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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中，编辑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儒雅的风度，戴眼镜，说话条理性强，在餐馆就餐，首先要挑出菜单上的错别字，然后才能放心吃饭。
记者这个职业在北京也不少。北京的女记者很有特色，她们大都性格活泼，聚会上通常唱主角，滔滔不绝说出一番有意思的话来，她们说话的语速极快，俏皮话一句接着一句，把人逗得直不起腰来。北京是一个语言环境比较特殊的城市，文人聚会常有特定的“暗语”、“笑话”，语言中自有机关，外面来的人有时并不见得真正听懂他们的谈话。
北京有名的作家很多，老一辈的作家如管桦、浩然、张洁，年富力强的刘恒、刘庆邦、毕淑敏、徐小斌等，开会的时候都会经常碰到。作家是众多职业里最具个性化的一种，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各具特色的。刘庆邦永远背着一个军绿挎包，徐小斌永远戴着一条“羽蛇”项链，刘恒留着导演式的大胡子，毕淑敏脸上总是泛着健康的红晕。他们是超
２００４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与陈建功主席和保加利亚作家在一起。
北京作家协会是一个被我们大家称为“家”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这个“家”。这张照片是我们作协副秘书长王升山先生为我们拍摄的，左起为徐坤、李青（副主席）、赵凝、王芫。
越年龄的一群人，总是那么充满朝气。
北京除作家、记者、编辑外，还有一群人也应列入文人范围之内，他们就是阵容庞大的书商群体。
书商是文人和商人的混合体，北京有许多“诗人书商”，他们曾经是诗人，后来做了书商。或者一边做书，一边还在写诗。他们是自由的，狂野的，大部分人也是守规矩的。曾经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大大小小的书商竟有上百人，他们彼此聊的话题都是“拿号”、“拿稿”之类，口气有点像服装批发市场的人说的“拿货”。
在北京，各种各样的会议每天都在召开，所以大部分编辑、记者家里都堆着各式各样的公文包、旅行袋，那都是历次开会发下来的赠品，有的书包上赫然印着“中国作家协会××次代表大会”，有的包上什么也不印，或者用暗字印上去。如果用心收集，若干年后完全可以办一个博览会，题目就叫“书包记录的中国文学史”。
第二辑 过客酒吧第19节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语言
像王小波那样说话的男人，在北京其实是很多的，他的杂文，就是“说话文体”，我们在饭局上常能听到用那种“文体”说话的人。对王小波，无论媒体怎么说，我只喜欢他的杂文。至于小说嘛，只有一篇是好的。
提到北京的语言，常常被人误解为《茶馆》里那种“老北京腔”，前几天在餐馆吃饭，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京味儿作家’没有一个是女作家？”
我想，是因为那所谓“老北京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了。新北京生长出了新生的、混合的语言。我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我小的时候住在航天部大院里，左邻右舍有四川人，上海人，湖南人，就是没有一户老北京。
北京是一个大的文化混合体，包括它的语言。虽然很旧的老北京语言已经消失了，但新的北京话还是充满了活泼、机灵的劲儿，北京话是最最俏皮的语言，例如：“本儿报”——是指大的周刊——既像报纸又像书本，所以称之为“本儿报”，简明扼要，念起来还充满力度。再如“吃小饭桌”——意思是指小学生在某处包饭，生动形象，但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合语法的。
北京是一个盛产语言的城市，人们的日常对话生动幽默，玩笑和正经话常常混在一块儿，说话很具有故事性，只有生活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而有些外地朋友常常误解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是字面的感觉，其实话里有话。
