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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当真理标准的讨论被蒙上阴影时，邓小平发话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 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了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此刻，全世界的镜头几乎同时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对于邓小平的复出，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曾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很幸福，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实际。”的确，邓小平很直爽地对韩谈到中国的问题：“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他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由此看来，关于解决“肉”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心里似乎早已有了办法。
在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在与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过：“有了这样杰出的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在他还没有复出之前，也就是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之后，4月10日，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如果说这是邓小平比较含蓄地用“完整、准确”的概念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话，那么，5月19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主要领导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态度就很明确了。
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若干场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责。然而，“青山遮不住”，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了话：不卷入，本身也是卷入；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月27日，第一个表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其次是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第三个表态的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从此学术观点转变为了政治态度。“天平”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大好时机正向中国走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想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毛泽东也曾想过，但他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以及其他中国人足足等了20年。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 ，邓小平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其实，20年前的中国也曾面临过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前，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1954年的11月份）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听后说：好！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说到这，毛泽东吸了口烟说：“机会难求！”
毛泽东也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提到：“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认为：应“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可见，对外开放，在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当中，早已有过想法，只是……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了少有的活跃景象。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深圳就叫特区吧（1）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踏出了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此会之前的那个务虚会却鲜为人知。真理找到了，习仲勋等人的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邓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4月份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对港澳地区进行了实 地考察研究后，形成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经济考察报告；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统一颜色的中山装人士组成的，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临走之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鼓励他们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考察活动从5月初直到6月上旬，这一次，西方五国（西德、英国、瑞士、丹麦、比利时）对中国政府派出的访问团极其重视，因此访问团多是受到了“红地毯”级的接待。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都回到了北京，一份关于西欧五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和一份关于港澳的经济考察报告，还有对南共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了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应该提到的是：赴南斯拉夫的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对日后的改革开放工作可以说是很具启发意义的。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上有人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从规模上虽远不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但从规格上却是接近于政治局扩大会。并据传，此会原本只准备开二十余天，结果却整整开了36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的7倍）。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会，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的。
第一次全体大会，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宣布了三个议题。第三个议题就是讨论李先念在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大会的开幕式，其他四位副主席都没有发言，接下来便是分组讨论了。有心人不难看出，大会的三个议题中，主要是侧重于经济工作，而要想进行下去，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一直讨论中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 深圳就叫特区吧（2） 华国锋的讲话里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也没有肯定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还对邓小平曾讲过的一句话稍做了修改，即：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也就是用了“全面、正确”四个字取代了“完整、准确”。同时，讲话中还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11月12日，陈云在大组讨论中提出了六个问题，希望中央考虑并做出决定。这六个问题 主要是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的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等。这六个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纠“左”。据与会者透露，陈云讲话之后，原本平静地进行着工作重点转移和农业问题讨论的代表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转向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上来。最先表明意见的当然是一些老同志，如聂帅、萧克等。代表和常委们的意见逐渐集中，就是：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保证全党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
十几天之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上宣布了十一项决定，决定充分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满意。会议代表们还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陈云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名列汪东兴之前；要求增选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建议撤销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华国锋做了自我批评，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肯定。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做了著名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位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他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这一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坦言道：“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习仲勋的发言，中央十分重视。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的人祖籍都是广东人。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广东省来说，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9年年初，习仲勋和省委的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关于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和现有的条件，搞补偿贸易，搞加工，搞合作经营及广东先行一步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中央放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深圳就叫特区吧（3）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能算是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