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馑嫉模私ü簿豢赡艿毖 笆蟆备豢赡芪涣型访褐诘娜の队惺焙虮任娜烁ゴ俊Ｋ潜硐殖龅挠廾烈彩悄腿搜拔兜摹１热缢翟�1999年，各种“百强”、“百优”之类的世纪评选层出不穷，其中只有群众选出的“十大”是有点意思的，在群众的眼里，琼瑶、金庸、三毛是可以和鲁迅列在一起的，贾平凹、王朔的当选也就没了光荣感可言，相反倒是鲁迅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显得不对劲，那是群众的自卑和矫情造成的。现在，我面对《视点》推出的这个“十大”，连琢磨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明知这是两个自由撰稿人自以为内行的小算盘。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得奖何必如此
鲁迅文学奖来自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创设、举办、评审和颁发，给人的感觉是“国家文学奖”。至于这项文学奖有无权威性，我想这本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至少在我个人眼中它是截然没有的，中国特色的大锅饭式的获奖和各个领域评奖时普遍存在的专业标准的缺失，使这项评奖的权威性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起来。而这项文学奖在深具民间传统的诗歌领域所遇到的抵触情绪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这便是当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一公布，身在“先锋诗”这个大范畴内的诗人西川赫然在目在业内引起一片哗然的原因。
我在几家诗歌网站上亲睹并亲历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网友提供了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细则，大家了解到想获此奖的话必先有本人向当地作家协会提交的申请也就是说是先有西川的申请才可能后有西川的获奖，于是众人便对西川的申请表示了严重的不解和不满。这时候，《西川的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清平站出来说：西川参选鲁迅文学奖的事是在西川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他一手经办的。于是网上一片大哗。又有网友发言说：西川应该拒绝这个奖。当时我想西川会的，他有这个拒绝意识。前两年《诗刊》搞过一个嫌疑多多的面向读者的评选，评选结果出来之后西川就公开向媒体表示了对这项“荣誉”的拒绝。可是不久以后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西川了确实是我多次亲见过的那个人，必恭必敬地站在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的行列中，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接受颁奖。一个“先锋”诗人，因为自己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业绩，获得了以鲁迅冠名的“国家文学奖”，得了也就得了，他没有打算拒绝的话就该视之为自己的“光荣”并“欣然接受”，本来也是如此嘛！可是很快我又看到了西川在一次诗会上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如下这番话：“得奖前中国作协曾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我想自己如果不要，以后先锋诗就别想获奖了，再说对责编送评也不好得罪，所以我只有委屈自己牺牲一回……为了整个先锋诗歌，为了国内外的安定团结，我就只好接受。”
呜呼！前两天我还和诗人于坚在电话中议论“盘峰论争”以后“知识分子诗人”集体变傻智力急剧下降的问题，现在他们又送上了更为新鲜有力的佐证。于坚说：他们过去就这么傻，从来都这么傻。我想于坚说出了问题的症结。“盘峰论争”是不是像他们说的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权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正是在“盘峰”以后的崇尚人性崇尚个人的鲜活语境中，他们开始了集体性白痴般的胡言乱语当“半神”（实为“半仙”）不得不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梦呓者被拍醒不得不“说人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口吐白沫的德性。尔等骨子里的那老一套俗，我就不说了吧，因为这逼我非得说出一套相应的大俗话。反正西川已经为我们“牺牲一回”，至于是不是搞定了“国内外的安定团结”，容我再观察一阵子。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作家是干吗用的
上海有个陆幼青，因在网上发布了他的《死亡日记》而被人们谈论。一个人因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医生甚至还宣布了他大致的行期，这时候他想到要为自己的女儿留下一份礼物，于是就选择每天写点什么，这便是《死亡日记》的来历。
敏感的湖南卫视没有放过这件事，也使我们得以在电视机前见到这位陆幼青，听听一个将死的人来谈谈死亡的话题。这个节目未免有点太酷了，但我们不能责怪湖南卫视，作为电视人他们的工作很不错。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才得以直观地面对这一切。很多次，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想换掉频道，那是我感到了心脏的负荷，后来我告诉自己就是难以承受也必须撑下去。于是，我就完整地目击了陆幼青用他已经明显受损的嗓子艰难地讲述着他初次听到死亡宣判的心理，他放弃治疗的用意和考虑，他的极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出游和置身人间美景中的心情，他对安乐死的顾忌，他对死亡的最后一丝恐惧他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痛苦。他说他希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时，有亲人陪伴在身边并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他的痛苦被减至最小的限度，让他平静地死去。他那么坦然那么平静地谈论这一切的样子令我震撼，让我感到人的尊严，当他在某一个话题上感到自己情绪就要失控时，他冲镜头做了一个篮球场上的暂停手势，他真是太大拇指（请原谅我感到许多形容词的失效）了！
