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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才刚刚懂得羞耻，与此同时，我看到母亲起身而去。17岁了，我第一次当即便意识到母亲在为我蒙耻！这件事，母亲未再提及，我自己却在很多年间一想起便痛苦。
知耻而后勇，我便格外用功。母亲为我找了第一份临时工，是在她工作的研究院一个实验室里，每隔20分钟记录一次仪器显示的各种化验数字。我曾在另一篇随笔里记录了自己那次打工的经历，仅仅因为不愿意浪费时间和同室其他人一起玩牌，而独自躲到屋角看书，使我很孤立。一个月后，实验室主任告诉我：“这个月活儿少，你先回家休息休息，有活儿我们再找你。”我和母亲都信以为真，但母亲不久便发现，实验室其他临时工仍每天上班，甚至还来了个新人。这一发现无疑使母亲极酸楚，她在研究院里是事事居于人先的。我虽知道上进了，却仍要让母亲蒙耻，我何时才能带给她些许的光荣呢？
那几年，母亲总是为我的未来发愁，我却不愁，无数次自信地对母亲讲：“你儿子会成为最好的作家。”虽然那时我连个豆腐块儿都没发表过。母亲似乎不相信我会成功，总是说：“你就是爱做梦。”或者说：“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母亲这样的表态曾令我产生“无人知我”的悲叹，当时竟不明白，天底下最相信自己儿子的便是母亲，只是，即使是再理想主义的母亲，看着已经成人的儿子整天呆在家里，那心态也是极艰难的，我甚至想像不出来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如何回答她的同事关于我的问询，她总不能对人家说“我的儿子将成为最好的作家”吧？
我真的没有理由不努力成为“最好的作家”，即使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
1995年，我的几本新书出版后引起关注。当我在一些城市签名售书，接受电视台、报纸的采访，到直播间做专题节目的时候，我知道，母亲可以相信，她的儿子走出了第一步。在武汉电台，我特意要了一盘直播节目的录音带，寄给母亲。母亲后来告诉我：“百听不厌。”我将自己的四种新书送给母亲，其中一本上的题字是：“也许，这些可以略微洗涮我加给您的耻辱。”
真的能够洗涮吗？
母亲后来的作法令我有些不舒服。据说家里一来人，她便拿出我的书给人家看。我觉得以母亲的层次，似乎不应该有这种炫耀。我对母亲说，真正有大志向、能成大事业的人，不会关心市井之众对自己的看法，他成就于心，自然不屑炫耀于外。更何况，我距离那“最好的作家”的自我要求还相差太远。但是，我的话未能使母亲改变作法。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从不把自己那本一百多万言的精装学术专著拿给别人看，我才恍悟，母亲哪里是在炫耀，所谓洗涮过去耻辱的解释也将亵渎伟大的母爱，她之所以那样，完全是基于一份自豪，这种因为儿女成功而产生的自豪远远超过了她自己成功时的快慰。
此时再想起当年让母亲蒙受的耻辱，便更加心痛。一棵小草，真是永远也无法偿太阳的恩泽于万一的。
不久前的一天，又羞愧地与母亲谈及那次家长会加给她羞辱，没想到她却很淡然了，甚至竟有些得意地说：“如果陈老师知道你的今天……”我终于冲淡了母亲心底的耻辱记忆，我为此感到一丝宽慰，但与此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再多的成功也不可能使母亲当年的痛楚化为乌有，已经发生过的，只能弥补却无法消除。我仍然是有罪的，这罪孽将伴我一生。
我理解了一位国际文学大奖获得者领奖时的致词，他说：“只有一个人会真正高兴，那就是我的母亲。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为了让母亲更多地感到光荣，我必须更加千百倍地努力，别无选择。
为钱所困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财迷是有口碑的。”当时我们正在电话里争论是否应该请某人吃饭以联络感情，我颇不情愿，于是朋友说了上面的话，弄得我脸红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口碑”是如何树立起来的，但想一想自己日常的作为，也就不奇怪了。原本真的是一个很财迷的人，群众的眼睛又总是雪亮的，于是有那样的口碑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记得与一位上海的朋友聊天，那朋友挣得不如我多，花钱却比我潇洒很多倍。我知道上海的新潮青年讲挣多少便花掉多少，享受人生。那朋友也告诉我：“人不能为钱所困，钱应该使人更自由。”我从心里也很欣赏这种上海式的消费观，人不过是这世间的过客，节省下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到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花钱，很财迷。
