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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莫斯科华人在俄罗斯奋斗二十年的纪念日，我那时就退休，和你回去，和你回昆明。
爸爸说，细艳，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告诉你，你在昆明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
爸爸的嘴角流出来一股鲜血，舒拉妈咪急忙用纸巾给他擦干净。
爸爸说，孩子，爸爸没有什么仇人，不是私人间的仇杀，只是华人同盟会刚成立不久，一些人看着我们的势力大起来，不想有一天输给我们。你不用去寻什么仇家，没有什么仇家。你需要做的，就是回昆明，不要再回来了。
爸爸说，舒拉妈咪我这里安排好了，她不会和你去中国，你去找你的弟弟，他还姓王，和你一样是细字辈的名字，王细波，弟弟应该小你两岁。
爸爸说，你要找到你安娜姐，她去了波兰，妈咪已经打电话给她，也许她能赶回来看看我。
爸爸不能再说话的时候，舒拉妈咪已经从“麒麟城”取回了一个小皮箱。那里面有三个纸袋被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一个上面写了舒拉妈咪的名字，一个上面没有名字。爸爸示意把舒拉妈咪的拿出来给她，然后示意余下的两个给我。我想问问那个没写名字的纸袋应该给谁，爸爸却昏死过去了。
北方的初春很凄凉。四月，俄罗斯也有“清明节”，扫墓的人们拔掉上一个春秋留下来的枯黄，新绿还刚刚冒出土，往往叫满心怀念的人们无法留意它们在冢墓间的孕育。这些北方的新绿自由生长在死魂灵的家园里，是一种幸运。
我在父亲的墓前无声地呆坐着。我的身后不远处是安娜姐和舒拉妈咪。
安娜姐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父亲和她没有机会解释上次的隔阂。舒拉妈咪也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她与父亲更多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只有我紧紧抱住父亲的墓碑，我的深切是因为我失去了母亲后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多年。
有人在远处点燃鞭炮，那是“麒麟城”的中国人和罗老爷与爸爸的朋友们。在空旷的郊外再响的鞭炮也能被风化，听上去就像是踩在碎玻璃上的声响，毫无震撼。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扬起硝烟的地方，并无新奇。
我再次转回头伏在墓碑上。我把亲吻印在青白的石碑上，双臂拥抱着那块冰冷。
我听到舒拉妈咪在那里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
我觉得，一个新的故事要从爸爸的死开始，在清明节的那天我体会到了一份生和死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嫩嫩的女孩子和一个作古的灵魂之间，把亲情和血缘无声地演绎成定格。这个定格给我太久的烙印。在那时我身体和心灵都有了一次颤动。那天晚上我回家后，我把自己泡在黑暗中，想，我是无根的生物。
我把亲人一个个失去了。
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被我带回了昆明，我对安娜姐说，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纸袋应该是给你的，你打开吧。安娜姐说，细艳，我的直觉这个纸袋应该是你弟弟的，你应该替他打开。
我们谁也没打开那个纸袋。
我和舒拉妈咪的纸袋都是薄薄的，我想舒拉妈咪也一定和我一样收到了银行支票或者信用卡，而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却厚厚的，像是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日记。
第六章 保姆昆都
在我接触的昆明人中，几乎没人能把莫斯科和昆明联系在一起，只有娜达莎是个例外。
娜达莎逛昆都，买了很多云南的特产，茶叶、蜡染布、玉石，她说她要回俄罗斯一次，带几个新人来昆明，换下一个老队员。
这次要带来的几个姑娘中，有不会跳舞的，她们要来上学、打工。娜达莎说。
