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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本身便是一种快乐，你获得了自由的生活，便不要在乎平常人的快乐了。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讲理了，不会将非主流人士送上十字架，以火焚之。众叛亲离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被骂作“流氓”、神经病，不正是一种褒奖吗？
选择了一种叛逆的人生，便注定孤苦，也注定了另一种幸福。
（北京话题之七）侃爷与“侃文化”
北京的侃爷是一种危险。
作为旅行者在北京参与聚会的时候，我便遇到过一些侃爷。这是一种极易被误归于大师行列的人。他们在客厅里或在餐桌上谈论某一领域，旁征博引，才华横溢，出语惊人。即使是博识的人，往往也会听到目瞪口呆，我更是愧疚于自己的才疏学浅，忙着回家苦心读书去了。
待迁居北京之后，即使深居简出的我，也更多地遇到一些北京侃爷。一次聚会，如果没有侃爷出场，便显得冷清。侃爷之多，出人意料。
由旅行者的隔岸观火，到居于同一城市的雾里看花，北京侃爷的另一个特点便显示出来：眼高手低，指点江山的时候让人误以为大师出世，但到让其自己做点事情，又出手拙劣。侃哲学的，自己却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更不要说专著；侃电影的，编导出的只是末流的肥皂剧；侃文学的，一篇千把字的散文也弄得艰涩；至于专侃人类精神建设的，却全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的小本生意，侃便成为一种精神自慰，告诉自己和他人：“我毕竟曾是个玩文化的。”
侃爷们最需要的是听众，他们热衷于聚会，人多的地方是他们的乐园，其个体价值得以发扬的场所。
我于是视侃为半瓶醋的浅薄的小知识分子的抖书袋、自我炫耀，不足挂齿的。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侃爷们的侃已逐渐演绎成一种时尚的“侃文化”。
侃文化中，许多肚子里有真货的人也加入侃的行列，不侃的人已经很少了。侃成为一种风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像艾滋病一样蔓延开来。快餐式的侃文化以各种方式受到推崇，其毒害之深，以我所处的圈子所能见到的，莫过于对学者与学术的侵扰。至于大众传媒，本身便以侃为乐事，我们自然无权责怪其普遍缺少思想与责任。
至少在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判断标准：真正能干的，往往不屑于说。但是，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里，酒好也怕巷子深，传统的美德标准都面临重建。今天世界的运行规则，以钞票和商品流通的法则为法则，侃作为一种广告，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对其表示尊重。
理想主义者痛心疾首：人类需要的，是行动者，而不是说话者。但说话者的魅力远大于行动者。行动者的价值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被察知和认可，而说话者以音速将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完成着名利的搏取。
几乎被这个时代公认的一条定理是：真正的智者，是既能说又能干的。只干不说与只说不干，都陈腐了。于是，侃爷的技术便有发扬光大的可能，虽然需要必要的嫁接。
阿德勒也好，霍妮也罢，谈论人生的追求，均强调了对优越感、光荣感的获取。人们于是有理由担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侃中获得优越感与光荣感，是否还会脚踏实地去治学。这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侃毕竟侃不出真正的成果，便也无法获得经济利益与功名，只有小侃爷才会满足于此。
只能侃不能干的侃爷是小侃，又能侃又能干的侃爷是大侃；沙龙里的侃爷是学徒工，善于利用传媒的侃爷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任何一个深受古典人文精神影响的学者，都难免为承认这一时代特色而感到痛苦，学者一向是最排斥侃的，蔑视鼓噪。但是，我们今天又能找到几个远离时尚的学者呢？那样的学者已经被时尚封到禁宫里了。是时尚杀害了学者，还是学者抗不住时尚的诱惑，亦或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时尚”的学术？确实难以做出孰是孰非的简单评定。学者参与侃爷阵营，取悦传媒，归根到底是取悦流行文化。
于是真正的危险昭然若揭了：当我们承认“说”的重要后，“干”是否会因此大打折扣，我们将支出多少本应属于“干”的精力去“说”，或者，我们是否会为了更便于“说”，能够更好地“说”，而使我们的“干”有所取向与偏转？翻一翻近年流行的一些学者的著述，少见学者应有的个人独立思考与见地，堆砌足以在大众中走红的文字，其取悦流行文化的走势已令人十分痛心了。当学术著作成为畅销读物的时候，学者往往已经死了。
我们热衷于引进的一些所谓西方学术著作，是否真是那边的人类精神精品呢，亦或仅仅是一种更早成熟了的侃文化下的产物，稍读过几本真正学术著作的人心里都会有数。这亦难怪，侃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出版家们，自然会对同道投以青睐了。
侃文化的特点，注定只能是浅薄。
再过一百年，在人这一物种中是否还能找到真正的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哪里有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呢？人文科学的未来，真是想都不敢想了。
又想到我自己写作的书，其中绝大多数不也是在取悦流行文化吗？如此看来，上面这一千多字，不正是一种侃吗？一方面在流行中贩卖着自己，另一方面又以这篇关于侃的文字炫耀着自己一息尚存的精神追求，我不正是典型的时代病患者吗？
侃成为文化之际，有多少人能逃脱其网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侃！
（北京话题之八）隐居郊区
母亲到我位于北京郊外新购的居所，只住了两天，连六十多岁的老人也耐不住寂寞了。“荒郊野地，没有电话，没有邻居，与世隔绝！”她第三天便回了天津。
