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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队将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组建起来，由戴夫上校担任队长。有一个小分队飞往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驻地。另一个小分队前往驻扎在意大利加埃塔的海军中将弗兰克·凯尔索的第六舰队总部所在地。还有一个小分队前往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斯科特空军基地的军事空运指挥部。
那天下午，斯廷纳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协调他们的行动。这些指挥部已经交换了联络官，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每次都是同样的人员。
每隔一个小时左右，他就与华盛顿通话，要求给予空运支持并作出派兵的决定……时间在流逝！
与此同时，不断有少量情报传来。尽管美舰“萨拉托加”号派出了飞机进行侦察，但是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到17时00分，斯廷纳终于得到通知说，已经同意派出特遣部队。飞机很快就到。大家都快速向机场运动，准备登机。所要求的全部设备（直升机、特种船只等）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只是等着登机了。等飞机一到，登机是不会用太长时间的。
此后不久，斯廷纳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开始行动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于待命状态，”斯廷纳告诉他。“也许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给五角大楼打个电话，请他们让空运我们的飞机快点来。”
空运飞机到达时已是午夜时分。此前12至14个小时，斯廷纳就在盼望飞机了。在登机过程中，飞机的舱门上都加装了专用天线，用于航行途中飞机之间的通话以及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指挥官之间的通话。飞机的内部很快就设立了为作战计划而准备的工作台以及通信指挥台。
在斯廷纳的飞机上，除了参与指挥、作战、情报以及空运之类的上校、中校和少校等作战参谋人员外，还有空军的作战控制和通讯人员，大约20名操作手、射击手以及医疗手术设备（在尾部舱门附近架设了一张手术台）。特遣部队首席军医达雷尔·波尔少校从世界各地采购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并集中了一批外科手术专家，必要时他们可以在飞机尾部那张手术台上进行急诊手术。
10月8日凌晨大约1时整，飞机开始飞向斯戈尼拉。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发现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斯廷纳计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留下一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和两架小鸟武装直升飞机。这是一个预防措施，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后来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
接着，他打算继续快速向塞浦路斯的一个空军基地运动。该基地处于地中海东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使用直升飞机就可以到达大多数潜在目标。
特遣部队比较熟悉这个基地，因为他们以前来过好几次。但使用这个基地是有条件的。因为苏联的间谍卫星从它上方飞过。特种部队的飞机必须在夜间降落，把从飞机上卸下的所有设备放进机库。运输机要在天亮之前离开。他们将分散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基地，但又不能离得太远，这样一旦有情况，它们就能迅速作出反应。
在飞越大西洋的航行途中，斯廷纳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新的情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初显端倪：有4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有97名不同国籍的乘客（其中有些是美国公民），有344名船员。船的位置仍然不清楚。自从劫持之后，它就立即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并向北行驶。据推测它目前的位置在地中海东部的某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计划已经到位，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就可以修订计划。着陆之后，他的部队将把计划付诸实施，可是眼下却平静得出奇。
斯廷纳感到飞机在颤动，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使他处于目前境地的原因。他回想起以前受过的训练和完成过的任务，回想起他曾经到过的非常炎热、极其荒凉的地方。他想到了他的一些前任——是他们创造了他目前正在介入的这种形式的战争。
突击队袭击、深入敌后侦察、破坏、游击小分队——只要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这些现象都会存在。但是，在二战之前，官方并不认可现在被人们称为“非常规战争”的东西，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军人所从事的正当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出了关于特种战争的书……
第二部分：先驱者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1944年8月11日02时00分，法国中部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中央高原卢瓦尔省以南的科雷兹行政区上空，一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在低空飞行。它是3小时之前从英国的一个基地起飞的，正加入由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向德国飞去。这架飞机在法国上空做了一个假动作，然后脱离机群，掉头向西飞向英国方向，并不断降低高度。当它下降到一定高度，进入德国雷达的盲区之后，又转了个弯，随后便向东南方向飞去。