要是她们汉语过关，我的公司预定两个，用老外来包装“聆”，更有特色。我说。
“聆”需要这样的包装。邱雨寒说。
娜达莎回去不到一个月，用她的伶牙俐齿、诸多的云南照片和特产，说服了一个又一个向往东方的俄罗斯女孩，她们早已经知道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快很多，在中国做尝试做实习，对于她们是一次神秘旅行。
我对娜达莎说，你的业务开展已经很有国际化趋势了。娜达莎说，什么事情都是生意，大家都为生活赚钱，各求所需而已。
刚来昆明的四个姑娘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学校，她们至少要能听得懂汉语才能读书听课，而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她们只能靠自己。
我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公司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无法分身。弟弟每天三次以上的鼻饲和擦洗需要找个称职的保姆来完成。娜达莎把一个新来的俄罗斯女孩介绍给我，女孩子只有十八岁，她怯生生地听我和她说慢慢的汉语，诚恳谦虚地听我用俄语给她解释每句汉语，半小时下来，她已经满头大汗。我问她，能做好吗？我的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这个，需要你必须做好。
姑娘使劲点头，她说，能。
我和娜达莎带着姑娘逛昆都。娜达莎已经熟知昆都的每个角落了，而新来的外国姑娘却惊恐惊叹。她弄不清楚货币的比率，手里不多的美元被换成了人民币后便不知所措，买日常用品花掉了不到二十块钱，她说需要回去好好算算才能在脑子里有所感觉——她无法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中国的价格。
我想起了我刚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样子怕是每一个初到外国的人的模样，谨小慎微。
我身边是两个外国女子，我们在昆都游走，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我告诉她们流行在昆都的“分类”：昆都有两种女人，一种是说普通话的女人，一种是说本地话的女人。我说，第三种也许可能是说外语的女人，但昆都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外国女人，暂时形不成“门派”。
娜达莎说，在昆明住久了，感觉昆都比昆明城的其他地方节奏快一些，压迫感也就重一些。她问我，在昆都开公司，有压力吗？
我不好回答。我的压力并不是工作，我的压力来自我卧床的弟弟和我自己的摸不着头脑的爱情。我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俄罗斯姑娘能不能对弟弟体贴地照顾，也不知道邱雨寒对我的勇猛追求能不能让我放心去爱他。
十年前，我在莫斯科悠闲地坐地铁，多层多方位的地铁站我转得悠然自得，背得下所有的地铁站名和转车路线。那个庞大的城市和庞大的地铁没使我出现压力，而在昆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昆都，就能使我涌上来莫名的忧郁。昆都的方圆只有两公里左右，商家林立，街景繁华，是昆明的心脏。在我来昆明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了解最多的就是昆都，甚至连报上的小说连载我也读——2003年，昆明的报纸上推出了小有轰动的小说《昆都的女人们》，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已经把公司地点选在了昆都，我要成为昆都的女人，我要找自己归根的感觉。
根，或者浮萍。我看到的人们都沾着这两个词。
我对娜达莎她们说，我在杰克西餐等你们，你们自己去逛吧，记得回来找我，我去喝咖啡。
把世界交给她们，就像爸爸把世界交给我。
第六章 保姆私人招聘
俄罗斯来的女孩子并不胜任照顾我弟弟的工作，就算我给她双份的工资，她也没有伺候人的概念。她把电视开大音量学汉语，把弟弟的纸床一次再次弄湿，她闻不了床上浸满的中药味道，把鼻饲机的温度调错了好几次。
我对女孩子说，你，可以时常来我这里玩，做客，但，你不能当我弟弟的保姆。
