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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天里，我能行走得比以前好多了。每一天，我的行走都变得更轻松、更流畅、更有节奏感。尽管由于疲劳有时还会出现以前的幻觉——那种没有内在感觉的、闪动的影像。但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我感觉到自己日渐强壮起来，可以在这种幻觉出现之前，行走更长的距离了。最后一次的幻觉是我在开乌德康复之家的大广场上走了数英里之后出现的，这是手术后大约一个月的时候，之后，幻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随着逝去的每一天，伴着每一点进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大胆过了头——使得自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过激行为，因为如果过度疲劳，即使不出现大脑的幻觉，也会出现腿的肿痛和拉伤。在健康、体力的康复过程中，容易使人沉醉于某种感觉，我经常在什么事情能够做和什么事情应该做的问题上，判断失误。恢复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阶段，不会自然而然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当我偷瞟了一眼自己的病历，看到上面写着“平静的恢复”时，我就想：“医生们的脑子一定出毛病了。恢复当然不可能是平静的，它包含着一连串的预料不到的事件。恢复中，一定会发生许多事件，更确切地说，要面临许多风险，面临许多未曾出现过的、无法想像的风险——在经历了许多事件和冒险后，才能迎来新生或复活。”
不能把恢复过程看成是一个平缓的坡路，它其实是一个个很陡的台阶。你从下面一个台阶无法想像上面一个台阶的情形，你也不敢指望自己就一定能登上这个台阶，因为一个人可以对曾经有过的进步存有期望，但对于自己无法想像的事情根本无法期望（所谓期望，隐含着是自己能够想像的事情）。所以说，在恢复阶段，每上一个台阶都是一个奇迹。而如果没有他人的督促，这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每攀上一个台阶，你的视野便更加开阔了，你会有一种从狭小的世界向外迈出的感觉，而之前，你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是那么的狭小。但现在，无论从生理学上，还是从实际存在中，从各个角度，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谈到这，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件特别的事：在自己能迈步行走的第三天，我被转移到另外一间病房，一间新的、宽敞的病房，在这之前的二十天里，我一直住在那间很小的像单身牢房似的房间里。当我在新病房里愉快地安顿下来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我发现离自己近的东西都有着正常的固态、空间和深度，而稍远处的东西却完全是平面的。我敞开的门的后面，是对面病房的门，那间病房里有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患者，在他的后面，有个窗台，窗台上有一瓶花，在这个的后面，穿过一条马路，是对面房子的带三角墙的窗户——所有这些，大约距离二百英尺的东西，全是平平的，看上去像一幅巨大的柯达彩色反转片一样，漂浮在空中，色彩明亮，精美细致，但完全没有立体感。我本人一直有着非常好的深度感觉，此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深度感和立体感出问题了，像是在自己眼前几英尺内突然消失了。也就是说，我的视觉还被封闭在一个9
×7×6立方英尺的透明盒子里，这正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天的那间小病房的尺寸。尽管转移到了另外的房间，但是在知觉上还被限制在那个空间里，只具有与那间小房间的大小相称的立体感，一旦超越了那个界限，立体感就完全消失了。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感觉，很吸引我（这回不再是恐惧）。这与腿受伤时的感受不同，没有让我感到惊恐。我可以观察，甚至可以测量作为“深度”的视差变异引起的位置移动。但是，注意到这些，了解这些，并不就能让深度感恢复。深度感和立体感是跳跃式恢复的，如同猝然间打开了视觉的风琴，这个过程需要大约两个小时，但还不是完全的恢复，这段时间，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睛注视着窗外，乐不可支。我在没有窗户、看不到远景的小囚室里生活了二十天，现在，我可以看到外边了，就像通过望远镜的反方向看过去一样，我看到了那个好像一块小宝石一样的花园，但花园完全没有立体感，角度也不对，看上去是扭曲变形的不规则的四边形，我知道它实际上是正方形的。我盯着花园，超越我的视觉远点，等待花园的距离、深度及形状回复正常。
这些视觉的体验让我大为惊讶，也让我沉醉着迷，对我而言，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我腿的情形相似。看上去，部分立体感丧失了，与我视觉上的丧失程度完全一样——就像伴随着传感神经和运动细胞的完全丧失，腿的感觉也完全丧失了。对于视觉上的这些变化，我感到着迷，不再恐惧。除了这个以及一些其他的不同以外，视觉丧失和腿的丧失有着非常奇妙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出现丧失感和功能障碍，并带来奇特的、怪异的（在腿的问题上，还有令人恐惧的）结果。立体感的丧失尽管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恐惧，但它所带来的感受也是非常激烈和极端的。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过立体感还会受到限制，继而，我就想在那些终日被关在牢房里的犯人身上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呢。我立即买了立体镜送给病房，希望对后来的患者有用，用来防止他们产生“犯人并发症”即：由于长期被关闭而产生视野缩小的症状。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二）
我听说，类似的现象也曾经发生在雨林中居住的侏儒身上，因为雨林过于密集使得这些侏儒的视点不超过六七英尺。如果把他们带出森林，他们就会完全不知所措，对于超出几英尺以外的空间和距离没有感觉，他们甚至企图伸出手臂去触摸远处的山顶。如果把他们留在森林外面，他们的感觉会得到迅速的调整，只用几天的时间，他们就会获得对空间和距离的“正常”感知。
