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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出发去什么地方。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从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不是很漂亮吗？”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以后，生下了贝弗里。每一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使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里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贝弗里和南希的出生之间隔了三年，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一种产后抑郁症不断重复出现。在儿子出生之后，那种悲伤感就再也无法摆脱了，那种感觉如同一块不知何时会下雨的乌云纠缠不去。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的时候，她依然无法达到她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所需要的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他俩已经开始半分半合了：他选择了一条社会活动的路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她的路线最终却是围绕着医院转。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在支撑着她，有时一些世俗的东西也补充了她的信仰，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从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种奇迹般的药物，听说过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一条“萎缩的神经”在折磨她。
“小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合上扇子，“不必把它们留在家里。你可以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随身带走。”
“带它们去哪儿呢？”
“哦，去哪儿都行。你也许会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前克拉特太太曾去威奇塔治过两个星期的病，在那儿住了两个月。有位医生认为经历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她重新获得“充实和有用的感觉”。按照这位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间公寓，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档案管理员。她丈夫非常同情她，鼓励她大胆地去干，她真是欢喜至极。然而这种欢喜程度对她来说似乎是违反礼俗常规的，结果负罪感的影响最终超过了这次试验的治疗价值。
“也许你永远永不再回家了。所以随身带一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很重要的，它们是真正属于你的。”
门铃响了，乔利妮的妈妈来了。
克拉特太太说道：“再见，亲爱的，”她把纸扇塞进乔利妮的手里，“这只是一件花了一便士买的东西，但是它很漂亮。”
后来，屋里只剩下克拉特太太独自一人。凯尼恩和克拉特先生去了加登城；杰拉尔德·冯·弗里特一早便离开了；收拾家务的女佣，也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赫尔姆太太周六不工作。她也许应该回到床上去———她太少下床了，以至于可怜的赫尔姆太太必须每星期抢个空给她换两次亚麻床单。
二楼有四间卧室，她的那间位于宽敞的走廊的尽头，是最里边的一间。卧室里只有一个摇篮，是她给来访的外孙女买的，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摆上帆布床，这个走廊还可以当一间大卧室用。克拉特太太估计，在感恩节期间，这条走廊可以容纳二十位客人，其他客人可以住汽车旅店或邻居家。在克拉特的亲属中，感恩节聚会是一年一度的，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赫伯，所以必须得作准备。但是正如事有巧合，又碰到了贝弗里的婚礼要准备，克拉特太太对能否经受得住其中的一件一点信心也没有，无论哪一件都必须作出决断。这正是她所不喜欢的，一听就感到恐惧，无论丈夫哪一次出差在外，希望她在他不在时，对农场的事务作出随机应变的判断，这是不堪忍受的，是一个折磨。如果她犯错了怎么办？如果赫伯不高兴了怎么办？最好还是锁上卧室的门，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就像她有时说的那样：“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不起。”
《冷血》 第一部分第二章（3）
她深居简出的那个房间很是简朴，如果不是有一张床的话，来访者也许会认为这间房子一直没人住。一张橡木床，一个胡桃木柜子，一个床头桌，除了灯，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以及一幅耶稣正在水中行走的画之外，屋子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她并没有把贴身物品搬进屋里，而是和丈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好像通过保持屋子的冷清，可以减轻她不和丈夫同居的歉疚。柜子上唯一正在使用的抽屉里放着一包克里内克丝牌纸巾，一把电热壶，几件白色的女式睡衣和一些白色棉袜。她总是穿着袜子睡觉，因为她总是觉得冷。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习惯于关着窗户。前年夏天，在一个能把人热化了的八月的星期天，当她独自待在这儿的时候，偶然发生了一件麻烦事。那天来了一些客人，这些朋友是应邀来农场摘桑葚的，苏珊的妈妈威尔玛·基德维尔太太也在其中。