我从窗户向外看，如果能同时看到两个以上的人影，便算得繁华。通常所见，只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偶尔赶着羊群经过的农民。春天，农民们在田地里施了粪肥，早晨开窗的时候，便会有混杂着土地香气的粪味，飘到我的房间里。
这确实是一套宽大的居室，我称之为小康加享受型的。四室两厅的复式建筑，连阳台、露台算在一起，150多平方米。
这样的住宅，如果是在城里，注定永远与我这样的小文人无缘。而在郊区，用了在城里连一套一居室都买不下来的价钱，便到手了。
因为是新建的小区，住户寥寥，所以一直未通电话，曾使我深感不便。久了，却体会到许多优点。有电话的时候，电话随时都会打进来，不论你是否想接这个人的电话，也不论你正在做着什么，电话铃声十分霸道，仿佛有权利随时将另一个人塞进你的生活。而乡下没有电话的时光，可以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时候，找个公用电话回复那些必需回复的传呼。
电话带来的感觉便成为郊区生活的缩影或寓言，远离人群，但又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与他人进行沟通。
两年前系统地读了一批哲学家的传记，很喜欢笛卡尔的那种隐居生活。幻想自己也有那样一处与世隔绝的居所，沉入无干扰的思想之中。但又清楚，信息时代的隐居者，绝不可能像几个世纪之前的思想者那样进行完全封闭的思考。我们今天所有的新思想，都是在人类日新月异的智慧成果之外延伸。即使是伟大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在今天的世界中恐怕也难以仅在自己郊外的那座荒园里便产生传世的洋洋十卷《昆虫记》了。绝对的闭门锁居，思考的成果注定落后。
而我今天的郊区生活，是最典范的现代隐居者的生活。与外面繁华的世界很远又很近，远到探访者需要格外的勇气，近到只需要一个小时便可以进入中国的文化大都市。每个星期一，我会搭上郊区公共汽车，进城。所有的外界交往，都安排在这一天。其余时间，躲在郊外的大房子里，看书、玄想、写作。人届三十，我终于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与文化都市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融入其间，但更多地离群索居，享受着乡村的纯净空气与静谧时光。
住在郊区，与夜生活无缘了，好在这并非我的向往，在过去三十年的人生中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夜生活”；住在郊区，少了许多见朋友、参加各类活动的机会，而我一向是喜欢独处，极少参与聚会的。隐居地区，对我而言并不较城里的生活多了哪些改变或不便。
郊区的生活实则是一种生命状态，需要安然怡静的心态。单纯地理意义上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隐居。而真的隐居者，不一定需要郊区的地理位置，有了郊区的地理位置，不一定能做到远离嘈杂。想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虽处闹市，实则是在一点点远离繁华的，有了这积淀，才可以进入今天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隐居。
空间意义上的郊区，变成精神生活的远离浮躁与时尚，便也赋予郊区生活某种文化意义，用时髦的词汇，是“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方式。
住在郊区是一种场，可以不被嘈杂的世界所诱惑，在古典的心境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此时，我会觉得自己距离古人很近，虽然用着386电脑和抽水马桶。
每周进城的日子，我完全融入繁杂之中，但当坐着巴士从城里回来时，将城市抛在身后，也将现代生活抛在身后。迈进居室的瞬间，便完全换成一种隐居的心态了。
三十岁生日那天，定做已久的宽大的写字台送来了，于是，我终于完全实现了关于书房的多年的梦想：直通屋顶的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将近两米长的特大字台，铺满房间的、随时可以躺在上面小憩的地毯，以及书房外面二十多平方米的露台，可做延伸了的散步与休闲。
郊区的住宅还适合修养精神的创伤与苦痛。时时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孤独，而退回乡下，便也逃入了港湾。有满室的藏书，有永远的爱人，作为一个深知生命脆弱与无奈的个体，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贪求呢？
在这个一切都快起来的时代，我们的精神需要一些疗养。
乡村的时光，流淌得似乎都慢了。
第二编 生命寻找位置
在天津生活的时候，也反复地考虑过一生工作的方向问题，但到北京后，才对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位置本身的意义有深刻的领悟。
北京是个精英集聚的城市，想有一种真正成功的人生，你就必须选准属于自己的座标。你在这个座标上将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做出最大的成绩。但这仅是通常大众都会去寻找的位置，而更深刻的位置意义则在于，这座标是惟你独有的，只属于你自己的，而不应该是重复别人的。你做这件事情，比任何人做都更适合。
寻找独特位置对于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获取名誉、地位，甚至成功。确实常见为了名利找“冷门”、“偏门”的人士，但如果只为个人的利益，没有一种对个体生命与人类整体命运的忧患，哪里是能够放弃生活的众多乐趣，投入全部的身心，从而取得真正的大成就呢？
寻找位置的价值在于：你这一生是否活得有自己的意义，是否空走一趟，是否在重复、复制别人。至少，这种人生的独特意义感支配着我的全部生活。否则，我知道自己将毁灭于对死亡的恐惧。
我需要赋给自己的人生以意义，这意义将是：我做了这份事情，这是只有我能为现在的社会与未来的人类做的。我应该自信：我所选择的工作将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且可以做得相当好。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份自信与向往，哪里还能真的做成呢？又哪里还能获得生命的独特意义呢？又哪里能够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无愧无憾呢？