房间，空间，扩展。所谓自由就是对生理机能、对世界连续不断的扩展以及对个人（以及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展——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走向康复的本质，因为康复不仅仅是指腿的运动机能的恢复，也不仅仅是指立体感和视觉的恢复，而是指一个人的综合整体恢复了生命，是指一个人从自悲自悯的心态、疾病的痛苦、患者意识及封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走向健康完整的自我，走向现实的世界。在过去的三周里，在狭窄的空间中，我几乎把现实的世界遗忘了。
可怕的正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它的可怕，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么严重地萎缩在自己的病床上和病房里了——这不仅指表面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萎缩，而且包括想像力和情感上的萎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侏儒，一个囚犯，一个被收容者——一个病人，而自己竟毫无察觉。我们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随口说出“全控机构”这样的词，可从没想过它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使每个被收容者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精神上的）产生怎样快速的萎缩。
我经常和自己医治的脑炎后遗症患者谈话，他们在“苏醒”之前，已经在这样的收容机构里生活了数十年，我问他们——他们感到自己被封闭了吗？他们向往外面广阔的世界吗？当他们非常平静地回答“不”的时候，我感到万分惊讶，难以置信。我不能把他们都视为病态，他们这种逆来顺受的心态看起来很普遍，这种心态延迟并阻止了他们重新回到充实完整的现实生活中，虽然通过治疗震颤麻痹的药物左旋多巴使他们身体状态的恢复成为可能。据我所知，这种心理的萎缩是普遍存在的，任何的活动障碍、疾病或封闭都可能产生这种现象。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萎缩，因为患者本身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种现象可以忍受，但无法治疗。如果作为参照物的背景自身也萎缩了，那怎么能判定物体本身的萎缩呢？必须让自己唤起对于已经“遗忘”了的大千世界的记忆——这样，也只有这样，患者才能扩展视野，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那个幸福的星期六，我从那没有窗户，像单身牢房一样的狭窄病房转移到了整形外科的一间宽敞的病房，也就在当天，我恢复了广阔的视野，而且，我行走了半英里，充分体会到了运动的感觉以及正常的空间感。还是在那个幸福的星期六（这一天正好是我发生意外跌落事故后的整整三周，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也是最短的三周，是最充实也是最空虚的三周），我终于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自由。
或许，不光是对我，对所有的患者都一样——因为这是一种病人的心态（虽然患者希望自己能赶快恢复健康，并能接受良好的治疗）——我们都会遭受双重的痛苦，双重的折磨，两者交织在一起，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种是肉体的痛苦，肉体生存能力的缺乏——即，身体器官的病变引起了存在和空间的削减；另一种是“精神的”的痛苦——或许这个用词不太恰当——指的是患者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当患者与“他们”发生了冲突，向“他们”认输的时候——“他们”指外科医生、整个体系、医疗机构。这是一种仇恨甚至类似偏执狂的对立，使得严重的肉体痛苦更加难以忍受，因为这种精神的痛苦是患者无法解决的。我本人也不仅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忍受了精神上的屈服——我无法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站立在“他们”面前，特别是面对我的外科医生。虽然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一直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每个人都出于善意，尽量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但是，毫无疑问，自入院以来，我一直不能摆脱萦绕着自己的、噩梦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与自己的主治医生无法沟通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尖锐、具体起来——当他权威地告诉我“完全没有问题”时，这与我最根本的知觉相矛盾，让我产生疑问和怀疑。——这种知觉是建立“自我”的最根本的感觉，是自我统一的基础。当我的肉体感到无力、不能动弹、被封闭时，我的精神也感到无助、麻痹、萎缩，也有被封闭的感觉——不仅仅是萎缩，而且，我感到了自己的人格被扭曲，陷入一种消极落魄的角色和心态。
星期六，我主动找到了主治医生，以前我总是在“临床大检查”这样令人讨厌的背景下，被动地等待他来找我。这种时候，在众多的医生面前，他总是不得不扮演他的角色，一位全能的会诊医师，而我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患者。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主动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谈话”——很明智的，平等的人与人的对话，这让我们消除了彼此间的误解。
现在，我们之间能够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因为我对他的需求变少了。对他，我不再吹毛求疵，不再充满忿恨，不再过分依赖，因为我的世界变得宽广了——而医生、这个系统以及医院这个机构——它们的作用缩小了，缩到了一个适当的范围。很明显，斯旺医生对此也感到欣慰，因为哪一位医生都不愿意看到那种自己苦恼也引起别人苦恼的患者，他当然也不想在我的故事中扮演魔鬼的角色。于是，我们彼此间建立了和平，保持着恰当的尊严，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愉快的，但有保留的热情。