这架斯特林飞机上没有装载炸弹。在它那狭窄的机身里，有一支由10人组成的法国空军特勤队（SAS）侦察小分队、准备空投的物资以及战略情报局①一个代号为“詹姆斯小分队”的三人别动队。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由一位姓沃捷的上尉指挥。詹姆斯小分队的成员是美军中尉杰克·辛格劳布、美国技术军士托尼·邓诺以及化名多米尼克·莱布的法国陆军中尉。
詹姆斯小分队队长辛格劳布是加利福尼亚人，是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第515空降步兵团调到战略情报局的。（在一只脚的踝骨骨折之后，他还想做一些有用的事，因而接受了专门培训，成了一名爆破专家。）
邓诺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身材很像歌手西纳特拉，精力十分充沛，喜欢夜间跳伞潜入敌国的行动。他是个无线电员，也是个神枪手。
那个法国中尉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贵族，真名叫雅克·列贝尔·德彭杰利。法国抵抗运动军官往往都是隐姓埋名的，因为纳粹经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雅克（多米尼克）是小分队不可缺少的成员。他的法语肯定比美国人流利。更重要的是，对法国复杂的政治情况的了解，他比辛格劳布深入得多。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各派都希望在战后领导这个国家——这个运动的右翼是保皇党人，左翼是共产党人，中间是戴高乐将军的追随者。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其他派别都没有把这些分歧带进与纳粹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想把纳粹赶出法国，但是他们对战后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同样也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都予以合作。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
辛格劳布背着降落伞，靠在斯特林飞机的舱壁上。多米尼克和邓诺也弯腰坐在他身边，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飞机发动机以及螺旋桨转动的轰鸣声使他们无法谈话。他们都穿着英军的迷彩服，戴着伞兵头盔。辛格劳布的胸前挂着一个法国小风笛的口袋，里面装着密码本和10万法郎。他的腿袋腿袋是英国伞兵的发明，袋子里放弹药、电台、机枪支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空降时，这些东西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绑在伞兵腿上。快着地时，伞兵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先行着地。里放的是身上带不了的枪弹和手雷。他有一支西班牙造的9毫米骆马手枪。之所以选用这种枪，是因为在被占领的欧洲9毫米的子弹比较容易得到。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发生变化，飞机在减速。
在长方形的后舱门——跳伞舱门，亦称大兵洞——附近，是经过严格高难度训练的空军特勤队。很快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舱门跳了出去。一名机组成员把物资包推出飞机。
接下来跳的是詹姆斯小分队。
他们朝那个黑洞洞的、风声呼啸的后舱门走去。
“还有3分钟左右，”皇家空军一名跳伞长对着辛格劳布的耳边大声说。
他们把张伞索钩在钢缆上，相互检查缆索环上的夹子是否有问题，同时再次自我检查了一番。辛格劳布从舱门向下看去，只能模模糊糊看出黑压压的树林和色调较浅的田野，看不见任何灯光，但能看见几条道路。
3颗橙色信号弹照亮了下面的夜空，那是抵抗运动伞降场地的信号。辛格劳布知道，与此同时，一名抵抗组织的地面控制人员正在向飞行员发出预先规定的闪光代码信号。如果代码字母正确，他们将屏住气从舱门跳下去。
“走！”跳伞长在辛格劳布的头盔上拍了一下，大声喊道。年轻的中尉纵身跳进黑暗的夜空，在离地面800英尺的地方，他把脚踝和膝盖并拢，双手紧贴毛料裤子。他在黑暗中向下坠落，随着他所熟悉的呼啦声，他的降落伞打开了。（美国的降落伞有所不同，是在张伞索绷紧的一刹那将伞打开的，但那样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英国的降落伞要等绳子绷紧之后才会打开，这是比较安全的开伞系统。不过，美国的伞兵胸前有一个备用伞，而英国人则没有。如果他们的降落伞出了毛病，那就全完了。）
辛格劳布抬头看了看自己的降落伞，看见他的上面还有两个伞——是多米尼克和邓诺。在他们后面还有四个小伞——那是他们的物资。
为了这一时刻，他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个早晨，在华盛顿特区军需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是响应号召去的——他们需要会说外语的志愿者（他的法语说得不错），需要愿意到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的人。
发出这一个号召的是战略情报局。辛格劳布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从事海外秘密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它的负责人是那个传奇式的将军“野蛮的”比尔·多诺万。这很合辛格劳布的心意。
那场面试让他难以忍受。不过，他们觉得他也许符合战略情报局的要求，于是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总部的停车场集合，然后乘车前往国会乡村俱乐部。这个名字并非别出心裁。从前，国会议员确实常去那儿饮酒、打高尔夫，但战争使它成了战略情报局的训练营地。不过它仍然保留了国会式的豪华：水晶吊灯、真皮座椅、镶着贵重框架的油画、上乘的瓷器。
第二部分：先驱者世界上顶尖的教官
实际上，在国会乡村俱乐部进行训练，似乎与战略情报局的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很不协调。多诺万原本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具有贵族血统，和当时比较有名的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部八所名牌大学的联合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挑选他来组建新情报机构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俱乐部里组建起他的战略情报局，也就很自然了。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来自名牌院校毕业生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他们也像杰克·辛格劳布一样，在这个10月的早晨来到这里。