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多年困苦生活留给我的，而这种体验的获得其实早在没有我的时候已经由我的母亲那里开始了。
感受是可以通过血缘传递的，于是，我看到母亲从岁月深处走来……
那年母亲18岁，是富拉尔基热电厂工地一名年轻的技术员，每月有四十八元的工资。母亲每个月寄给我的外祖母二十五元钱，用那余下的二十三元度过一个月的时光。母亲告诉我，她在富拉尔基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没有钱买一双仅五元钱的布棉鞋。我一直无法想像母亲是怎样凭一双单鞋抗拒黑龙江北方冬天的风雪与严寒的。
我那年轻的母亲呀！
我八岁那年，随母亲在鞍山工地。母亲带我到菜市，但我们没有钱买菜。别人买过萝卜后将萝卜樱子拔下扔掉，我们拾回来，打五分钱的面酱，用萝卜樱子沾面酱，这便是我们的饭菜了！
我十岁的时候，随母亲坐公共汽车。母亲总是将我藏在她的身后，躲过售票员的目光。母亲是个极要强、自尊心极盛的人，母亲说自己一生都不做让别人看不起的事。但是母亲带着她的儿子逃票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当时被人抓获，将把母亲置于一种怎样难堪的境地，母亲自己一定想到了这点，但她还是逃票了，一张车票五分钱！
我那背负中年重担的母亲呀！
约八年前，我已经自立，母亲每月的收入也十分可观了，甚至有亲朋说我们提前进入小康了。但是有一个夏季的午后，母亲一进屋便急渴渴地找水喝。她说，路上有许多卖冰镇汽水的摊点，刚渴的时候她想买，舍不得，走出很远，渴得难奈，想到下一个摊点一定买了，真到了，又犹豫了，要花掉五角钱呀！就这样一个个摊点走下来，她终于坚持到了家。那一年，我的老母已经年近六十了！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讲，我的老母亲都有权利享受那五角一瓶的汽水！
我那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母亲呀！
两年前，退休后的母亲被聘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收入可观。但是有一天，母亲问我是不是可以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叫作《江青传》的书，她在路边的书摊看到了，很想读，但舍不得买。我去了图书馆，没有。我又找到母亲说的那个书摊，那本书仅仅11元钱！
我买下那本书送给我的母亲，我告诉母亲这书是借朋友的，以免让她心疼那11元钱！
我的老母亲！
当我回忆这些的时候，我的泪水没有办法不汹涌而下！
我知道，钱挣到手就是为了花的，守财奴式的积蓄没有任何意义。我甚至明白，世事难测，不知何时何地此身就会化作尘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让我们挣到的钱在我们存在的时候换来一点点自在，但是，我还是无法做到！
雨天，我坐出租车去母亲家。我甚至不敢对母亲讲自己是“打的”来的，因为我完全可以穿雨衣骑自行车，我知道我的母亲不会因为我花了十几元钱说什么，这对母亲和我的生活也都不足以构成威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对母亲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母亲是怎么走过自己的人生的。
1995年3月，我在长春市，一家文化单位极热情地接待着我，每天中午和晚上，都由该单位的最高层领导出面请我吃饭。每天两顿。最昂贵的一顿晚饭，整整花掉3000多元钱！我推辞不掉。我明白东北人的热情与好客，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他们把我当作一回事，但是，我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一顿吃掉几千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但那3000元对我是一个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我明白我吃掉10个失学儿童的未来！
即使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如果我奢侈，我仍然是有罪的。
当我花钱大手大脚的时候，我的眼前便闪着母亲！
我明白，我面对的不仅仅是母亲，不仅仅是一些钱财，而是一代人的人生，是我们民族背负的沉重。我无法奢侈，我无法不节俭了再节俭，财迷了再财迷。
