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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坐在空调的室内，清新的气息，明亮得仿佛摩擦会唧咕作响的玻璃窗面，连带的让窗外的台北街景也一并优雅起来。
她点了一份浓汤——就是汤碗上覆盖一层烤得金黄的起士面酥，外加一客套餐。我叫了份蛋沙拉三明治和咖啡。
吃罢，她悠闲地抽着烟，随口问起我毛利的事。
没有啦。我告诉她：同事而已，有时候大家一起玩。
她挑起一边眉毛咯咯笑着，在浓重的烟雾后面说：那男的看起来有点邪门——除非你喜欢那个调调。
这句话不知怎的让我极不舒服。可更糟的还在后面，那正是月底还没发薪的时候，我口袋里一共只剩两千块。
由于几乎每次都是她付钱，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这次当我主动提出要付账时，她竟欣然同意了。付了连同小费一千五百元之后，我收起那张菲薄的五百元纸币跟她道别。看她坐进昂贵的轿车离去，我走进灰沙的马路，感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失败的傻瓜。
是，她说得没错。毛利对我的企图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只是我不自觉，或明明知道却不设防，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每天在同二层楼里工作，根本不用约会。自从那个雨夜聊天之后，他下了班便顺路到公车站等我，然后载我回家。成了习惯以后，便直接一同步行到停车场去。我们谁也没想到去避人耳目。自然而然变成公认的熟人，也成为公司里一时的话题了吧。
毛利喜欢挖人隐私，如此一来，他更敢、也更有机会了。
常常弄得我尴尬不堪，像他大胆的问我和任祥之间的那些事（ 在他旁敲侧击之下，确定我曾与任祥有过那种关系之后） ，他见我脸红不作答，便讥讽我太为保守。最后居然说：“我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只是谈话，就能把你整个的解放。”
他常以想象一个陌生女子的裸身为乐趣，或者，“想她做爱的时候、甚至高潮时候是什么样子”。由于他直接得令人无法防备，又真切得如同告白，幼稚得像玩笑，使你总拉不下脸来，叫他闭上嘴巴。
在毛利接送我的那些日子里，似乎不那么单调寂寞。
他的花样也不过只是动动嘴，我想只要不上他当，这也蛮好的。主要是与毛利一起，确实比跟任祥要来得愉快又没有负担。虽然毛利偏激张狂，轻浮又好色，但他到底还有许多自己的主张意见，也不乏一种热情（ 不论是对女人、利益或狂飙的政治趋势） ，不像任祥那般死气沉沉，无可无不可地由任妈妈牵着鼻子走。不骗你，我在任祥走后，还一直作着他遗留下龌龊感觉的噩梦。这些噩梦常使我半夜醒来，一身冷汗，再也不能入睡。
某日下班后，恰巧毛利要去听一个有关“梦与精神分析”的演讲，主讲人曾是他的教授，还颇为相熟，算是捧场。
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地点在耕莘文教院，听众学生居多．或许有些也是像毛利一样捧场来的，总之气氛颇为热烈。
主讲人叫做詹志高，有四十来岁，讲得行云流水，还放幻灯影片，并且解释了许多我未曾听过的专有名词和术语，似乎很有权威学者的声势。毛利以他一贯稍带蔑视的口气说：“不过都是些弗洛依德的老套。”但随后吃饭时他又对詹志高大加吹捧，两人有来有往，敷衍得水泼不透。
我们在安吉咖啡便饭，这里是毛利最喜欢来的地方。
有他爱吃的牛肉面和中式点心，又属于最骚包的台北后现代风格。还有西洋小糕点，Quiche，披萨和鸡尾酒、综合起来．既合现代台北小饕餮的胃口，又带有点战前巴黎咖啡馆的调调——这都是毛利说的。我猜这类常识都是他从电影上得来。
接着毛利说他在美国念书时，一个荷兰室友的妈妈来探亲，自从荷兰老妈吃过这道法式奶酪点心之后，惊艳不已。见人便不住夸赞：匮许……匮许……
他俩轰然大笑起来。“应该念K 的音：Kiche 才对。”毛利适时周到地跟我解释，“就好像没吃过鱼翅的人把它说成是鱼翼……”这时我才感到好笑。而且有了一种他女朋友的感觉——虽然我从没想过做他的女友。