然而他看到的不仅是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在场的还有像他这样给人以刚毅感觉的空降兵中尉，他们也像他一样来自候补军官学校或者预备军官训练团候补军官学校，美军培养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优秀士兵。后备军官训练团，美三军在全国一千多所大专院校设立军官培训机构，学员接受津贴，除正常上课外，每周接受数小时军训。（战争使他中断了大学的学业），这使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欢迎他们的上校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你们被选送到这里来，是为了检验你们在敌占区与抵抗组织并肩作战的适应性。……我说的是游击战、谍报活动和破坏活动。显然，谁也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是否具有执行这些行动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因为这些行动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游击战要求行动迅速，主要在夜间活动，行动之后就分散到乡村地区，然后在数英里之外重新集结。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所具备的技能，应当和最优秀的丛林战士或者印第安侦察兵一样。”听到这里，辛格劳布为之一振。他素来喜欢户外运动——狩猎、捕鱼、野营——虽然他也喜欢操场上的训练和以团队形式出现的体育比赛，但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只要有时间，他就徒步去海谢拉森林。在树林中和荒郊野外，他觉得如鱼得水，非常高兴。
“我们不是寻找孤胆英雄，”上校最后说。“当然，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你们的勇气将受到考验。我们需要成熟的军官，要能够迅速有效地训练外国的抵抗组织，积极领导他们展开活动。如果我们对你们的潜力不完全满意，就会分配你们去执行普通任务。”
在随后的几星期里，辛格劳布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学习基本的游击战技能，一面接受考核——如何在夜间隐蔽运动（穿越曾经被修剪过的草地），如何破坏铁路道岔、电力变压器以及桥梁等目标。但最重要的是，要考验他们能否在心理上承受让他们去完成的任务。到了敌后，他们将孤军作战。他们能否很好地坚持下来？他们能否很好地处理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和灾难？他们是否能够指挥和控制那些只有匹夫之勇、不动脑子的人？
为达此目的，每个小分队都有由教官渗透进来的“奸细”，故意把事情搞乱。如何对付这个人，对于小分队的最终成绩评定往往很重要，而且比能否把模拟炸药安放到铁路路轨上重要得多。
一旦他们成功地跨越了这些障碍，战略情报局就把他们送到B1地区。这里原先是马里兰州西部一个童子军营地，后来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周末度假场所——香格里拉。战后这里成了总统的度假区，也就是现在的戴维营。
在这里，训练中突出了各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徒手格斗。
训练他们的，也许是世界上顶尖的教官——英国少校威廉·费尔贝恩。他是举世闻名的费尔贝恩双刃刀的发明者（是突击队员近距离格斗的首选武器），也是突击队员徒手格斗训练课程的开创者。费尔贝恩的理念非常简单：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你要能熟练使用盟军和敌人的各种武器，熟练得就像参加棒球大联盟赛的运动员本能地挥动球棒那样。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进行这种训练——此外还有早晨的跑步，克服迷宫般的危险障碍，夜间匍匐通过寒冷、雨水浸透的林区去安放模拟炸药，进行密码编制和秘密无线电联系等科目的训练。
当年12月，辛格劳布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前往英国。到了那里之后，他继续接受训练。领导他们的是英国特种作战指挥部。这是负责英国所有非常规作战群体的总机构。它不仅负责空降、侦察机、快艇、潜艇中队的训练，而且在世界各地进行秘密特工训练；它具有一批造假专家和地图绘制专家，足以使几百个詹姆斯·邦德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的系列间谍小说中的主角，代号为007。忙得不亦乐乎。由特种作战指挥部训练的谍报和破坏小分队，被派往被占领的欧洲开展活动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战略情报局联络小组也已经进入法国，参与到秘密活动之中。战略情报局的这些小分队很快就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与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训练难度相比，在英国的训练毫不逊色。开始时，训练重点在跳伞和实弹射击。但却不断加大了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实际情景的训练——秘密活动的技能以及掩护身份的编造。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人都被送回了正规部队。
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全都被编成了三人一组的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一名美国或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以及一名无线电员。这些小分队将空降到被占领的法国，去组织、训练、领导法国抵抗组织，以支持盟军的登陆。当时的希望是，到盟军登陆时，抵抗组织的人员将数以万计，纳粹占领军将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将从西面的诺曼底压过来，而抵抗组织将在后方搅得德国人不得安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粹对平民百姓的报复，在盟军登陆之前，抵抗组织游击队不开展大规模袭击，这一点非常重要。抵抗组织的目标和时间表应当与盟国的总体目标相协调。这就要求在具有极大压力、高度危险环境中的抵抗组织在心理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当敏锐。
这个行动的代号“杰德堡”是苏格兰一座城堡的名字，所以它的小分队就被称为杰德堡小分队。
第二部分：先驱者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辛格劳布降落在齐腰深的灌木丛中。他就地一滚，然后站起身。他把降落伞卷成一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