大部分北京男人都具有浑厚洪亮的嗓音，他们很有见地，具有批判精神，谈话就像王小波的杂文，尖锐，犀利，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见了女人很爱开玩笑，当然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说夸你漂亮，比如说他一直在想你等等，这大概是受西方人的影响。好话谁都会说，可谁都不如北京男人说得漂亮、自然、得体，仿佛他们天生就会赞美女人。
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并不认同把所谓“京腔”、“儿化”当作一件利器似的时时刻刻亮出来，特别是在电视节目里假京腔泛滥，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基本上来说，北京有两种语言，胡同语言和大院语言，有教养、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大多数说的是后一种语言。新京味小说正在逐渐形成，那应该是标新立异的国际化小说，而非提笼架鸟的老北京故事。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城市，而非适合居住。上个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北京举办《布老虎10周年》的活动，我遇到叶兆言先生，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我们聊起南京作家与北京作家的区
我与天安门。别，我说南京是一个特别适合居住的城市，而北京太大了，而且节奏快，不适合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我曾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南京的青年作家经常聚在一起洗澡，边泡澡边聊文学，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悠闲、清淡的情调。北京附近虽然也有许多温泉可以泡，但北京的快节奏决定了一切都像上了发条，没完没了地忙碌着，对“悠闲”反而有些不适应了。
北京其实也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城市，如果你喜欢看演出，无论哪种类型的演唱会、音乐会、歌舞表演，几乎天天都有。以今年秋天为例，周杰伦、周华健、张信哲……一个接一个，就跟走马灯似的。北京的酒吧里经常有乐队表演，话剧、芭蕾舞、小剧场话剧也经常能看到，一个创作型的人经常会为是享乐还是埋头工作思考得头都裂了。
“非典”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看了一场小剧场话剧《我爱桃花》，话剧是我的朋友任鸣导演的，编剧是诗人邹静之，那部戏的氛围我很喜欢。“非典”刚过，进入人艺剧场的门都得量体温，但这也没挡住人们对小剧场话剧的热情，剧场的座位坐得满满的。
北京是一个有艺术气氛的城市，生活在里面的人自然就会有创造点什么的冲动。即使“非典”了，也没能挡住什么。
第二辑 过客酒吧第20节 北京老乡
姜文的老乡许戈辉
我在“凤凰卫视”看许戈辉采访姜文的节目，在姜文的工作室，姜文来晚了，许戈辉坐在深色的沙发上化妆，姜文一进门就问：“老乡呢，我的老乡呢？”
许戈辉说：“人家都是男士等女士，你可倒好，让女士等你，我只好坐在这里化妆了，一遍又一遍地。”
姜文笑道：“老乡嘛。”
我很少听到北京人之间互称“老乡”的，觉得这个称谓又新鲜又好。在别的城市，别的省份，“老乡”这个词是很流行的，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湖南老乡”、“浙江老乡”等等，却很少听到北京人说老乡。
我觉得姜文近来对待媒体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不知是什么改变了他。我觉得他是对年龄这个问题感到了危机。一个演员到了40岁，大概相当于一个作家到了80岁时的感觉吧？
看到费翔复出，毛阿敏复出，觉得他们站在舞台上，真是非常地老，但如果他们做其他职业，例如航天局总工程师，出名的作家，那他们还刚刚是中青年吧？
北京是一个寻梦的城市，但寻到的毕竟是少数，有的人青春耗尽，一无所成，在北京这种人其实很多。
不出名的歌手
北京的音乐圈鱼龙混杂，有很有棱角的音乐人，做出很棒的音乐。也有很差的毫无美感的人混在其中，写出极难听的音乐。有时候，我们会在音乐台的强力推荐下，听到一首毫无创意顺口溜似的歌。