那晚詹志高给我们做了几个简单的性向测验。测验结果是：我是不太能独立自主却又十分固执己见的人。
毛利则是聪明、狡猾的赢家。
问到我们一间白色、无窗、封闭屋子的反应，毛利说他讨厌，而我却觉得安详。最尴尬的是当詹问我是否喝咖啡时．我说以前从来不喝而现在却是不可或缺，结果咖啡代表的是性。最后结论是，我偏向性和死亡，而毛利则是绝望与竞争，我们听了都大笑不止。
詹志高说话的声音很令人神往，有点带催眠的磁性，而且适时会予人一个鼓励和安抚的微笑。他吃饭时一直鼓吹现代台北人多么需要精神分析治疗而不自知。他以实验性质开创了一间小小的诊疗室，只供谈话，并不开药。生意似乎不错，来者踊跃，不拘年龄职业性别，随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整个晚上，毛利和他从心理、哲学、电影一路聊到股票、政治、房地产。谈到投资，毛利更是来劲，最后他竟然会以一种自虐又自讽的语调说：我们这样胡炒、乱炒是一种精神被物质压抑到极点的变态，一种无力感作祟的报复行为（ 奇怪我居然能够如此清晰的记住他们的谈话） 。
接着又是一阵轰然大笑，一时觥筹交错，十分尽兴。
让我觉得这气氛也是满快乐的一种。无拘无束，不像以往参加过的那些生日宴、吃喜酒、颁奖会之类的庆贺场合，充满了虚伪的喜气。
那晚回去，毛利破例吻我，最后还是被我推掉了。
他开始述说少年时代，他对他母亲的那些性幻想。
这次我直截了当告诉他我对这些全然不感兴趣，希望他以后别再向我描述他的任何绮念。我的这种果决和坚定大概令他相当吃惊。我忽然不再害怕会失去毛利这个“朋友”了，我猜是因为认识了詹志高的缘故。
这以后的两个星期，我没见到毛利，他到香港出差去了。回来之后的一个晚上，毛利突然造访，这在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他就这样兀突突的按着门铃，深夜出现在我的门前。与上回一样，他要我同他开车出去走走。
我们先去了一间酒馆，也是毛利喜欢的那种时髦的调调。他笑眯眯的，却比较沉默，只说这次去香港一点也不好玩，喝完两杯闷酒，我们就离开了。
他把车子开上抚远街泥土小路，这是我们经常抄的一条便道，少为人知，又没红绿灯。我没料到毛利会对我下手，但是他居然真做了。
他把我按倒在座椅上，骑身上来，顿时浑身上下都是他的手脚，他用嘴脸把我堵住，使我无法开口大叫，动作敏捷的撕去我的衣裤，我极力反抗，却被牢牢反抓住两手。你知道汽车座椅躺倒在上面是很难起身的，何况还有他重重压在上面。
不一会我就知道他得逞了，仿佛狂暴野兽般咻咻地在我身上喘息。
下来之后，他到外边透气，背靠着车门，抽完一支香烟。
我这时才意识到忿怒，走到他面前，扇了他两个巴掌。
他想要上来拥住我，被我推开了。
慈姊，写到这里，我仍然算是个牺牲者，无论发生什么，你还是会同情我、原谅我。接下去的事件或许就不是你能理解的。如果你对这一切不感兴趣，尽可以把信丢掉，不要再往下看了。你若认为这是我的堕落，也罢了。其实，我也明白这一切是如此微不足道，既不轰轰烈烈，也不够悲绝凄惨，只可能徒增你的烦恼和困扰。至于我，只想这样原原本本写出来，或许能帮我纾解一下这种滞留泥淖的处境吧。
被毛利侵袭过后的第二天，我向公司告了假。仿佛得到一种无法停止的回忆症，将整晚出的事，不停地反反复复，来来回回、颠倒地想了又想。我在屋内，看着太阳的脚… 步走进来，又走出去，在光影中细密舞蹈着的细小灰尘，牵引着我那颗虚脱脱、抖索索的心，丝毫不受地心引力作用地一径飘浮、悬荡着。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必须向你陈述。
被毛利强暴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等车一开出泥土小道上了大街，我便叫毛利让我下车。他一路上都很沉默，似乎还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实则是他一贯的诈术伎俩。
我真的怀疑，他若不是这类事的惯犯，也必然有过几次以上的经验。