有些人，即使他们生活在最现代化的都市，也一辈子都无法从那份历史的沉重中走出。我，属于这种人。
想自己持有的那块“财迷”的口碑，也许会是很庄严的。
第三编 体验渴望回家
满28岁之后，竟经常体验一种自认为该属于中年人的心态。最显著的是身心的疲惫，其中心灵的疲惫有过于身体。于是便总想到“回家”这个词。
人在不同的年龄，涉及同一个词汇时绝对会有不同的感觉，赋予这个词的情感色彩便也各不相同。“回家”二字对我而言，曾意味着与小伙伴玩耍的快乐被打断，也曾意味着一种束缚。
10多年前，那个激情如火的年龄，挣脱家庭的想法一度是我全部精神世界的主题。时常痛苦于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而最不理解自己的便是母亲，对代沟这个词格外敏感。渴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住处，过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由的生活。甚至想背一个行囊，漫走天涯，只要能离开家人就行。家庭是思想的牢笼，离家出走是我那时最美丽的梦。记得曾给西藏一家报纸写信谋职，只要求一领草席作为住处。
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处住房，虽然每周最少去母亲那里两次，精神却已开始彻底的漂泊。漂泊10多年后，“回家”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温馨得使我精神酥软的词汇。
回家首先还是回自己的家。沉迷于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不接待任何来访甚至电话的境界。笔会的邀请还是接受的，到最美丽的城市，住最豪华的宾馆，过吃喝玩乐的生活，但是，一个星期过后，便开始渴望回家。任何时候回到家，都觉得整个身心舒适无比。
对“回家”这一情结的更深领会，还是在1996年的秋天。我做了一次手术，出院不久便是中秋节了，我却仍需卧床。那天晚上，母亲来电话说，要来看我。这让我有种不安，总是我去母亲家里看母亲，母亲专程来看我尚未有过。母亲说：“中秋节总得一起吃顿团圆饭呀。”她便叫了姐姐，母女二人坐出租车过来，在邻近的饭馆点了菜，端到我的床头。
三个人边吃边聊，聊的竟都是些姐姐和我小时候的事情。忽然想，距离上一次只有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至少已经14年了，那时姐姐还没有出嫁。母亲曾带着一对儿女，度过多年艰辛却也幸福的生活。我们成年后，先后离开母亲的家，又建了自己的家，每次聚在一起都是匆匆的，谈的是工作、生活中的杂务，而少有这种完全没有实际内容的，只是闲散地纯粹属于亲情范围内的真正的“唠家常”。
那个晚上过得很温馨，我仿佛又回到了姐姐出嫁前、我离开母亲独居前的岁月，那些我们三人一同度过的一个个傍晚。回忆也是幸福的，但当年想的只是孤立，将母亲和姐姐双重的呵护视作束缚。
在这个难忘的中秋节，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结识的、与我有着血脉相通的两个女人，坐在我的病床边。我感叹说：“我们三个人原本是一体，后来分开了，现在又复归于一体。”姐姐笑了，我相信她的心底一定有相似的感受。那么母亲的感受呢？对她而言，儿女们哪里曾经真的离开过她一时一刻呢？作儿女的，飘泊得再远，也飘泊不出母亲的心。
那天，母亲和姐姐在夜里11点才离去。我关上房门，鼻子突然酸酸的，泪竟涌了上来。此时，我被这样一个念头牢牢地抓住了：今夜别离之后，我们三人还有再聚的时候，但当人生终点的别离到来之际，我们哪里还有再聚的希望呢？想像着母亲和姐姐先我而去，将我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恐怖的感觉袭击我的心，我竟全身颤粟了。
我总是会为欢聚后的别离伤感，朋友间相聚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害怕时间过得太快，害怕在友人散尽后面对空室回想相聚时的场面。此时我意识到，日常欢宴的散去不是最可怕的，人生的欢宴过后才是冰冷彻骨的孤寂。
想这一年间，竟写了许多篇关于母亲的文字，亲情脉脉。一位搞心理学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恋母情结的表现；另一位同样搞心理学的朋友却说，这是人届中年一种普遍的“回家”心态。28岁的我，真的人届中年了吗？