朋友小颜是一个不出名的歌手，她很努力，但就是不出名。我觉得这可能跟她唱的那些难听的歌有关。
她说她也自己写歌，就是没人肯用她写的歌。
她总是抱怨，觉得北京对她不公平。她是从南方一个很远的城市来北京发展的，她住在很破的一幢筒子楼里，等待机会。她的名片上只印一个手机号，她的手机从早到晚开着，我想，她大概盼着有人给她打电话吧？
她不是北京人，但她很想在北京安一个家，因为她从小就喜欢北京。小颜说，也许她终归在北京闯荡不出名堂来，但如果将来在北京有一个家，她也就满足了。所以，她很希望将来我能给她介绍一个“北京老乡”。
学美术开小店的女孩
她的店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有时候，太阳好的时候，我会沿着那条路去散步。我是一个时常穿黑衣留长发的女子，我有许多双漂亮的鞋子，我喜欢走路，夜晚要去跑步。
每天如此。写作需要的是宁静有规律的生活。散步时我会有意无意去逛那些小店。娟子的店叫“虹”，一个漂亮而简洁的名字，里面卖的衣服竟是清一色的黑衣，有黑色丝绸的衣服，也有黑底手绣的中式服装。娟子说，这家店里的衣服都是她亲手设计的，她以前是学美术的，在上学期间就迷上了服装设计，毕业后就开了这家店，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固定客人，她们常来她的店里选购服装，有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舞蹈演员、影视明星等等。
娟子说，她开店主要是为了兴趣，她是北京人，家庭条件不错，家里也不是很缺钱，她实在是喜欢自己有这样一家店，可以施展自己的想法。她说，黑色是最迷人的颜色。黑色可以做出许多花样来。因为我是只穿黑色的女子，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娟子说，等她挣够了钱，她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娟子说她小时候看过三毛的书，她喜欢三毛。
我在“虹”店里选了一件中式盘钮上衣、两条裙子，临走我对那个有梦想的北京女孩说：“再见，北京老乡。”
第二辑 过客酒吧第21节 人在北海
在北海住的那个房间，就像做梦一样，早晨一睁开眼，就想起推开窗看海。淡绿色的窗帘就像舞台的幕布一般，在我的两手之间徐徐拉开，像晴天一般碧蓝、绸缎一般柔美的海，在眼前梦幻一般地出现。
我们是在夜晚入住那家酒店的，在住进酒店之前，坐了很长时间的旅行大巴，印象中是从桂林开向北海，路上先是被周星驰的喜剧搞得头晕脑涨，过了一会儿，车上的闭路电视又开始放武侠片，“嘿嘿”、“哈哈”的打杀声响成一片。车内很暗，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北海。车上模仿飞机，也送来一袋袋的面包点心，只是面包又干又硬，另一袋青豆也是又干又硬，让人疑心是从上个世纪淘汰下来的产品。车子一路奔向北海，干硬的面包似乎让北海的美打了点折扣。
“嘿嘿”、“哈哈”的声音仍没有停下来，车上所有人都抱着干硬的青豆昏昏欲睡。旅行车终于开到北海，有朋友招待我们吃海鲜，一行人又困又乏下了车。只见海鲜城就建在软软的沙滩上，临海而坐，眺望墨一般浓重的夜的海，点点渔火如零星的萤火虫，存在于我们想象力之外的地方。
晚饭后，我和几个朋友在海边散步，夜色浓重，海浪咆哮的声音，像是要把什么人吞了去，有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海滩上有个形状单薄的远望台，就像是原始人的草房子被架到了高处，随时可能随风而去似的。
远望台下，坐着一对低头私语的男女，他们身上穿着如黑夜一样的黑衣，男人的手紧紧地搂住女人的肩，远远看去，他们就像一个人。海浪的声音如同夜的哭泣。等我们几个走过去，再回头时，猛然发觉那对男女已经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夜是那么黑，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一丝恐惧。
夜里一直在想关于男女殉情的恐怖故事，夜里一直听见大海在哭。洗完澡赤身裸体在窗纱前走来走去，希望在海边能再次看到那对男女。夜色如墨，大海逃遁于墨迹的深处，爱恨情仇，统统都被这墨色的海一口吞了去。
清晨，我是被哗哗的海水声吵醒的。光着脚丫跑到窗前，拉开窗帘，看到的是与昨夜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海，天色淡蓝，天边略微挂着点晨曦的微红，就像一位刚刚睡醒的女郎的面庞，海的绸缎就在这面庞下展开，好一个宽广柔美的海。