我在这一系列的镜头中看到了他的美丽妻子，我想陆幼青这一生有一千条心满意足的理由那最重的一条也应属于她；主持人马东的表现也是令人称道的。如果这个节目只是有这些人构成的话（对了！还有那些表现真切的现场观众），那它几乎就是完美的。可是，我却看到了两个作家：作为现场嘉宾的台湾作家林清玄和在采访资料片中出现的北京女作家毕淑敏。林清玄坐在现场是为了谈出他对死亡的那点可怜的中学生式的感悟来引发大家思考的，他带给我的是浅薄，令人不堪的浅薄！你以为说点“佛心”说点“关爱”之类的破词儿就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吗？好玩的是，面对这个话题面对那个普普通通的陆幼青，他自始至终面带怯意。没活到那个份儿上你就不要站出来。采访资料片中坐在陆幼青身边的毕淑敏是来阐释死亡的，我只知道她写过一本有关戒毒的小说，什么时候她对死亡也有了自己独到的研究？她说身患绝症的病人面对死亡的心态会经历四个阶段，然后用此理论帮助陆幼青分析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她是死亡辅导员吗？目睹这一男一女在镜头前的表演，我忽然想问作家活在人间究竟是干吗用的？他们就是在别人快死的时候坐在一旁借题发挥的人吗？他们真的愚蠢到以为自己在死亡面前也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优越感吗？他们装的像一个个死亡的过来人一样讲述死亡启迪生者，在这个极端的现场我看到最不真实最不洁净的两个人，都是作家。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文明的骗局
好在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不论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高行健还是获得了奥斯卡十项提名的李安，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恐怕就是现今对比于过去时代的幸福感，对我们这些读者而言。不必等到事物已经戴上了光环，当事物还是它自身的时候哦哦，这大概就是这种幸福的根源！
忽然觉得有人是在开玩笑，在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内容与形式在耍我们，那人是谁呢？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感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若干年前我们噩梦醒来是早晨，若干年前我们幼稚地以为黑暗只在我们的大地上存在而世界无错真理的标准一直掌握在世界的手中。我们走进文明在它的内部学习真理的标准，若干年后，这种真理的标准将我们武装起来了，站在世界面前，我们像“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秩序并已进入了秩序而这正是一切产生的前提。
那部小说那部成为那个作家最大的获奖依据的小说将我们所有的期待拉回到《芙蓉镇》时代（甚至还不如），这是在奖励我们的文学呢还是在奖励我们的其它？我们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而这是“看”的结果，我们要自己去看，只有自己去看才能看到全部的真实，而这又是什么样的真实？“灵山。”“什么？”“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有什么古迹？”“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有原始森林。”“还有野人？”“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我对活人更有兴趣。”如果上述对话是出自我手，我会在修改的时候红着脸把它立刻删掉统统删掉，原因还用说吗？也太学生腔太文学青年一点了吧？这样的作品使它的作者获奖，受到侮辱的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就是再不开化也已摆脱了这种层次吧？那么中国电影呢？由《卧虎藏龙》来实现奥斯卡评奖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没错，李安的确是位优秀的导演，也是华人电影人中的佼佼者，正因如此你看上他的这一部实在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如果奥斯卡（包括金球奖）的评委非得等到一部武侠片才对中国电影网开一面的话，他们真不必等到李安，徐克不是更为精彩吗？而在若干年前，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因为请了徐克做评委而引起各方媒体的争议……这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所谓“文明”的面前我们真是不开化的吗？我们是否堕入了这样一个古怪而且荒诞的圈套在争做文明人的同时成为了一群文明的白痴？！
若干年前一穷二白的我们（野蛮人？）面对文明产生的情结终于到了被终结的一日，而终结者正是这种文明标准的持有者或者说是文明本身这是一个必然的循环吗？一个典型的“中国的循环”？所幸它已到了被终止的一日。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张艺谋是“大师”吗
在北京的饭局上，有人提到“大师”一词。在有文人墨客扎堆的地方，这个词的出现率就不会是低的。但有人提到了张艺谋。
在“大师”的名目下提到张艺谋，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张艺谋是“大师”吗？我们有“大师”吗？
我想谈的是关于“大师”的标准问题，是中国人对所谓“大师”在理解上所存在的误区。
我也是刚刚看过张的新作《我的父亲母亲》。我也曾陶醉于他田园牧歌般纯美的意境之中。我也曾陷入了这样的感叹：散文诗的风格他也能玩一手啊！
从《一个都不能少》到《我的父亲母亲》，这中间的反差使张艺谋看起来很像个“大师”。
但也只是“像个大师”而已。中国人的理解是：什么活儿都能干，就是“大师”。
中国人对所谓“大师”的理解还停留在评选“先进工作者”甚至“三好学生”的层次上，而张艺谋正是这样的“先进工作者”和“三好学生”。
