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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一号行动”失败后，有两个关键的动作必将大大改变美国特种部队未来作战的能力。第一，这次任务失败两天之后，卡特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准备第二次营救。卡特还下令国防部长务必确保此次营救所需要的所有资源。第二，国防部长任命了一个由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L·霍洛威海军上将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伊朗人质的营救问题，并提出改进未来作战能力的适当建议。这个委员会后来提出，要建立一支常备的联合特种部队，作为国家一级的资源，这支部队要有其自身的总部、作战部队以及进行有效反应所必备的能力。
当年8月，理查德·狄克·斯科尔特斯少将受命担任新组建的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负责进行代号为“蜜獾行动”的第二次人质营救。实施营救的行动计划和训练工作很快就展开了，并根据上次行动的教训进行了有明显特点的重大改进。例如，本次任务将使用改型的陆军黑鹰直升机，因为它的可靠性和航程都大大超过他们先前使用的海军HR53海上种马直升机。虽然还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但却制定了好几套作战方案。（后来从被释放的人质那里了解到，在上次计划营救的当天，在情报部门认为关押人质的地方，实际被关押的人质还不到百分之五。）
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就职典礼那天，也就是1981年1月20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训练场上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演习。突然之间有消息传来，说人质已被释放。这次演习的必要性引起了争议。这次任务已经没有必要。
人质的释放与美国军方毫无关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使伊朗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卡特政府冻结的12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伊朗国王购买的主要武器系统），而不是人质。伊朗主动释放了人质——认为人质问题在美国未来的总统大选中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期待着与里根政权做一笔好交易。他们做成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全部的120亿美元，但他们所得到的80亿美元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蜜獾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和准备，大大提高了参训部队的战备和实战能力。由于这次行动被取消，狄克·斯科尔特斯就能把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未来实战的准备工作中。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的战备和作战能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能对华盛顿的任务作出有效的反应。例如，有情报说在老挝的一个战俘营里还关押了一些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战俘，于是这支部队就开始准备进行一次秘密营救任务，这就要研究特别的战术、技术、程序以及特种装备。
这些准备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得到了演练，成为一项复杂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抢占某友好国家的机场，并从那儿开始营救行动。然而，在开始之前，狄克·斯科尔特斯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来证实情报的准确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谨慎、讲究实际的人。他不仅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去证实，他还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起去。这件事没有发生。中央情报局派出了自己的人（都不是美国人）进入老挝。虽然他们带回了几百张照片，可是没有一张能表明上面可能有美国人。斯科尔特斯坚持要派自己的人去现场侦察，可是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这个任务最终也就落了空。
即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像以往一样，这次训练非常有用，而且为完成这次使命专门研究出来的战术、技术以及装备在将来仍然有用。
后来，到1985年10月，挪威政府想了解美国有没有专门的力量把在公海上的大型豪华游轮“截获下来”，因为他们比较担心初露苗头的恐怖主义威胁，担心这可能对他们的游轮业造成伤害。为了得到证明，他们提供了“挪威公主”号游轮作为美国人的训练辅助设施。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专业特长表明，他们知道如何漂亮地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是在茫茫黑夜中。
1983年10月25日，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参加了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配合大西洋司令部所属的一支规模比他们大的部队协同作战。这次行动的总目标有三个：营救在首都圣乔治郊外的格林纳达医学院学习的美国留学生；营救由古巴支持的左翼政权软禁的前总督；防止格林纳达岛被古巴或苏联的军方使用。这项使命包括占领整个格林纳达岛。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太好。
虽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受命参加了“紧急狂暴行动”，但是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他们来不及制定计划，进行准备和适当的训练。情报方面的失误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狄克·斯科尔特斯在回忆中所说：“在H时（攻击时间）即将开始之前，改变指挥和控制，改变任务的日程，使得我们在岛上的处境近乎于一场大灾难。