又想起，手术前在母亲家养病一周，心安理得地不读书、不写作，过得十分惬意。若在一年前，我会因为无所事事的状态痛苦得撞墙。表面看，我有生病和电脑不在身边的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正需要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渴望懒散的深层心态呢？每天吃着母亲做的饭菜，和母亲相伴，潜意识里不是已经陶醉于这种复归于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状态吗？
也许这就是每个人都将经历的人生，为了自由与未来，带着种种理想和幻想离家出走，在辉煌与毁灭之间跋涉，然后于身心疲惫之际，向往童年，渴望回家。与其说我们要回的是自己的居室，或是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的家，不如说我们渴望回到生命的家，心灵的家。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是绝对安全与轻松的，因为我们被万千种呵护包围着，而无需独自面对世界。
真的很累了，真的很想回家。
传递生命
母亲进入了老年，在我正值青春的时候。
母亲磨难一生，奋斗一生，勤勉者的辛苦不可能空付，母亲曾享有成功，以及由成功带来的繁忙。老年的母亲却进入了一种尴尬的状态，她说自己很空虚。不再有没完没了的设计项目，不再需要一年四季奔波于各地，宾客盈门的繁杂已渐渐逝去，电话铃声也一点点稀疏下来。母亲从操劳中得到缓歇，先是舒适自如，但不久便无所适从了。
“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人们把我遗忘了。”她说。
“我无事可做，活着真没有意思。”她又说。
母亲有段时间生活得的确没有意思，早晨起床，吃早餐，坐在沙发上愣神儿，再做午餐，吃午餐，随后午睡，四五点钟起来再做饭吃饭，又早早地睡去。母亲已经习惯于整天埋头在图纸中，当案头没有图纸的时候，她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每个星期我都送去各地寄给我的众多报刊，同时还有一份广播电视报。母亲却不习惯于接受，她说：“我不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母亲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合为一体，当工作逐渐减少的时候，她在寻找工作，而她的年龄与身体都注定她必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光，她却无法消受了。她早已在不自觉中接受这样一种概念：工作着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有人会觉得母亲是害怕没有工作时的寂寞，我知道，母亲其实是习惯于一种生存方式。对于老年人，我们过多地谈论他们从工作中走出来后的失落，却很少有人从生存方式上思考。
我的二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律师，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仍未告别辩护席。很巧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与他在一个事务所，曾对我说：“劝劝他吧，别干了。他真的太老了！”我相信二舅的同事对他总是不肯退出很有想法，但我更知道的是，二舅不是为了钱，所谓害怕寂寞的解释也显得太浮浅了。奔波取证、雄辩于庭，是二舅的生存方式。
我也曾无数次地体验一种恐怖：如果我不能写作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想像过自己瘫倒于床榻空耗时间的景象，也真的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我曾对一位来采访的记者说，写作对于我不是一种爱好，甚至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我是通过写作这种方式生存于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而言，不受名望与才气高低的决定，而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感受。就像有人终身助人为乐，也有人屡屡坐牢却屡屡犯罪，对他们来讲，助人为乐与犯罪很可能已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只能这样，才有自觉快乐的人生。
我可以给母亲看老年人如何调整身心的文章，这类文章实在很多，但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能够调整好。我们有太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