但人们往往会发现，所有的位置都让别人占满了，你似乎已经无事可做了。
同样是做学问。人类在智慧的田园耕作到今天，已经没有容个人栽种大树的土地了，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在前辈大师的大树上发展自己了。而个人一生的努力，在这个信息的时代里也不再可能成为一棵大枝，甚至不可能成为大枝上的小枝，更甚于，如果你能够为自己所投入的某个学术领域，倾终生精力而增加一枚叶子，你便已经是天才、大师了。但往往是，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一点养分，或者叶子的一个植物细胞。这是人类的幸运，却是学者个人的不幸。谁让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呢？
巴尔扎克那样的大师不可能有了，弗洛伊德也不可能有了，即使有爱迪生、爱因斯坦的克隆人传世，也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了。这不是个体的问题，社会已经进入到整体大步前进的阶段。
这绝对是一件相当令人痛苦的事情。
一个将生命意义视为对人类有独到贡献的人，更将为此痛苦不堪。
另一层更大的痛苦则是，人到三十，我渐渐看清自己潜能的局限，难以再生活于自恋的氛围中，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并未受天地的特别惠顾。
十六七岁的时候，告诉自己一定要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大师；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梦想着获诺贝尔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告诉自己至少要被写进中国的精装史。到了三十岁，已经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钱了，虽然还会不断努力，但也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于是便想，这一生就认认真真地作一个中国的小作家吧，只是，要做得有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自己独特的位置与独特的贡献。
自幼痴迷文学，现在清楚，以自己的性情与心绪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了；近年对学术推崇与着迷，又使我曾怀过一个学者的梦想。但是，知道以自己的年龄，和自己的底子，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大学者了。继续写作驾轻就熟的纪实？可能会有一些名利，但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也无法彻底施展自己的才能。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也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孔夫子的一句“三十而立”，使中国男人背上了一个西洋人不必背的心理包袱，三十岁前后出现心理问题的男性患者增多，我也做过到处找朋友倾诉以寻求解脱的事情。
与一位作学问的朋友谈自己的苦恼，朋友说，你不是一直在做着一件独特的事情吗？通过作品对大众进行两性新观念的引导，嫁接学术与大众？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作家，而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了。不久又接到一位学者的信：中国最缺少学者型的作家，你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意义的。
于是开朗了许多。我对学术成果多领域、多学科的涉猎，加上通俗写作的基础，二者的结合，不正可以为最广大的读者展开一扇新的窗户吗？
找到自己的位置后，仍然时常感到不满意，特别是看着前辈大师们的精彩著作，怎能不幻想自己也写出这样一本呢？但又一想，自己只有现在这点能力，孙犁先生曾说，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买卖吧。
写了大量两性问题的文章，几乎每天都会有读者来信，看到许多人因为读自己的文字而走出困境，获得一种更自由、更本真、更自然的人生状态，便很欣慰，这也许就是我此生的位置了：帮一些现世的读者。
有时又想，如果真能帮一个人摆脱文化的重扼，获得本真的人生，岂不是相当于超度了这个人吗？这样一个个超度下去，岂不是积了很大的德吗？此生积德太多，来生成为大师，被写进人类的精装史，也未尝可知呢。
寻找位置，归根到底是在寻找意义。获得了意义的人生，也许会淡漠死亡。
因为有死亡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想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
（北京话题之十）自由的人
第二次失业，我称自己为“下岗男士”。
屈指一算，在那家刊物竟做了17个月！虽然其间几次改变合作方式，由最初享受种种“保障”与福利的员工自愿改为每周去一天的兼职关系，但最后，连这松散的兼职也维持不下去了，又复归天马行空的自由人。北京是中国自由撰稿人最为集中的城市。
记得几年前，递印有“自由撰稿人”的名片给一位外国记者，他说，这是在中国接到的第二张注明“自由”的名片，第一张来自那个特殊的夏天，一位大学生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自由的人”。
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伊夫君曾说，我们都是野生动物，注定不能被圈养。他果然一再拒绝圈养。我没有他那样的写作收入，便不得不到野林子外面，享受一下动物保护主义者提供的食物。但是，如果要为之付出自由的代价，我是宁可挨饿的。
最渴望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我所认识的自由撰稿人，多为出类拔萃者，之所以选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