等我站到凄冷的街上，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望着自己影子发呆的当儿，才决定转到警察局去。
值班的警员是个十分乡气的青年。他自然对我很是好奇，尤其看我衣衫完好、头目清晰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他找来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家伙，将我带进里面坐下。
口供做完，他问道：有没有受伤或是撕破衣服这类的物证？ 我说没有。
他继又问我在此事发生以前是否处女？ 我说不是。
他便摇摇头说：这样是比较难提出起诉的。
我说我并不想告毛利，我只希望把这件事登记下来，可以警告他一下。
那警员突然张开嘴傻笑起来，好像我做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
他说：这里是警察局，不是什么感化院。你要警告他，最好去找家长。我们这里呢只管办案，办案当然要讲证据。
没办法光凭你口说就去抓人的。
到此为止，我决意立即离开这个灯光森蓝、且不住有大黑蚊子向我腿间凶猛袭击的恶劣处境。
我发觉这里的一切，这些廉价公式化的桌椅、电话、痰盂、门墙，包括所有生命与无生命，以及那警员露骨的询问所给我的尖锐感受，实不亚于毛利的伤害。
我终于再次感到自己的愚蠢。这种愚蠢，实在不亚于我和任祥之间所做、所发生的那一切——包括我从他毛丛丛的臂弯中钻出，闻着弥漫满屋的体味；以及在机场当着他的众亲友搂住我亲吻，把湿湿黏黏的口水随意留在我脸上……那样的感受。
更荒唐的事还在后面。
我一转身往外走，便看到毛利正伏在门口的值班桌上，与那个乡气的警员说话。见我出来便像接回娘家的妻子一般，伸开双手，迎上来说：回去吧。
我将他甩开，却被他大力抱住往车方向走去。我终于趔趔趄趄的被他塞进车里去了。使我吃惊的是那两个警员丝毫未有前来盘问或阻止毛利的举动。我从车窗玻璃回头望去，他们两人笑嘻嘻地对我们指指点点，正在笑谈一对刚闹意气的冤家一般。
到了我的住处，他无言地跟着我上楼。或许是疲惫，或许是屈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再阻止他。
现在我想说的只是事情的经过，而许多事情的缘由已不是我能解释得了的。
我开了门之后，他又上来缠抱住我，这一回他倒没再用强，可是我也没有反抗的意图。我们三两步便倒在那片窄床垫上。坦白告诉你，到了后来，我竟渐转为主动和热烈的索求了。
那晚毛利把我到处吸咬得斑红一片，尤其在脸颊颈子的交接处。他借着月光看见都吓了一跳，随即却说：现在你有证据去告我了。
之后，他像遗弃一具尸体般，踢开我身上的被单穿起衣服来，走了。
我两天没去上班，巧的是，毛利也告了两天假。在第三天的早晨，我们竟不约而同乘同班电梯到达。毛利忙着应对其他同事，并积极淡化他们投射向我们的诡异的眼光，因此便很“自然”的忽略了正面与我招呼。几天之中，我们之间的变化的确很大，避免招呼彼此，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的日子里，公司陆续传出有关我们的风言风语。
以前，早就有人在安吉咖啡看到我们一块儿，同事更是经常看我们一起坐车回去。传闻揣测本来已经星星点点，自那两日我们同时请假之后，谣传一下子明朗地张扬开来。有人说我们一同去南部度假——在我即将去美国完婚之前：也有的说我早蓄意勾结毛利多时，终于趁他酒醉时得逞．那两日便是毛利陪我去医院堕胎……不外乎这类毫无想象的恶意八卦。由于我在公司一向独来独往，从未与谁一党一派，所以也无从向任何人解释起。这都是隔壁桌的王丽珠告诉我的，她说完便缄口不言，同时似乎把耳朵也关了起来。即使我再怎么表白：“你相信吗？ 我是那种人吗？ 明明一根羽毛却说成是一只鸵鸟！ ”她照旧拉着一张小黄脸：“人家传得跟真的一样，谁知道你有多清白”那样的一种表情。
怪的是，谣言一面倒的把我说得十分不堪，对毛利却包庇之至。我推测或许他们以为我有婚约在身，对不贞的淫妇，痛加挞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才知道是毛利部门里的喽罗和“好友们”在他授意下所做的铺陈打理。那些人，全都是靠毛利批考绩加薪升等的。