像大多数经常受到克拉特夫妇款待的人一样，基德维尔太太也接受了女主人不出现的现实，她以为，像往常一样，邦妮不是“不舒服”，就是“去了威奇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到去果园的时间，基德维尔太太肯定会拒绝；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出生的女人，一个容易疲倦的女人，她希望呆在屋里。后来，当她正在屋里等待朋友们摘完果实回来时，她听到了恸哭声，这哭声悲伤得令人心碎。“邦妮？”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上楼去，穿过走廊跑进邦妮的房间。当她打开屋门，屋里聚集的热气像一只突如其来的手，可怕地捂住了她的嘴；她急忙过去想打开窗户。“别动！”邦妮大叫一声，“我不热，我冷。我快冻僵了。天哪，天哪，天哪！”她猛烈地挥动着胳膊。“求你了，天哪，别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基德维尔太太坐到床上；她想用胳膊搂住邦妮，最终邦妮让她搂住了。“威尔玛，”她说道，“我一直听你的，威尔玛，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欢声笑语，过得幸福愉快。而我样样事情都得不到乐趣。包括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包括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不久以后，就连凯尼恩也要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男子汉。在他的记忆里，我会是什么样呢？像鬼一样，威尔玛。”
此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将惯常穿的印花便服挂在衣橱里，穿上拖地的女睡衣和一双崭新的白色袜子。然后，在临睡前，她把日常戴的眼镜换成一幅阅读时用的眼镜。虽然她订了好几份期刊（《妇女之家》月刊、《麦考斯》、《读者文摘》，以及《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半月刊），这些杂志都不在床头桌上面，那上面只放了一本《圣经》。书页中间夹着一张书签，一块紧绷的波纹绸，上面绣着这样的箴言：“谨慎为要，密切注意，并且祈祷：因为你不知道死期何时到来。”
这两个年轻男子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二人拥有许多同样的表面特征。比如，两人都爱吹毛求疵，有洁癖，对于修饰指甲很在意。上午检修汽车后，两人在汽车修理厂的盥洗室里花了大半个钟头梳洗打扮。身上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的迪克和他穿好衣服时判若两人。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一个身体瘦弱、胸部凹陷、身材中等的金发年轻人；但脱下衣服后则看出来他绝不是那种人，相反倒显现出一个次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一个咧着嘴狞笑的蓝色猫脸文身覆盖在他的右手上，一只肩膀上还刺着一朵盛开的蓝玫瑰。更多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标记装饰着他的胳臂和躯干：一个龙头，张开的大嘴里有一个人的骷髅；乳房丰满的裸体画；一个挥舞着干草叉的小鬼；在潦草的十字架的旁边是“和平”两个字，还放射出神圣的光线；两件表达感情的混合物：一个是一束献给父母的鲜花，另一个是纪念迪克和卡罗尔之间爱情的心形图案。他十九岁时和卡罗尔结婚，六年后，他为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士“去做正确的事”而和她分手了。那位女士成了他最小的儿子的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他们，”在申请假释时他曾这样写道，“我妻子再婚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所以我不想和我的第二任妻子再有任何联系。”）
令人印象深刻的既非迪克的体格，也非全身用墨水画的艺术品，而是他那张脸，那张各个部分搭配错位的脸。他的脑袋就像一个苹果被从中间平分为两半，然后偏离中心的小部分被凑合在一起。他曾出过事，排列不整的五官是1950年一次车祸的结果。那次车祸使他的长下巴和窄脸翘了起来，左半边脸比右半边低，结果嘴唇变歪了，鼻子也斜了，而他的两只眼睛不但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而且连大小也不一样了，左眼完全弯曲，斜视的眼睛流露出恶毒、令人作呕的神情，虽然这不是他故意如此。似乎这是他本性深处沉渣泛起的警告信号。但是佩里对他说：“这只眼睛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一笑真起作用啊。”的确，微笑的动作使他的脸的各部分回到了正确的位置上，使人可以辨认出并未失常的人性：一种带有美国派头的“好小伙”，留着成年人的平头，头脑很清楚但并不聪明。（实际上，他非常聪明。监狱给他做的智商测验评分为一百三十；在监狱内外，一般人的得分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之间。）
佩里也一样有残疾，他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受的伤比迪克的伤还要严重，他在华盛顿州立医院和另外一家医院里住了半年，只能拄着拐杖。虽然这起车祸发生在1952年，但他那条五处受伤、变瘸变短的腿令他疼得成了阿司匹林成瘾者。虽然他的文身比迪克少，但却更为精致，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自我陶醉的作品，而是火奴鲁鲁和横滨文身大师创作的艺术杰作。“小甜饼”是一个他住院时对他很友好的护士的名字，他把它刺在了右肩头；在左肩上刺着一头蓝皮、黄眼、红牙，正在咆哮的老虎；胳膊上刺着一条盘在匕首上、正在吐信子的蛇，其他地方刺着隐约可见的骷髅、墓碑和一朵盛开的菊花。
“好啦，美女，放下梳子。”迪克说道，他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迪克脱掉工作服后，穿上了一件灰色的卡其布上衣，一件合体的衬衫，和佩里一样，他也穿了一双高筒黑皮靴。佩里一直没找到适合他那条缩短了的腿的裤子，穿了一条裤脚挽起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皮防风上衣。他俩又是擦洗，又是梳头，打扮得像一对去赴约会的纨绔子弟。两人走出屋门，向汽车走去。