邱雨寒把一个中年妇女找来，他说大婶伺候了很多年病人，对卧床不起的人很周到体贴，应该是能胜任的。可大婶看到躺在床上的弟弟时却说什么也不干这份工作，她说看到病人一动不动她就害怕，她的老伴就是这样一动不动死在床上的，连屋子里的中药味道都一样。
“聆”公司的招聘广告再次出现在报纸上。这次是“特殊工种”，待遇已经提高到了1500元月薪——按“聆”公司的员工待遇招聘。
前后有十一名手持报纸的男女找到“聆”公司，邱雨寒一一过目并给来人讲解了服侍植物人的若干要素，结果只自动留下了一位。
新月，女，二十三岁，老家在四川农村，到昆明已经一年，无工作。
我对新月说，姑娘，这是我的私人招聘，工资和其他待遇一样不比在公司上班的员工差，只是需要你时刻呆在我的家里，你要吃住在那里，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弟弟是个十分聪明的阳光男孩，我爱他，我要照顾他才对，照顾他，直到他醒过来。
大姐，他能醒过来吗？新月问。
能，他的大学还没有读完，他还没有谈过恋爱，他还没叫够我姐姐……我们相聚的时间一共才一年多，从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弟弟……我说。
我试试，大姐，我也有个弟弟，他正在读中学，我也爱他，我知道你。新月说。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一闪而过。
邱雨寒说，新月的眼睛有些红肿，面色疲劳，他问过她在这之前是干什么的，新月始终没说出来。
“你要当心。”邱雨寒对我说。
“你要尽心。”我听见邱雨寒对新月说。
我看见了新月在我弟弟床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无措，她不敢去碰弟弟，她问邱雨寒，弟弟的手和脸是不是冰冷的。我把新月拉到床前慢慢坐下，手拉着弟弟的手递在新月手里，告诉她植物人并不是死人，他只是休眠了，脑中的什么神经被损伤了，他只是自己不能动，生活无法自理，但他活着，和我们一样活着。
我们说什么他也听得见吗？新月问。
听得见！我说。我能感觉到他听得见！
弟弟的病我没间断过联系医生，通过各种渠道在北京和上海都打听了，甚至安娜姐帮我询问了莫斯科和波兰的医院。但结果几乎差不多——医生们都无能为力，他们找不到能直接促使植物人醒来的方法。手术疏通神经和电子疏通神经，醒来的希望也只有1％，而死亡的概率却超过30％。安娜姐安慰我，弟弟睡在家里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一种温暖，没有办法让他醒过来，又何必冒险呢。
我说，安娜姐，他这样活着……和死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夜里端坐在床上祈祷，我说圣母玛利亚，我在充满对您信仰的国度生活了多年，我也是您的孩子，您给我的弟弟一些力量，让他醒来吧。
我的祈祷被外屋的新月听到了，她轻轻打开门，走到我身边。
大姐，您睡吧。
新月的眼睛里和我一样忧郁，我看了她好几秒钟，竟被她的这种忧郁打动了。我突然感觉我并没有比新月忧郁得深，我几乎是刚刚开始忧郁，从前我的眼睛里的表现就和娜达莎、和娜达莎领来的那个姑娘一样，那不是中国的眼神和感知——过去，我真得是个浮萍。
突然间我发现了我对亲情的渴望更胜于对爱情的渴望，因为为了爱情，我没祈祷过。圣母知道我吗？
第六章 保姆弟弟的行李
大学派人送来了弟弟的行李，他被撞后一直没有回学校，学校总务处在重新整理学生情况时把他算做“特例”，暂时保留了学籍。肇事人赔偿和学校的保险金加在一起并没有够弟弟的手术、住院费用，我为弟弟特地开了账户，存进了三十万元。
弟弟现在已经不很需要钱了，他的营养费比起住院的费用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记了。
大姐，你很有钱。新月说。
大姐的钱赚得不容易，搭进了我爸爸的命啊。我说。
大姐，你在国外是不是也曾经像我们打工的一样艰苦？新月问。
在国外的中国人都不容易。我说。
比昆明还要难吗？她问。
比昆明艰难得多。我说。
新月在收拾弟弟的行李，她把眼睛停留在弟弟的照片上。那是一张我没见过的照片，他站在银杏树下，把一个什么奖杯高高举过头顶。新月翻过照片，照片的背面写满了留言：
细波祝贺你，你是最优秀的！——高伦
祝贺细波，你是我们班的骄傲！——孙焕盛
希望你能成功！——皮皮
……
我看见了照片的最下角写了一行粉色的秀气的小字：细波，我爱你！并没有留下署名。
细波有女朋友吗？新月问我。