仅仅把活儿干好就是所谓“大师”吗？我在你的作品中没有看到你的灵魂，没有看到你独立的思想和成熟的世界观。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出了一个秘密：张艺谋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最后一个读者。他一直在别人的小说中寻找他要拍的电影，他想表现的东西不在他的灵魂中，他不是真正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只是借助于别人的话所激起的灵感来打造自己的活计。
这是一种从读后感开始的创造。这样的创造不是真正的创造而是转换。也就是说，他不过是把别人的文字转换成声像的一名翻译罢了。
所以，这样的导演。他的每部作品都是孤立存在的，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谈及过：“风格善变的诗人要么天生具有戏子的品格（诗歌创作中最要命的一种“品格”），要么就是彻底的不成熟。庞德所说的‘日日新’要慎解。”换了导演也一样。
张艺谋式的风格善变缘于一种非常低级的构成方式，那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如果这也算“大师”，那么就是我们对“大师”做了“匠人”的理解。张艺谋至多是名能工巧匠。
张艺谋如此。陈凯歌如此。姜文亦如此。中国电影没有“大师”，只有“匠人”。
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看看伯格曼，看看法斯宾德，看看黑泽明。他们一生的作品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一个系统。他们是真正的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声音（电影）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大佑来兮
罗大佑在内地的巡回演唱到了西安，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已构不成什么“新闻”了，但于我个人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因为我注定不属于包机飞赴京沪两地的那部分人，只是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才会去看当然也不是无条件地去看，印象中他在京沪演唱时票价被炒得邪乎，所以他来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上限：三百元以内我就掏钱，多一分就是罗大佑不讲理了。不是我承受不起，是我以为罗大佑应该讲点道理。
身为出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并在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罗大佑情结深重是正常的，亦是健康的。我比大数人多一点或者说早一点的是：大概在十多年前，由于一个偶然获得的私人渠道，我得到了数盒罗大佑在台发行的原版磁带，其中一盒《青春舞曲》就是他的现场演唱会录音，那可真是个现场录音制作的经典当年，我用随身听反复听着这盒带子，想着有一天他若是到大陆来搞演唱会的话，我一定要出现在现场。对这想起来十分遥远的一天，他等了很久，我也等了很久，久到这个演唱会情结已经有点淡忘了。
火热的夏天过去，大佑说来就来。从宣传的角度来讲，他在走了数个城市之后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点新意，他在一封致西安歌迷的信中说：“西安是龙的心”、“大雅之内，国风于是而至”大佑寥寥数百字就盖住了余秋雨的等腰之著，他在歌词之外的语言风采我在他歌带套封的自白中早有领教，一点也不奇怪。而他在说话中掩饰不住的“长安情结”也真实得让我喜欢。那一晚，我终于见到了这个“芳龄47”的不老男人，他的嗓音比歌带中更为沙哑、苍劲并富于穿透力，他在现场演绎的音乐也比歌带中更具完整性与辉煌感，预料之外的一点收获是：望着台上迷狂在音乐中的这只“老猴子”，我有一种生命被证实了一下的感觉我那愈老愈疯的让下一代失望的生命。
那一晚我没有激动，更没有疯狂，身边有我的同代男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正如京沪演出报道中所写的那样：高举手机，让远方的人儿（初恋？昔日恋人？远方情人？）与自己重温那些有大佑相伴的时日。我没有，也不需要，甚至发现让那与其相关的青春场景与人文情怀回到这一晚也是无趣的、徒劳的。我是一个只爱现在的人，一个既没有怀旧的情调又对“更美好”的“明天”不抱幻想的人，坐在罗大佑的演出现场就是一个自讨没趣的人。是大佑来得太晚，还是我对所谓“青春”的背叛太早？我有时间，让我好好玩味一下自己的错位感。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不该如此乖戾
也许只是到了此事已成“旧闻”的现在，我才愿意谈论它。我并不想骂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在说一种现象。
听到刘晓庆被抓的当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抓了也就抓了吧，与我何干？最近以来，我从多方面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不年轻的最大标志就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便再不关心，再不过问。忽然有一天，一位凡事必要纠我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开门见山地问我面对此事的心情问题提得如此正式，我也就顺手揭开麻木的外衣，颇为理性地总结了自己心情的本质，我说：“我难过”。
那些日子我一直深陷在人群之中，那是因为我一直呆在一个本行业的会议上，惊闻刘晓庆被捕正是在去兵马俑参观的大客上，谁说我的同胞是麻木的？至少我的这些同行就表现得十分热烈，这个消息显然使他们兴奋起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顿时弥漫全车。从那时至今，我见到的每一个谈起此事的人都跟吃了谁家的喜糖似的，连一个略表同情的人都没有也许正是周围弥漫的这种氛围唤起了我麻木深处的难过。
刘晓庆是谁？大伙的同仇敌忾真让我糊涂了：她是个罪大恶极的大坏蛋现在终于被纠出来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影星现在犯了法倒了霉，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在群众实际上都是她的观众那里引发的情绪就不该是这么单调的。
谁最该为她难过？我想应该是她的那些死心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