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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1）
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应该是由“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这两重构成的，这两重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一位诗人的存在。一旦平衡关系失去，他（她）的存在就会出现危机，最直观的例子是顾城和海子，作为“自然之子”的强和作为“文明之子”的弱导致了他们的悲剧。诗歌写作更需要天才（对比小说和散文），你在这个行业中浸泡越深便越会发现，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前文所列，我17岁的诗和顾城14岁的诗搁在一起比较，我应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白痴一个，还玩什么玩啊！但问题是什么是天才？一个人在14岁或17岁时所显示的才华才叫天才吗？没那么简单。14岁的顾城已经有了“文明之子”的那重身份（他已系统地读了洛尔迦、惠特曼、艾略特），而17岁的我几乎没有这一重身份（我甚至没读过北岛和顾城本人）。所以，天才不是“天生此才”，它是“文明之子”反复作用于“自然之子”的结果。我愿意和顾城去比双方都写于25岁时的诗，我更敢去比双方都写于30岁时的诗。这是我存在（写下去）的内心依据。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别人无法复制的 那部分才华这就叫“天才”。比如《结结巴巴》为什么是被我写出？既偶然又必然。与此同时，我也确实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我的语言飞翔感太差了！而我又对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心向往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金斯堡《嚎叫》、《美国》），这便构成了我写作时的一种痛苦，别人无法知道，你写不出你想要的那种效果。这可能缘于我思维的跳跃能力天生就差，也可能因为我的写作是更强调方向感的写作（语言过于集中的被推向某个方位）。正如才华不是绝对的天生，问题也不是绝对天生的问题，我相信它有终被克服的一日，我相信我作为“文明之子”的那一重仍会起作用。
无才不写诗。由于对自身（才华）的确信，而且没有丧失自省的冷静，我就没有去做职业的混子。本来事情是简单的，你写完你的东西就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它真是好东西那被人认识是迟早的问题。有时我也很虚无，因为看到最终决定一切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有一个铁规律：越晚被承认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我从自己作品的处境中也看到了某种迹象，它在短期之内想得到公认已无可能，那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呢？有一次，面对友人南嫫的称赞我回答说：“不论多少，我的作品给我的将来存了一笔钱。”虚无是一种轻松，它暗藏力量，也能为自己赢得专注。可我又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看到一批才华平庸者竟能仰仗混子的本事在所谓的“诗坛”上混成个人模狗样来，我就心里着急：一个诗人死了，一批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竟能从此变得重要起来；靠跟名诗人搞对话、做名诗人的小兄弟的混法竟然还能奏效；北京那个地方会和饭局像屎一样多，经常露面也能混出个名堂来；还有一种混法：互相吹捧，一块出名……而我在外省老实待着，孤身一人，只写不说，不是很被动吗？无异于自剁手脚的被动！如果想混，咱也不笨，秦巴子曾有微词曰：“过于精明”。往上走我也想通了，往下走我也想通了，明白了大道理还要当小混混，我的矛盾就在于我也是凡身肉胎并且欲望健全。有一年，台湾《秋水》诗刊组团来大陆庆祝他们创刊廿周年，有一站在西安，我应邀去了，这是一帮由妇女中的诗歌爱好者所组成的诗社……也许是那个场面真的刺激了我，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我把此事讲给我的一个朋友听，讲完后我总结说：“既然写了诗，我就不能允许我老的时候是这副样子。”朋友未作反应，像在沉思。朋友的太太心直口快，只笑我俗。第二年，朋友的太太刚去深圳就抛弃了我的朋友，转嫁一位老板，她也够俗的。谁笑谁啊，这年头。我是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业余混子的，先学会操作，再学会炒作，逮着机会，就让自己热闹一下。有了条件，就像我几年前指责于坚的那样：“频频窜向北京。”上个月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何小竹刚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北京诗人，这位北京诗人马上说：“认识，认识。老来，老来。”颇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也逗乐了。正是这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北京是大家的北京，谁都可以来。”他还说：“在外省就是需要折腾，但在北京不用。”北京诗人折腾得还少啊？！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那种北京人的口气。
给食指送奖是我炒作史上的得意之笔。我为什么得意？在这坏人居多的“诗坛”上，做善事也是要遭议论的。本来这是一件食指高兴（这是首要的）、老板（出钱者）愿意、杂志获益、结果给那段时间的“食指热”起到了增温作用反过来又促销了食指诗集（自费出版）的一件大好事。作为策划者我享受了它的完美无缺。但仍然遭致颇多的不良议论，他们认为我是在炒作自己，此事有助于我改变我的流氓形象我在事前想到了，但我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才来做这件事的。让我感到得意的是：坏人们在这件好事面前，有屁只能在裤裆里放。如果我这也叫“精明”，那还是“精明”一点好。