好像没有，至少他没和我提起过。我说。
弟弟的行李简单，干净。没有多余的书籍和玩具，没有我想象中的吉他或者口琴，也没有MP3或者手机。他的课本上没有卷曲没有污垢，笔记本上字迹工整，他使用的洗发精竟然是古老的“蜂花牌”，换洗的牛仔裤只有两条，T恤也只有两件，都已经旧得褪了色。
新月一件一件摆弄，把弟弟的东西折叠好放进衣柜。我坐在一边看着发呆。
几年前，刚刚去世的爸爸也留下了一些衣物，我把爸爸留在“麒麟城”的东西打包拿回家，在舒拉妈咪的面前一件一件收拾。舒拉妈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我收拾，眼中毫无内容，空空荡荡。她对我说，细艳，妈咪又失去了一次幸福，妈咪曾经在你爸爸之前有过婚姻和幸福，可那幸福只持续了不到半年，找到你爸爸的时候我以为能够持续长久一些，却没想到我又送了一次亲人。
我当时没有深想舒拉妈咪的话，我觉得舒拉妈咪对爸爸的死感觉并不冲动。在舒拉妈咪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数的时间爸爸在忙生意忙“麒麟城”，爸爸在家里陪伴舒拉妈咪的日子屈指可数。而舒拉妈咪更多是时间是在房间里读她的俄罗斯法律和历史。爸爸说，舒拉妈咪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她走入一个境界，一个做女人的境界。我不敢评价爸爸的话，在最好的妻子身边他并不惬意，他还有了安娜姐。我把他理解为“走入了一个男人的境界。”
我以为进入“境界”的女人会把生死和感情置之度外，但我看到了在爸爸死后舒拉妈咪死一样的寂静，从心里的寂静，我便感到恐惧和震撼。
他们相处的时间或者说相亲相爱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不能等同于没有感情。
2003年，弟弟昏睡在床上，我失去了重心，感觉沉重和压抑。我和弟弟相识相处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我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弟弟，甚至没去过他的学校，几乎不认识他的朋友和同学，但我看着弟弟的衣物却呆在那里。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只是那种感觉一上来，我就无法忍住泪水。
一种责任自动地走进我心里，我觉得我要为弟弟做的什么事情里面有爸爸的那份责任，有妈妈的那份责任，甚至有舒拉妈咪的心意。
第七章 秋天是绿色的“聆之灵”
邱雨寒在我创业的时候给了我绝对的帮助，他使“聆”公司运作起来，收效十分可观，也使我看到了前景。我对安娜姐说，雨寒是个天才。安娜姐说，你起步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天才，他这方面是长项。
当年莫斯科“麒麟城”被查封的时候，年轻的邱雨寒就施展了他的天才，虽然他那时依仗的更多是他的家族的势力，但参与管理后来的“麒麟城”确实只是他一个人。他自己说，他善于单打独斗。
昆明的报纸上一幅24cmX12cm的彩色广告连续刊登了一个月，“聆之零”方案在这个还不发达的城市里被越来越多的商家知晓，街上繁华地段总能遇到兼职的大学生对行人进行“聆之零”的市场调查，公司开设了网站接受业务和反馈——这一系列持久不衰的运作都是邱雨寒一手制定和组织实施的。
不知不觉到来的2003年秋季我几乎没有觉察到。昆明的秋天依然是绿色的，一年四季都感受到的春意让我很充实。我在公司的投入已经开始回收，繁杂庞大的开销并没有使公司的经营时刻紧张。我对邱雨寒说，你的四十万应该收回了，你已经是“聆”公司的灵魂，我应该给你更多的回报才对，不能在用你的投资了。
邱雨寒对我笑，他说小艳你多心了，我投入的时候没有想过什么回报，我只是给你信心，怕你在刚起步的时候产生退缩的念头。本来我只想在你这里干一年，现在才半年时间，我已经不想再走了，你留下我吧，嫁给我吧。
我租下了办公楼楼顶的一块面积，亲自设计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就写着我创意的广告词：聆之灵。我终于用上了我早写好的那个“聆”字，我把它漆成了天蓝色。
安娜姐说，她喜欢我创办的这个公司，她说她想把国外的资产移回国内，和我一起经营发展这个广告公司，把它变成一个响当当的传媒企业。
十年前安娜姐离开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