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但并不是说在随后几个星期内形势就不紧张了。
第二部分：先驱者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第89号公路依然保持畅通，希望仍然盘踞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国第一集团军群继续把它作为一条逃生的通道。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训练安东尼和休伯特的部队，教他们如何使用缴获的武器，同时派出保护分队摧毁非主干道上的桥梁。休伯特的部队依然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这时候休伯特提出一项计划，想利用他缴获的卡车和巡逻车组建一支机动的攻击部队，用以骚扰从科雷兹和卢瓦尔省之间向北退却的德军，使他们无法对巴顿将军在卢瓦尔河两岸的部队构成威胁。
自由法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得到的武器（正式调拨给抵抗组织的上千吨弹药，还躺在英国的仓库里，这是战争时期混乱状态的典型；游击队在起义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要求，而且非常紧急，分配系统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了）。休伯特不得不从设置埋伏的部队中抽调部分武器，以装备他的机动部队。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帮助他弄到一辆1939年生产的、前轮驱动的雪铁龙，同时为他进行了一系列闪电式的侦察行动。德国人的车队是交错行进的，为的是防止盟军的空袭，不过他们的间隙节奏是可以预测的。杰德堡小分队只要等候这个间隙，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攻击。结果非常奏效。连续几个星期，休伯特的部队使德国人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法共游击队退出了战斗，全力准备投入德国投降之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人占领了蒂勒，包括那里的兵工厂，使它恢复了生产（他们不得不迫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为他们工作）。领导安东尼的政治委员们希望得到战后发动革命的武器。这比进一步参与解放法国的斗争更为重要。
9月26日，巴黎和法国大部分被解放。詹姆斯小分队返回英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对于杰克·辛格劳布来说，这意味着受命前往东南亚——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谈的内容。
杰克·辛格劳布在杰德堡小分队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仅于此。这个故事不仅说明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而且为非常规战争的各种因素提供了一个模式。它是所谓特种部队教范中的主要课文之一。
它所表明的是如下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和技能：
●特种部队的军人要准备越过正式的战线，深入敌后地区去作战。那些地区并没有明显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或者是受到某一方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据一个领导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派别的正式名称或者政治隶属关系，他无法判断自己所面对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他要准备在一个高度危险、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作战，而且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组织的支持。
●他必须具备军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仅要能作战，而且要能教别人作战。他还必须熟悉许多外国的武器和系统，应当是各种徒手格斗的行家。
●他必须比较精通他正在作战的国家的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政治形势以及那里人民的实际状况。
●由于他将在敌后作战，他必须能够在掩护的身份下生存，必须掌握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他必须具有应付各种压力的心理承受力：独立生存，没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别人把事情搞乱，以及面对由于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难。
●他必须足智多谋，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军事敏感性。对于那些不喜欢他、不信任他、总是反对他的人，他必须使他们了解他，对他们进行说服，加以诱导，施以威胁，使他们相信自己。在这种斗争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实际能力，这样他的对手/朋友不得不开始相信他。
●他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队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策。在如何贯彻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面临多种选择，但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他必须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游击队员的生命，而且——也许更加重要——影响到那些“无辜的”或者“被卷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因素和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伦·班克上校。班克的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劳布所在的那所学校里学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绿色贝雷帽们心目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伦·班克
阿伦·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国南部的另一个杰德堡小分队的队员，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活动。他在那里的体验和杰克·辛格劳布的非常相似：袭击战略设施和车队，为抵抗组织提供指导和训练，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法国解放之后，战略情报局的首长要求会说德语、当时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组织一支由反对当局的德国军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的使命——由比尔·多诺万亲自下达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准备逃往巴伐利亚深山里的纳粹党徒所说的“国家地堡”去藏身的话。欧洲战事结束时，那座地堡依然是个谜，班克的使命被终止。
后来，班克被战略情报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曾经和胡志明一起有过一两天共同的旅行生活，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月，懂得了有关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知识。
第二部分：先驱者非常规战争
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班克不情愿地回到陆军部队。他非常怀念昔日的杰德堡小分队，因为当时杰德堡小分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战斗，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敌后作战（虽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陈规的人们不喜欢给像他这样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们称之为不严格的、非军事的行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历来服从调动，从来没有公开发过牢骚。
更加重要的是：他确信在解散战略情报局杰德堡小分队与其他战斗分队（后者为30人的小分队，可以分为每组15人的两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12个人编组的前身）时，如果不继承那支部队丢弃的作战能力，陆军将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缅甸）的敌后，都派遣过这样的战斗小分队，他们起到了直接行动的战斗作用，从事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的破坏设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等活动。
班克认为，战后的陆军需要有类似的部队，但是这样的部队应当受到更好的训练，得到更好的装备，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配备更好的军官。在他看来，特种作战部队的宗旨是组织、指导并装备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武装部队中任何一支常规战斗部队。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任务是重建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它也被赋予从事秘密的、特种行动任务，以便与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打交道，可是它从来没有干好这项工作。中央情报局创建之后，班克依然认为陆军很有必要承担起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行动的全部任务。
他的这种想法得不到陆军大多数人的认同。常规的军人往往认为，非常规战争主要起辅助作用，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行动要靠正规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远非一些隔靴搔痒的行动。班克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略情报局到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诞生》中写道：“在正统的传统军人看来，它是令人恶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养的行为。不符合职业军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军人都特别容易受这种态度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陆军在传统上是不喜欢精英的。他们认为它是全体公民的部队——都是一些普通人。出类拔萃的军人和出类拔萃的部队固然很好，可是他们不应当过于引人注目。就他们的特点而言，特种部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美国特种部队组建之后的若干年里，分配到特种部队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职业流动。
美国陆军对于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对精英一样没有好感。它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对革新感到不安，变革的动作缓慢。革命者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阿伦·班克知道，陆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有数百个房间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励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则在耐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且愿意以职业生涯去冒险。这些人在试图进行改革——特别是当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产生相同看法的时候。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班克就在做准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书。非常规战争是什么呢？它与“常规”战争有什么区别？历史对常规战争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种”战争？
非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Ｔ·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第二部分：先驱者打特种战争的办法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民政事务一度被看成军事治安的辅助——战斗结束、秩序恢复之后，显得非常有用。一场战争结束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警察的保护。后来人们意识到，民政事务不仅在冲突中（在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卡尔·斯廷纳就动用了民政事务资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冲突之前还能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