而在此我更愿意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在“盘峰论争”中的种种邪念、心机、算度、设计、策略、谋划以及招式、技巧。其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东西。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2）
1999年4月16日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口等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架要吵。那天下午，在平谷“盘峰会议”上，当王家新的发言《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结束之后，我知道必须参加战斗了，以战士的身份。我在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有针对王家新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那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发言而不像“吵架”。我真正的吵架姿态是在第二天下午针对唐晓渡的。唐晓渡的发言大大出乎了于坚的预料，于坚以为以唐晓渡的身份他会来一番“高屋建瓴”加“各打五十大板”。也许本来是想如此，但在于坚和我的发言之后，“知识分子”败局已定的态势也出乎他的预料。他是来替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翻盘的。当时于坚和唐晓渡僵在一句话上，作为本方“副将”，我只有挺身而出，这是“团队精神”。而从个人风格和表现欲来说，我愿意和对方“主将”会一会，我想别说唐晓渡，就是他们8个人（加上跑掉的西川）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事实也是如此。让人想不通的是唐晓渡！我想他是与“知识分子”有了阶级感情，于坚和我发言时，他为什么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
会开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了。过过嘴瘾、意气风发一下而已。以至于《北京文学》来组笔仗稿时，我表现得相当被动，我说：“就让他们先骂吧！他们在会上受了气。”于坚也很被动。反倒是受了邀请却没有到会的韩东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搞，一定要搞！”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就都写了。在这一轮对方主场的交战中，韩东一人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打击，他将“知识分子写作”命名为“读者写作”，将他们90年代的表现称之为“老诗人新成名”。也正是在这一轮中，唐晓渡留下了写给谢友顺的一封信，西川留下了他悔之晚矣的文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的战事中单挑程光炜和西渡，打击对象仍然是唐晓渡。打击对方主帅仍然是我的战略。让我感到不过瘾的是，唐晓渡始终不作正面回应。据一位知识分子诗人私下透露说，他们的战略是：“围攻于坚，不提伊沙”，目的是不让伊沙出名。80年代的老诗人总有一种错误的幻觉，以为他们比90年代的新诗人更有名，你以为你在这个“坛”上混得时间长就更有名吗？你们可以打听打听，伊沙骂唐晓渡、西川是借他们出名还是帮他们出名？我必须承认：他们知我甚深我在这儿兴致勃勃地搅来搅去不就是为了图个乐子出个风头成把俗名吗？也许西川君还是愿意成全我，他在文章中违反组织原则地提到了我，使我顺理成章地找到了下一个符合我战略的打击对象。西川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盘峰会议”上扮演“超人”又扮不彻底，会后忽变杀手，又杀不了人，还误伤自己。西川，我的文章也该你受着，你在拿我开刀的时候，我正在文章中写：“‘后朦胧诗’的集大成者（也是惟一的真正的个人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西川，已在文化的意义上略现‘大师’的征候。”不光是我，正被你开刀的于坚、徐江也在他们各自的论争文章中高度肯定了你的诗，我们都很傻B是不是？所以在道义上你也拿不到分数，本来你不是诗歌界的道德化身吗？
打击主将，点其死穴，激怒对手，拒绝学术八股，这便是我在此次论争中的战略方针。对于后两点，于坚等人与我有过分歧。但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激怒对手是为了逼其犯规，学术八股是他们一贯的方式，你用此跟他们玩就等于用糨糊桶砸在糨糊桶上。于坚不理西渡的挑衅是对的，他拎着一桶糨糊来你就不要理他。我的方式奏效了，他们（王家新、孙文波、唐晓渡）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版”上的文章真是丢尽了人（和西川一样），他们在恼羞成怒中出尽了洋相。“知识分子”是在这一轮宣告了它的失败的，它实际上是自败，是“一击即溃”（韩东语）。
有人说：这是世纪之争，是一场更大范围内文化分化的先兆。有人说：这是朦胧诗论争以来诗歌界最大的一次争论，是真正来自诗歌内部的争论。对“盘峰论争”的意义，我不是真的很关心，只是有时候问自己：在盘峰以及后来，我到底为什么而战？我骨子里的回答是：生存！我为自己诗的生存空间而战！为生存而战就是“圣战”。有人为争霸而战，有人为恩怨而战，我只为生存而战：程光炜那本《岁月的遗照》在“90年代诗歌”的名目下不收我，成了《北青报》的一条书评，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别人在会上评价了我，他要在会下和别人理论，已经不止一次了；吕德安作为评委之一推荐我为“刘丽安诗歌奖”候选人，同样作为评委之一的臧棣从中阻挠，奚密在北大讲到我，他要站起来跟人理论，也是目击者先我感到了奇怪；作为评论家的唐晓渡、陈超（可视为唐的影子）在他们的表扬稿、总结报告之类的文字中从来不提我的名字，不提就不提呗，也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说那是故意不提，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故意不提？尤其是陈超，他不仅是故意不提，他是想骂我，而且已经骂过了，没点名字罢了。作为诗人，我对批评家的逻辑是：你对我没觉悟，你就不权威，甚至不存在……
