，这声音使‘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新诗没有可怜地只是以‘博士论文’结束。”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我在《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为他击掌道：“好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这一年里于坚的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之鼓掌，那么我孤独的掌声证明的是我听觉的质量。如果这‘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诗人中只有于坚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为另外的一个人……”
结果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各自的《唐》和《长安行》。我永远难以忘记，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学朗诵我《唐》的表情时，一位当时作为主讲人的欧洲汉学家那副难过的表情，在此诗面前，他那来自西方的让他拿到博士和教授的知识不够了，文明培养给他的对诗的判断力在瞬间失效，他有着无法继续在中国人面前继续权威下去的痛苦……
“让中国的诗歌成为他们眼中一个秘密的系统！”不久前的旅途之中，我对另外一位诗人如是说。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格瓦拉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四月底棉棉挺着大肚子来西安签售，在本市雅人扎堆的恒河沙书店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那晚上本市著名的雅人基本都来了，一些发言令我难忘。
A激动不已地用双手搓着自己的大腿说：“这是诗啊！这是诗啊！反正这是诗！”他在盛赞棉棉小说《糖》，然后不做任何阐释，像是有意拒绝。这是一位来自80年代的老诗歌青年。
B指出棉棉小说发挥了身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的地缘优势，希望棉棉今后的作品能写得健康快乐些，让肚子里的小宝宝带给她健康快乐，最终从一棵文学幼树长成参天巨树。这是一位刚获提拔的文学官员。
C要求棉棉用一段话概括自己的这部《糖》，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保尔说的一段话，96个字，概括了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请你用一段话概括你的《糖》。”这是来自“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一位老者，他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