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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1）
题记
落落何人报大仇，
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
我以我血荐蚩尤。
——《李敖回忆录》
一、“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2）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3）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有期期查禁，根本无法吊销杂志执照。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4）
李敖想到了街头那些流动不居的摊贩，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真要做一名文化界里的摊贩了。
此时，李敖在情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胡因梦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后，先是由林清玄、陈彩鸾为自己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武慰先，之后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叫“汝清”的女子，是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于是在坐牢之前，他与“汝清”有了１６天的同居生活。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达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中的境界。并有诗为自己变化不定的性爱生活张目：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5）
李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那许多人不敢苟同的奇特的爱情观。
与胡因梦离婚后，由于李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他写作的文章并不太多。在与“汝清”短暂的同居生活里，李敖编好了６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请好友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告之要每月一本，如同拆开锦囊一般。这样，虽然自己身处黑狱，可是锁链岂能阻挡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在他入狱后不久，《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顺利与读者见面。
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结识了狱中人员石柏苍，在石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李敖的新作出现在杂志中。如有新作，就通过隐秘的渠道把他在牢中写出的新稿送出来。这样，在后几期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竟期期有新文章出现。如《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1）
二、他坐的是政治牢
李敖第二次坐牢，相对来说吃的苦头要少些，因为此时“李敖名气太大”。
台北共有两所监狱，一个是土城台北看守所，一个是台北监狱。由于台北监狱囚犯爆满，台北看守所便成为分监，按定员可以接受刑期一年以下的人犯５００名，代执行。与台北监狱相比，看守所离市区较近，探监方便，也不像台北监狱那么拥挤，所以，对犯人来说一般都愿意留在看守所。但是人太多，超过５００人后，谁去谁留，就有许多舞弊现象，留下来的也有超过刑期一年，而被拉到台北监狱的，也有少于刑期一年的。李敖被留在看守所，表面上是“优待”，其实是因为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国民党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所以他被安排在台北土城看守所孝一舍３２号囚房（此监共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孝一舍又叫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
李敖到看守所报到的那天，看守所为李敖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据说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亲自检查，看到一切都无差错，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对身边的看守人员说：“严格规定，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李敖的鬼。”说罢后又一再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那主管拍着自己的胸脯表示“请放心”，然后又叫几个流氓出来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汪本流这才放心地离去。
于是，李敖报到当天晚上，就有人偷偷送来香烟讨好他。他们还以为李敖抽烟，其实李敖早已戒了。到了第三天，已经是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们虽被警告不准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李敖还是逐渐了解了许多看守所肮脏的秘密和冤情。
孝一舍主管看到李敖在狱中如鱼得水，不禁惊讶地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2）
在狱中，官方严密监视李敖，根本不把他当一个半年刑期的普通犯人看待，李敖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谭润吾，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
为了抵制这种令人恐怖与痛恨的“保护”，李敖就一封信也不通过他们。所以，在他入狱的半年中，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惟一一次例外是一位空中小姐（按：武慰先）要来看李敖，李敖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李敖的思想问题或其它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所方漏了影印，结果他们趁李敖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李敖的房里，找出影印后又再放回。
这些例子，都说明李敖坐的是政治牢，而不是所谓的“侵占”罪名坐牢。
在监狱里，不整天关在舍房中，而能在白天出来做工，是一般犯人梦寐以求的事。
关在舍房里寂寞难捱，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是出来做工。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有种种方法可以胡扯或消遣。
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其实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在这种“苦其心志”的状态下，在这种遁情与遁世的独立作战中，面对孤独无助的状况，多数人会自悲自怜，烦燥不安，精神恍惚，智力衰退，但李敖对此早已毫不在乎。况且他要努力看书，也没有闲功夫去浪费。他在狱中依然读书，了解情况，观察事实，他要积蓄力量继续与国民党战斗。他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自己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一类。因此，如同他第一次坐牢时一样，他做到了放开心境，干脆利落地与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3）
因此，李敖的狱中生活依然过得平静而有规律。
有一天，身居“法务部”要职的施启扬以陪同监委考察狱政之便，提出要看看在这里坐牢的老同学。他约李敖到朱光军的办公室会面，李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国民党官员面前就是要摆自己的架子：“想见我吗？不屈尊前来那是办不到的！”
李敖的难友刘峰松曾有文章专写李敖此时的狱中生活，其中有“囚房权充书房”一段：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２０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选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１／３；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１／３，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零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间，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①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4）
由于过去早已领教了李敖文字的力量，此次坐牢，国民党官方对李敖可谓陪尽了小心，上至“法务部”次长，下至监狱主管朱光军，给他新被单，给他新毡子，给他保温杯，给他洗热水澡，给他炖排骨，大小牢头又常去拜码头，去嘘寒问暖，去效犬马之劳，恭恭敬敬，客客气气，但李敖却丝毫没有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打动。《千秋评论丛书》每月一书，风雨无阻。此外他还完成了四万余言的《李敖自传》。１９８２年２月，在出狱前夜，他又写下了长达４万余言的坐牢手记：《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披露了监狱的黑暗、肮脏的秘密以及无数的冤情，造成翻天地覆的大震撼。
李敖的“实验室”就在土城看守所。在牢中，他看透了国民党，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对自身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在牢中，他听到过人类最惨裂的嘶叫，看到过野兽般凶残的嘴脸，忍受了最不堪忍受的孤寂。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呻吟中，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思想洗脑的吆喝声里，他思考上下古今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个谚语都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自己的一个结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事实证明，李敖的确没有白坐黑牢，他又以在黑牢中积蓄的力量给了国民党一记重拳。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1）
题记
残山剩水我独行——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李敖回忆录》
一、“刁民”闹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