此刻，我自由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都自由了。我感到自己像是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回来的路就在眼前。现在，心理的阴霾和黑暗被驱散了，肉体的晦暗、阴影和盲点也消失了。通向光明和生命的路就在眼前，自己终于可以在没有干扰、没有对立、没有阻碍的平坦大路上向前行进了，向着喜悦，向着生命的丰盈和甜蜜越走越快。这些是自己已经忘记了的，或者说是从没体会过的感觉。从星期三那奇迹般的第一步开始，我的情绪日渐高涨，到星期六，我欣喜地飞舞起来了，这种喜悦在以后的六周里一直持续着，而且日益加深，它在改变着世界，美化着世界，使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奇迹和快乐。
一种独特的喜悦气氛弥漫着我窗外的院落。自己曾经一直与外界隔绝，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日出日落，没有青草树木，没有世界或生命的感觉。此刻。我就像一个饥渴的人，满怀渴望地凝视着窗外这片绿色的四合院，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那间什么都没有的、窗户被封住的、让人窒息的小病房里，自己与现实世界相隔是多么遥远啊。我想贪婪地看着一切景色，但身体上的不适还是让我行动不便，自己至少必须在床上躺几个小时，我只好把剃须用的镜子高举起来，通过它反映出外面的院子。通过镜子，我看到了花园里的人，虽然缩小但是真实的人，他们或坐着或走着——这是我手术后第一次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人的世界。视觉上，我让小镜子里映出的世界贴近自己，同时，更渴望能亲自走到外面的庭院中去。（当时，我没有想过这完全是可行的。不知怎的，在当时，这似乎是达不到的，被禁止的。）在康复阶段，每一次迈步，每一个进步都需要得到某种“许可”，因为被禁锢、被照顾的感觉特别强烈，而且，多数情况下，自己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自己身上的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我的自由言论和行动经常受到禁止和压抑，所以，慢慢地，我的言行举止已经被这个机构同化了。现在，第一次与其他患者接触，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自己身上没能发现的这一点。我意识到无论通过别人“给你许可”，还是自己突然意识到这根本就“不需要许可”，患者必须消除这种禁锢和压抑等障碍，这也是恢复阶段必经的台阶。因此，有这样的说法：通向自由的台阶要一级一级地向上爬。这样的攀登需要双重的先决条件——身体机能的一定恢复以及必要的胆量、许可或精神上的自由。
“平静的恢复”？！简直是胡说八道！正如那位优秀的外科主任所言，恢复的过程就像一次“朝圣”，是一次长途跋涉，必须一步一步、一站一站地向前行进。每一步、每一站都是一次全新的历险，需要一个崭新的开端，像一次新生。一个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重获新生。人的恢复，和人的出生一样，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就像一个凡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的恢复也需要经过各个阶段，危险期、平稳期、康复期，每个时期，又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令人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平静的恢复？当然不是！恢复的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事件！
周六以后，我的恢复情况进展得更加迅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秋风扫落叶一般。我不再记录那种琐碎的康复日记，一定程度上，甚至连自己的“观察记录”也停止了，我进入了一种大刀阔斧式的恢复阶段。同样重要的是我不再孤独，我们有了一个团体，一个同盟，我成了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我不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可怜人，病痛带来的孤独感让每一位病人都会发出这样顾影自怜的感慨。我不再将自己封锁在孤单单、空荡荡的世界里，而是让自己融入一个真实的、热闹的、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至少我和大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不再仅仅只是扮演一个个角色，好角色或坏角色，就像我对医务人员的分类。只有现在我才能彻底驱除那位外科医生对我的恶言恶语——“你真是罕见”曾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眼下，我可以和病友们一起畅所欲言，因为我们同病相怜，彼此是患难兄弟，无需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不必隐藏歪曲，第一次真正享受着自由的交往。我了解到自己的经历、病症毫不希奇。几乎每一个四肢受过伤、做过手术、戴过夹板、无法触摸、不能自如活动的病人都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错乱。我听说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觉得自己手和脚“希奇古怪的”、“不对劲了”、“不真实”、“莫名其妙”，像“被遗弃了”、“被割掉了”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一个词语“什么都不像”。我在病区里呆了六天，和那里的病人进行了充分、自由的交流。显而易见，很多病人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都无法和自己的外科医生达成有效的沟通，这一点是确凿无误的。一些人，像我一样，尝试过但被断然拒绝了；绝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没有人能做到和医生保持良好沟通。对此，一些人感到心惊胆战；一些人只是有点担心不安；还有一些人感觉麻木迟钝、不以为然：“唉，管它呢！就那么一回事，司空见惯了。”如果说我“真是罕见”，不是指我的经历及其性质本身有什么与众不同，只是我的反应与别的病人大相径庭。我陷入不停的思考，提出了“理智的亵渎”这个概念，并指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单腿站立》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