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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丘吉尔被工党的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丘吉尔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对工党发起了攻击，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可以到哪儿，他们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地呼吸的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据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丘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了很多启发”｛38｝。
丘吉尔的讲话、尤其是他提到盖世太保，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即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新闻。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丘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39｝。
“盖世太保”讲话无疑有损于丘吉尔，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替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讲话让丘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丘吉尔非常不利，整个那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害处。”｛40｝当然，将丘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英国人在战时支持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路。
艾德礼讲话后次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艾德礼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肯定的惟一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42｝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还发表了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来的段落。两周后《星期日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43｝。
这个时候刚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得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44｝
丘吉尔和保守派的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丘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势现在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胡涂了。他告诉我们大家，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社会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社会党执委会来决定。”｛45｝拉斯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说：“丘吉尔决定把全权计划体制等同于盖世太保，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象社会主义”｛46｝。１９４５年６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是反方。
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答应提供一吨半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一本删节本。不过，直到投票之前，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哈耶克最初对他的观点在选战中发挥作用很满意。考奇特说，他“在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为得意”。｛47｝这时，《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已经一年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到底，他之所以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他在剑桥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发表讲话《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和对公众的影响”，而为了“做好事”“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上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创造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做出的贡献将会最大。①
早在１９３３年春天的一份备忘录②中，哈耶克就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本来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这一想法就是来自于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去实现美好目标的决心。战时他也通过罗宾斯满怀信心地向英国政府建议，战后应当创建一所社会研究学院，用来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③不过，他的建议无人考虑。
哈耶克开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本书是将纳粹德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在本书四年后再版时的一篇后记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写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纳粹德国、苏联（当时两国是策略性盟友）这些东方的极权主义强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斗争。不过，由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俄国，俄国后来与英国结盟，他就没有怎么从负面涉及苏联。由于苏联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哈耶克认为，苏联比纳粹德国还恶劣。④
在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宣读《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五天———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对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论文《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⑤。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会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会，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中来，跟他想成立一个学院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同出一辙。拟议中的这个团体的伦理标准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可决不是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团体应该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态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条形式，最后，要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还是源于左翼”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说，他的目的不是“恳请让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批评”⑦。
在随后的三年中，设想中的这个学会的具体结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的没有变，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动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⑧。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战时旅行受到限制，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联系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１９３８年４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⑨。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１９３７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２３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划成立一个“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１９３８年８月，成了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计划泡汤了。
战争结束后，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要想搞某种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结出了果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让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的目的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明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因为这“多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⑩。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奥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奥伊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成员，该学派对于西德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穴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雪，３０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跟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散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还应该出版一本自由主义学报———这件事后来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而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理查德·考奇特的记载，跟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有关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给苏黎世大学学生发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个星期以讨论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来准备给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１９４６年一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１９４７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11｝。
会议于４月１日到１０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穴Ｖｅｖｅｙ？雪的朝圣山？鄢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在会前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识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支为自由而战的军队。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导舆论，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决不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优势”｛12｝。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被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将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会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13｝
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３９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１７人来自美国，８人来自英国，４人来自瑞士，４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１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这群人的多样性，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他这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欧。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士，后来有４人———占到与会者人数的１０％以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14｝
一篇纪念朝圣山学社成立５０周年的文章这样描绘朝圣山周围的景色：“凡是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里令人屏息的壮丽景色所陶醉。从广阔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迪米迪山？穴Ｄｅｎｔｓ ｄｕ Ｍｉｄｉ，意为‘最高峰上的齿形山’？雪。湖的对岸就是法国的厄维昂勒斯－贝恩？穴Ｅｖｉａｎｌｅｓ－Ｂａｉｎ？雪，一个矿泉疗养地，以其瓶装水闻名于世。临近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蒙特殊。有一条铁路从韦维经过山腰穿行到达朝圣山，这里是个宁静的半农业地区，不仅适合于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15｝
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是哈耶克对这次会议的目的作了一份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别强调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却变得有点缓和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鲁莽地将这一切付诸实施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又因为，让你们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指导我从事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认为将我们团结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义，尽管这个词已经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没有比这更好的词———要想获得复兴，我们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16｝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人士。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撰写历史的马克斯·哈特威尔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17｝。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委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到欧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家等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社会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文章报道说：“在开幕式上，曾经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后，会议决定谢绝媒体采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交给到处打探消息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的时候非常谨慎，根本没有任何信息。至于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18｝这篇文章错误地说，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一段的标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