原来这个社会，做对做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有一帮人给自己撑腰支持，明的为你出面说话和澄清，必要时暗地里还能替你散播小道消息。表面看起来是所谓的朋友，一国人，支持者，后援会……（ 什么名义都成） 底下却是紧密形成的利益与利害结构。最后我才知道，这批谣传全是毛利针对我设计的，为了怕我说出他强暴的事，预先打底以障人耳目的阴谋。
好在我有一种“自欺”的本事，是自小遇到任何不敌的情况或尴尬无以排遗时练就出来的。那就是把受辱的对象当成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处理。如此，连带毛利留给我的伤痛，也一并像隔着层玻璃似的，感受得没有那么深切了。
当然这必须在我清醒、理智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但是到了夜间，却不能自主地做着悲惨可笑的噩梦。梦中总是乱七八糟的穿插着一些不连贯、也不十分具体的片段，情境诡异得恐怖，而相似之处是我在各个梦中，大多都没有穿衣。有一梦，是我被处罚清理厕所，那是一间似集中营内、供囚犯使用的便所，肮脏污秽不堪，而我被罚要用舌头把它一一舐净。
我在战栗中醒来，一身冷汗，喉头滚烫，感觉舌苔厚了两时。
这是毛利强暴我之后次日的晚上。
第二天下午，我拨电话去找到詹志高。他听见是我，一点也不惊讶，仿佛久等一位老友似的。我紧紧抓着话机，手心都渗出汗来，像是抓住了一块浮木。
傍晚时分，天忽然阴霾起来，立时下起豆粒大小的雨点。我顶着皮包小跑，天空在背后黑下一大片来。终于在温州街的一条小巷弄里寻到了他的诊疗室。比我想象得还道地，黑皮椅、长书桌、百叶窗，一壁书架，墙倒别致，三面漆黑——连百叶窗片也是黑的，只一面刷得雪白。还是初夏，他那里就开上很强的冷气了。
詹非常职业化地，让我坐黑皮沙发，他自己则坐斜角一只轻便的椅子上。他一举一动都那么顺溜轻松，一点不使人紧张，这大概也是他专业训练的能力之一吧。
我知道自己样子狼狈，半湿轻薄的洋装和大开v 型领口的底下，一定还留着毛利吸咬的红色印渍。我看见他的眼睛在那方寸上游移。
看吧。我突然不在乎起来，稀里呼噜捧着喝他给我倒的一杯热咖啡，瑟缩着一对膀子，必然像极了饿得发慌的难民妇。
他大概也有同样的直觉，递过一方薄毛毯子，又将冷气关了，我这才深靠进沙发，在黑皮椅上安顿下来。
我开始叙说我的梦境，一个接一个。一上来很吃力，我嘴笨，时常词不达意，解释了又解释，罗罗嗦嗦。而且，到底我们还陌生，这样在一间房里，做这样的事，的确让人尴尬。
尤其讲到那些难为情的片段，更让我掌心冒汗。还好他总是适时问我，给我一个摇头或点头的机会，避免作赤裸裸的描述。
逐渐我习惯了这种剖白的方式，大概就像脱衣舞娘当众表演脱衣，一开始难免怯场，到后来就跟在自己的浴室里解衣一样自然了。对他，不仅我能说，且有一种渴望跟他说，让他完完全全看空我，走进来。
“……这个梦，做过好多次。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皮肤晒得古铜，穿一身白亚麻布的西服，拎着提箱。
长得并不英俊，但很真实——整个情景都非常真实。雨很大，到处湿漉漉。我们在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相遇……他转过脸来，问我是不是也要下去跳舞。我们走下窄小的楼梯到灯光幽暗妖冶的酒吧里跳舞，还唱歌……你知道我根本不会唱歌……”
詹说：“不需要解释，讲你的梦就好。”
“……休息的时候我拿出口红来擦。他伸手拿过去，把它含在嘴里，带着笑凝视我……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接吻的表示？ ”
“你现在这么想？ 还是梦里这样想？ ”
“在梦里。”
“是个色情的梦？ ”
不是。我摇头：他是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叫“大容”
的旅社里。招牌“大容”是用楷书、烫金并且凸出来的字体。他总是拎一个提箱，上下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