唉！我的眼里揉满了多少砂子，我的心里堆满了多少垃圾，我的人生充满了多少低级趣味！
我想：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诗送到山洞中去，可也得告诉别人那个山洞的方位啊……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我不必等到德望高众的时候才去写《随想录》，我可以随时随地蹲下来，点支烟，告诉你我是谁……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真正成立的“自我批判”首先应该对本人有用，它对本人来讲，应该是一个手册性质的东西，没事拿出来翻翻，我应该努力做到……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一切都已注定了！我怀着目的，带着强烈的冲动，开始了一场新的“文化表演” ……心志不高智商有限人格卑微趣味低下的贱人啊，你拦他不住，这25000字的裸奔。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青年的诅咒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老”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字眼：“你老了”就跟“你死了”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老”意味着此人将重返蒙昧、荒唐和不可理喻。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曾目睹过一些老人因为晚年的出言不慎而导致自己声誉受损的（比如艾青对朦胧诗的批判带给自己的那些）；也看到了因对年轻人及新生事物一以贯之的推崇（哪怕理解得很不到位）而博取了超出自己实际成就声誉的。“老”真变成了一种不好把握的神秘玩意，我曾在口头上表达过这样一种说法：要提前给自己定好法律，60岁以后不要再对年轻人和新生事物说三道四。甚至我还无比真诚的在一首最终没有成章的诗中写道：“老人的美德就是闭嘴/与年轻人刀枪相见”也许我在此处应该为年轻人注明：所谓“刀枪”指的是作品。
今天我还在远离60岁的地方，也还没有开始执行那套法律，我还保持着对年轻人及其作品说三道四的权利，我当然知道要以鼓励为主并对有价值的作品才发表看法的常识，所以我对青年的发言还是以“颂歌体”为主，也就是说从外表上看我还不至于被人当作老朽昏聩。我在35岁这一年在所谓的“诗歌江湖”上遭到一小撮青年的伏击是因为在网上对一位并不年轻的诗人说了几句无所谓对错的鼓励的话，就事论事本来也论不出个什么来，但有意思的是由此唤起的来自更大范围的敌意、仇视、诋毁和诅咒。年轻人诅咒老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死，这些“年轻人”比我这个“老人”其实小不了几岁，可这在中国人看来十分晦气的内容却让我给摊上了，联想起一年前有人在“衡山诗会”上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在网上发布我的“死讯”善意的恶作剧，在这个说得过去的幌子底下，在某些当事者的潜意识里，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吗？他们在诗歌写作方面可是太缺乏这样的大胆创新了！
为什么是我？是一种偶然吗？是我的仇人多吗？不，不！咒我死者都是我过去名义上的朋友，这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有人挡了他们的道，那比我个大的挡道者大有人在，为什么要咒我？现在这些年轻人也看出我的一个毛病叫做“自恋”，好在这毛病朝内揭示的真相是让他们寝食难安的：谁过去作品的影响挥之不去，在今天仍然产生着极大的效能？谁在今天现在进行时的作品层出不穷，仍然保持着鲜活之力，符合继而超越了他们所谓的“年轻”、“先锋”、“前卫”、“牛逼”？所以我说他们恶毒的诅咒是在助长我骄傲自满的情绪啊！
我不知现在的青年是怎么了？他们那么轻信舆论造势的力量：“搞”某人或者“抬”某人。就是不敢面对那最根本的东西。如今随着网络的出现，连编辑（那可能的“黑哨”）都被消灭了，你可以到网上去尽情展示你写作的原生态不再是“代表作”、“诗选”式的，而是你写作完整的原始风貌，甚至是你这个具体存在的人现在我无比陶醉的正是这样的自由、公平、竞争，当青年的诅咒声从四面传来。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提名感言
多少有那么点意外，因为心存对某类根深蒂固的评奖模式的由衷敬畏：就好像“年度诗人”、“最佳诗人”只能在“三好诗人”、“德育诗人”、“诗坛好好先生”中产生似的所以认定这类事情是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
在我名下列出的作品倒是让我想较那么一下真我也只能跟自己较真：我在2003年内不只出版了《我的英雄》（河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伊沙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伊沙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总共三部诗集。另外，发表方面值得一提的有我5000余行的长诗《唐》，在一年之内被《中国诗人》、《作家》、《大家》、《诗刊》、《星星》、《诗选刊》、《敦煌》、《诗参考》等刊选载，《唐》的单行本也将在今年出版。
这在2003年度的所谓“诗坛”之上，也算是一个可以说道的“现象”了吧？尽管如此，我也深知自个儿没戏。原因自明：你人缘不好（在读者中好不算好），形象不具道德的力量而且反之，还有最致命的：从文本上说，你是任何传统审美（哪怕它打着一个“先锋”的旗号）眼中天然的陌生人生成这样，就没办法啦！
自找台阶顺腿而下是明智的，也是快乐的！真的，就算我牢骚满腹也早已越过了那一层：认为给了我的世界才是公道的，反之则不公。
顺祝大赛圆满成功！坚持办下去！我还不知道是谁提名了我，但心存感激。谢谢了！你或者你们是那看见了一切并深知的人。
请原谅，这个“提名感言”弄得跟“得奖感言”似的，因为你也就这点可以露脸的机会啦，哈哈哈哈！好了，下面的话是很正经的
有的人一生都在等待着别人给他授奖，有的人则天天都在给自己发奖就像孩子取出储蓄罐里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