奥莱西是堪萨斯城的郊区，而霍尔科姆也许可以称为加登城的郊区，奥莱西和霍尔科姆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四百英里。
人口一万一千人的加登城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由聚集而来的开拓者们建设而成的。一位名叫C·J·琼斯（外号“野牛”）的捕杀野牛的巡游猎人和加登城的扩展大有关系，加登城从几间帐篷和一些拴马桩演变成一个富饶的农牧场中心，这里有让人嬉戏欢闹的酒吧，有一座歌剧院，那座豪华的旅馆大概位于加登城和丹佛之间。总而言之，在那些边疆开拓者的幻想里，只有五十英里以外道奇城里一座更有名的旅馆可以和它媲美。“野牛”琼斯先生在破产以后发了疯，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向居民大声疾呼，禁止对动物实行不道德的灭绝性的捕杀，他自己为了获利曾捕杀过这些动物。今天，昔日的荣耀已经随着琼斯先生一道被埋葬了，只有一些纪念物还存在：一排色彩柔和的商业建筑被称为“野牛街区”；曾经辉煌壮丽的温泽旅馆，连同它那至今仍显华丽的高天花板酒吧和布置有痰盂和盆栽棕榈树的环境，被美茵大街上标志性的百货商店和超级市场所包围，很少有旅客光临了。温泽旅馆那阴暗巨大的房间以及可以发出回音的走廊虽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却无法和装备了空调的华伦旅店或者提供电视机和温水游泳池的麦迪汽车旅馆相竞争。
《冷血》 第一部分第二章（4）
任何人，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乘坐汽车作穿越美国大陆的旅行，都可能经过加登城，但却很少有旅客能记住经过该城时的情景，这种看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加登城看起来不过是美国大陆中部，几乎是正中间，一座相当规模的城镇。但当地的居民未必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使它是正确的。虽然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地的条件（“找遍全世界，哪里还能找到比这儿更友好的居民、更清新的空气、更甘甜的水？”“如果我去丹佛的话，也许会拿到比这儿高三倍的薪水，但是我有五个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抚养子女了。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我们甚至还有一座初级学院。”“我来这儿实习法律，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从未想过要留在这里。但是当有机会可以离开时，我却想，为什么要走呢？到底为什么要走呢？也许这儿不是纽约———但谁稀罕纽约？优秀的邻居，人们互相关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面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这儿都有，漂亮的教堂，还有高尔夫。”）但是新来到加登城的人一旦适应了晚上八点以后主要街道的寂静，就会发现许多支持居民们自我夸耀的理由：一所管理出色的公共图书馆，一家有竞争力的日报，到处是绿草茵茵、树荫怡人的广场，在平静的住宅区街道上，动物和孩子可以安全地自由奔跑，以及一座小型动物园的大公园（“看啊，北极熊！”“瞧，大象彭尼！”），还有一座占地数英亩的游泳池（“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诸如此类的设施以及灰尘和风，连同永远呼啸的火车汽笛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家乡小镇”，令那些已经离开加登城的人在想起家乡时顿生乡愁之思，而给那些依然留在此地的人一种落地生根的满足感。
毫无例外，加登城的居民不承认镇上的全体居民可以按照社会地位分成等级（“不，先生。这儿没那种事。不考虑财富、肤色或宗教信仰，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事情都应按照民主的方式办理。我们就是如此”）。但是，显然，就如同其他人类的聚居之处一样，在这里等级的区分还是鲜明可辨的。从这儿往西一百英里，就会越出“圣经区域”，那里是美国正统宗教信仰十分虔诚的地区，在那里，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式的理由，就必须正经八百地接受宗教信仰。而芬尼县仍处于正统教派教徒较多的几个州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一个人是否加入教会是影响其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不过在精英阶层中———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以及占据金字塔顶部的地位显赫的农场主———长老派教徒和圣公会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偶尔，卫理公会教徒也受到欢迎，曾经有一位民主党人士也渗透进来，但是总的说来，统治阶层是由信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右翼共和党人组成的。
作为一个受过教育并在本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人，作为一个共和党终身党员和一位教堂领袖———虽然是卫理公会教堂，克拉特先生有资格跻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之列，但是就如同他从不参加加登城乡村俱乐部一样，他从未试图与当地的统治阶层有什么联系。恰恰相反，那些人的爱好他全不喜欢：他从不玩纸牌、打高尔夫、喝鸡尾酒，或者吃晚上十点的自助餐。实际上，任何娱乐他都觉得“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是为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他没有参加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而去担任4ˉH俱乐部一次会议的主席的原因。（南希和凯尼恩从六岁起就是4ˉH的忠实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