远望台还在，只是人去楼空，昨夜在那儿秘密私语的男女，今晨在何处酣睡……
第二辑 过客酒吧第22节 深圳印象
飞机到达深圳的时候，时间已接近傍晚。在半空中可以看到大片的镜面一样的“水田”，镜面反射着天空和云彩，从高处望下去，那里面好像隐藏着另一番天地，另一个神秘世界。后来问朋友才知道，“水田”可能是围起来养殖珍珠用的。
我在深圳机场等人。接我的车还没有来。我发现深圳女人的装束是很奇怪的，是一种混合式……接我的车终于来了。上了车，车上收音机开始说起了广东话（大概是在报新闻），一种强烈的异域感由语言而生，原本坐两个多小时飞机从北京飞到深圳，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北京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两个多小时是常有的事。是那种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提醒了我，让我知道离家很远了。
深圳冬天的风，热而温和，人也很亲切，大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包括卖水果的）。在酒店住下，我们就到外面去吃饭，去的是一家印尼风味的餐馆，男侍身穿鲜黄色的窄长制服，头戴一顶圆顶黑呢帽，使人想起电视里见过的印尼总统。印尼菜比想象中的要好吃，是那种甜咸混合在一起的风味，但好像没什么辣菜。螺蛳很大，放在小扁锅里咕嘟咕嘟地烧，男侍拿来锃亮的金属夹子，这种武器好像比筷子好使，一夹一个准。
深圳的街道，小巧而又美丽，有高而斜的陡坡，七绕八绕的弯路，有会喷出雾来的生态广场，有伫立在街边红色的“不倒翁”维纳斯，就像童话世界里看到的景象，簇新，天真，无牵无挂。酒吧都起着寓意深刻的名字。我住的那家酒店，窗口正对着一家酒吧后门，很晚了，我靠在窗帘后面朝下张望，一辆小面的过去了，亮着诡秘的小蓝灯，是往酒吧运送啤酒的吧？酒吧后门，偶尔飘过一句“谁的眼泪在飞”，声音如裂开的花瓣。
第二天正是情人节，一大早我穿着玫瑰红上衣去签名售书。围观的人很多，有读者拿着《冷唇》与我合影，另有一部分读者比较喜欢《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那一天我照的相比签的书还要多，我总被人当成“一景”合影，笑得很灿烂。读者非常热情，书店里摆着我的所有作品：整整齐齐的8本书。
第二辑 过客酒吧第23节 那个城市怦怦怦
桂林是一个酷爱跳舞的城市。车子到达的时候正是晚上，空气中已经回响起“怦怦”的好像心跳的声响来。我们空着肚子到达，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着，想找一个能吃饭的地方，可是眼睛里充斥着蹦蹦跳跳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招你去跳舞。
他们好像不用吃饭，他们好像随时随地准备狂欢。我们走在街上，听到满街的鼓点怦怦作响，年轻人踩着有弹性的步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极有兴致地朝着有声响的地方走。他们的脸被灯火映得极其光亮，就像抹了油似的。桂林的天，说冷也不算太冷，说热也不算太热，这就出现了乱穿衣的情况：有穿短袖衫的男人，有穿皮大衣的女人，有穿薄裙子的，总之一年四季的衣服，在桂林街头都可以见到。
我们吃饭的地方，旁边就是一家舞厅。又饿又冷的我们，手捧一大碗热面条暖手，还没用筷子挑那面，面条倒在碗里自动跳起舞来。
“这儿的人可真爱跳舞啊，”朋友四处张望着说，“音乐震得人心慌慌的。”
我们不约而同将那一大碗面几口吞了下去，用餐巾纸抹抹嘴唇，便一个猛子扎下去——跳进舞蹈的海洋。迪厅里的音乐震耳欲聋，我们鼻梁上的眼镜、头发上的发卡、毛衣上的小别针统统都被震了下来啦。但是快乐呀，管它呢，能掉的都让掉吧，我听见我的烦恼随那些零碎叮叮当当掉了一地。
桂林的迪厅小而稠密，快乐的浓度被压缩得很高。我们像压缩饼干那样被挤压在高浓度的人丛里，随着疯狂而又强劲的舞曲摆动身体，左左右右到处都是舞者迷醉的脸，舞者飘过来的一蓬长发，舞者偶然与你相撞的某个局部。
我们平时都生活在忍耐里，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有时想想生活给了我们好多委屈，我们不得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