“一开始，12号（星期四）那天，本来的计划是由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星期五那天，大西洋司令部受命负责指挥，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协同。可是，到了星期六，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的军营遭到炸弹袭击，这对海军陆战队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导致再次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指挥简令会上，海军陆战队司令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如果不让海军陆战队参加攻击格林纳达岛的行动，部队的士气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离总攻开始不到48小时的时候，海军陆战队也介入了‘紧急狂暴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位全新的总指挥官：梅特卡夫海军上将。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任务的变化也来得非常之快
“星期一，在宣布梅特卡夫海军上将就任的简令会上，到会的国务院代表说，最重要的是，攻击一开始就要夺取里士满山监狱——不过国务院的人不能告诉我们监狱关的是什么人，我们要营救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那些监狱的看守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对他们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我们不知道营救的是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将把它作为后续目标。’他们仍然坚持，所以我要求把行动推迟24至48小时，以便使我们有时间收集更准确的情报。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我们一直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02时00分，可是也没有被采纳。所有的人都将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实施登陆。）这一来，我们就对我们一支主要攻击部队的使命作了重大调整——在没有充分情报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更换在波普空军基地已经装上C5黑鹰运输直升机上的东西——在仅有的那点时间里，这样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同意我们提出的02时00分开始行动或者推迟24至48小时的要求。国务院和中情局制订了一个夺取该岛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一支七国支援部队配合行动。这支部队将在开始行动后3小时登岛，然后接受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指挥。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接到命令9天之前，这些国家就知道行动时间定在25日（星期二）05时00分。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此外，还有情报的混乱。
“例如，情报部门告诉我们，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全都在该校的特鲁布鲁校园区——那里也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他们不在那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在2英里之外，在该岛另一侧的格兰德安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们开始制定计划的前2天，该校校长曾经造访过国务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他我们的学生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情报部门说该岛只有2门40毫米高炮。实际情况是，在机场的敌人有大约6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在弗里德里克要塞，还有2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可以监视直升机飞向里士满山监狱的通道。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空中支援。如果没有AC130武装直升机，整个任务失败的可能就更大。这时候，梅特卡夫海军上将竟然厚着脸皮警告我说，我们不可能得到空中支援的密切配合。我告诉他我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懂。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启动了分配给我们的这项使命，也算是勉为其难了，因为这次艰巨任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加上没有经验的指挥，任务的变化，面对有相当防卫能力的目标于白天采取这种复杂行动的危险性，几乎没有情报或没有精确的情报，以及也没有适当的常规部队指挥官的支持。”
海军海豹突击队所执行的一次任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能说明斯科尔特斯少将所说的那些问题。海豹突击队计划于拂晓时分空投一支配备小船的侦察分队——被称之为夜间船降——观察并报告萨利纳斯机场的活动，准备突击占领并巩固机场。可是，这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以前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夜间船降训练，受命参加这次行动的两架C130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作业，这次降落也没有在拂晓时分，而是在夜间一次没有预报突然而至的暴风中进行的。海浪比预期的要大得多；一架飞机上的海豹突击队员被降落在离开其他人2英里的地方；最后，4名海豹突击队员溺水身亡。他们的尸体一直也没找到。
分配给海豹突击队的另外两个目标是大约７英里之外的总督府和电台。虽然这两支海豹突击小分队都受过夜战的训练，能利用茫茫夜色，可是现在却被用于白天作战。那支负责保卫总督府的小分队还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要带上国务院一个三人无线电小组。这个小组携带着一台手提式广播无线电，以便让总督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明他很安全而且仍然在控制局势。
海豹突击队员着陆之后，本来应当保证电台的安全，结果却和武装警卫部队发生猛烈交火。由于人数太少，武器也不足，他们的队长和一名队员受伤，小分队被迫撤回到海滩，最后在夜色中被接走。
夺取总督府的小分队表现较好，但他们的行动也还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直升机接近总督府的时候，找不到地方降落。这也是情报准备不充分的结果。那里地形陡峭，而且有很多大树。这就意味着突击部队不得不从一条75英尺长的绳子上滑下去，以便到地面后清理出一片降落场地，好让那架运送国务院无线电小组的直升机降落。
那架直升飞机在围绕总督府上方盘旋时，遭到附近山头高炮火力的猛烈袭击。直升机数次被弹片击中，驾驶员身负重伤，可是他表现非常出色，使得直升机免遭坠毁的厄运（后来他还把飞机飞回这次行动的旗舰“关岛”号上，因为那艘舰艇上有医院设施）。
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员控制了总督府，找到了总督和他的妻子，发现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突然有3辆装甲运兵车出现在官邸大门口，突击队员们立即请求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前来支援，很快就控制了局势。那几辆装甲运兵车刚调转炮塔指向总统府，就被武装直升机统统消灭了。
从突击队员们的装备来看，他们干得很出色。但是也有失败之处。
“紧急狂暴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卡尔·斯廷纳在贝鲁特。即便如此，他也能够从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杰克·维西将军之间的卫星无线电通话中了解到战斗的情况。斯廷纳之所以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直接通话，是因为对方把自己的私人信道频率给了他，不过这也使他能够听到来自“紧急狂暴行动”的所有报告。
在布拉格堡的时候，斯廷纳与斯科尔特斯既是朋友也是邻居。1983年8月被派往黎巴嫩之前，斯廷纳一直是第82空降师主管作战的副师长。收听卫星通话中的报告使他很丧气。“我真的能体会到狄克·斯科尔特斯的心情，”他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在此后的十个月中，狄克·斯科尔特斯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的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他还研究了如何尽最大努力培育出最强的战斗力，以适应反恐和其他突发事件的特殊使命的要求。1984年8月，斯廷纳担任了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从狄克·斯科尔特斯手中接过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联合指挥部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部队。
斯廷纳的任务“是把它建设得更好，确保美国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时候能有一支充分准备的部队来应付局面。动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时候，就说明用于解决问题的其他选择都已不充分或不适合。所以风险很大”。
但是，无论你的训练和准备有多好，甚至所有的运作都没有错，你的行动也可能失败。有时候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在安全的庇护下进行的，比如在贝鲁特，你就找不着他们。有时候来自上面的拖延和犹豫不决会妨碍你采取及时行动，以致坐失良机。
这两个因素都将影响到1985年6月的指挥。4个月后就发生了“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TWA（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10时00分，TWA847航班从雅典机场起飞前往罗马。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53人，其中135人是美国人。这是一架短途波音727飞机，驾驶员是机长约翰·特斯特拉克，副驾驶是菲利普·马斯卡，飞行技师是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从希腊政府后来提供的信息来看，就在前一天，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从贝鲁特来到雅典，在雅典机场过夜，并预定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TWA847航班。他们的目的是劫持这架飞机。然而，由于这架飞机上只剩下两个座位，他们只能上去两个人。这两个人化名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后来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马迪和哈桑·伊兹阿尔丹）。
那个只好留在雅典的人后来被证实是阿里·阿特瓦。发现他参与劫机行动后，希腊当局立即将其逮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是与伊朗有联系的激进的、革命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成员。这次劫机是真主党组织的，当然，随着这一事件的逐渐明朗化，活跃在黎巴嫩的其他组织也会浮出水面。
卡斯特罗和赛义德登机后，就坐到靠近厕所的后排座位上，因为他们劫持飞机所使用的武器就藏在那里，很可能是机场雇员干的。其中一个人带着一只小旅行包走进厕所，找到了武器——两把手枪和手榴弹。
飞机爬升到飞行高度之后，这两名恐怖分子便开始行动。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飞机前部，把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推倒在地，用阿拉伯语和蹩脚的英语大声喊道：“去死吧。美国人去死。”然后他们把尤里·德里克森的头往驾驶舱的门上撞，以警告驾驶舱的成员。他们先是用手榴弹抵着她的脸，接着用枪顶着她的耳朵，她还是摸到了机内通话系统，告诉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发生了劫机事件。
特斯特拉克机长立即下令打开驾驶舱门，这时两名劫机者大声地提出了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要去阿尔及利亚。
这是不可能的。波音727上没有那么多燃料，所以机长提出飞往开罗。这个建议使得早已暴跳如雷的恐怖分子更加恼火。“不去阿尔及利亚，就去贝鲁特。”他们大声喊叫。“只要有燃料。”
特斯特拉克机长改变航向，向贝鲁特方向飞去。这段距离有700英里，勉强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命令所有在一等舱的旅客统统到飞机后面去。由于后面没有足够的座位，其中有些人被迫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接着他命令尤里·德里克森把所有乘客的护照收缴上来，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乘客是美国人和／或犹太人了。护照收上来之后，卡斯特罗命令尤里把以色列人挑出来，结果发现飞机上没有以色列人。接着他要她把犹太人挑出来，结果也没有做到，因为美国护照上不注明宗教信仰。他变得更加烦躁，让她把乘客名单读给他听。当她读到的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他就让她把那名乘客护照挑出来。有7个人属于这个类型。
接着卡斯特罗把注意力转向军人身份证（军人旅行时往往持军人身份证而不是护照）。在飞机上有一名叫库尔特·卡尔森的陆军预备役军人和6名在希腊完成水下作业后回国的海军潜水员。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强迫这几名潜水员到相对分散的座位上去，并大声喊道：“海军陆战队员！‘新泽西’号！”“新泽西”号战舰最近曾经炮击过贝鲁特，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