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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保何舳疗涫椋囊瞧渌担晕让褚匝裕尤簟Ｓ山窆壑蚵艺芩左济瘢嗄袅印＃�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巨儒”，一滑而为“乱政败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学士所交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前学”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称其：“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尽弃所学”，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断地“脑筋急转弯”，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
在我看来，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与申叔先生过于迷信“激烈”的效用有关。清末民初，乃风云激荡的时代，志士之“激烈”，其实是常态。若章太炎，其激烈的程度，比刘师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文化保守主义，每一步也都走得很彻底，可时人及后人对于章的“激烈”与“转弯”并不反感，就因为确信所有这些，均出自章的独立思考。凝视这些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的蹒跚脚步，也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章太炎始终坚守民间立场，不以“激烈”取“功名”有关。
严格说来，真正的“激烈”，只适合于永远的反对派，就像章太炎之守护精神，盯住信仰之火，只管“信念伦理”，而不问能否实现。既想表现“激烈”的姿态，又觊觎官府特供的功名利禄，可就麻烦了。知行完全合一很难，但也不能弄成自家缺什么，便故意提倡什么。一边跟清廷眉来眼去，一边大谈无政府主义，总让人对学者的尊严与诚意产生怀疑。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刘师培的大起大落以及连续急转弯，缘于其将“激烈”当作手段。为激烈而激烈者，一旦时局变迁，再不可能从“激烈”得到好处时，很容易变得比此前的左派还左、右派还右。看多了袖子一甩，又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变脸”，反而怀念起“顽固派”之不肯见风使舵。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不屑于为了追求效果而“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那样的学人，不管主张革命还是提倡改良，都值得信赖——至于同不同意其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1999年1月21日于京北西三旗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6）
附记
很早就开始注意刘师培了，不只是因申叔先生与北大有特殊因缘，更因其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与陷阱。可限于学力与资料，一直不敢动笔。50年代以后，刘氏的著作极少重印，除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再就是《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收入其《古书疑义举例补》。大约十年前，我盯上了琉璃厂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里那套1936年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没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是“水涨船高”：个人经济能力的提高，一直没能赶上古书涨价的速度。听说扬州大学早有整理出版刘师培文集的计划，不知何故，至今尚未问世。近年，终于陆续收有《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等书，总算可以做点研究了。可开笔极不顺利，几次废书长叹：如此才学，如此见识，落得如此下场，需要师友再三为其失节辩解，实在令人难堪。记得刘君流寓四川时有《书扬雄传后》诗云：“雄志本淡泊，何至工献谀”；“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我既没宋儒那么严苛，也没申叔先生这般通脱，唯一可以比附的是结尾四句：“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刘申叔遗书》1932页）
（原刊《东方文化》1999年2期）注释
［1］黎锦熙：《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事》第2集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8页。
［4］同上。
［5］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6］方光华：《刘师培评传》10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7］黄侃：《先师刘君小祥奠文》；《黄季刚诗文钞》6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8］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初刊1904年9月7日至12日《警钟日报》，收入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9］朱维铮：《刘师培论学论政序》，见《刘师培论学论政》。
［10］张继：《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1］汪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2］《鲁迅全集》第11卷351页。
［13］参见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和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
［14］《上端方书》；《刘师培辛亥前文选》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5］《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初刊《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史地周刊》第7期，后收入中华书局1981年版《洪业论学集》。
［16］参见《洪业论学集》130页。
［17］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
［18］黄侃：《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刘申叔遗书》24页。
［19］《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伦理教科书》第一册二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38页。
［21］《伦理教科书》第二册三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69页。
［22］《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刘申叔遗书》1791页。
［23］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24］《伦理教科书》第二册；《刘申叔遗书》2069页。
［25］陈钟凡：《刘先生行述》；《刘申叔遗书》15页。
［26］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刘申叔遗书》16页。
［27］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28］《清儒得失论》，初刊《民报》14号（1907年6月），见《刘申叔遗书》1535—1540页。
［29］同上。
［30］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10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1］朱维铮：《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
［32］《论激烈的好处》，初刊1904年3月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6期，署名“激烈派第一人”，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63—66页。
［33］同上。
［34］同上。
［35］《人类均力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113页。
［36］《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刘申叔遗书》1947页。
［37］申叔：《非六子论》；《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1907年10月。
［38］同上。
［39］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1）
——关于黄侃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很久以前就熟悉了黄侃（1886—1935）的各类轶闻，可真正认真拜读他的学术著作，却是近两年的事。说实话，到现在，我对他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仍不甚了然。自认比较了解的，还是他的《文心雕龙札记》，以及若干关于文学、玄学方面的短论。明知这不是季刚先生主要的学术贡献，但《黄侃论学杂著》、《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量守庐群书笺识》等又非我所敢信口雌黄。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虚晃一枪，转而欣赏起《黄季刚诗文钞》、《蕲春黄氏文存》以及《量守庐学记》来。
诗文比起学术著述来，与作者的人格精神关系更为密切。假如不只希望读其书，还想识其人，从欣赏诗文入手，倒不失为值得推荐的一路。而且这“一路”，很可能就像晋人王献之所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晋人善于鉴赏山水，故风神潇洒；风神潇洒的晋人，反过来又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品味的一大“景观”。
并非每个学者都能成为值得鉴赏的“景观”，但深得晋人情致风韵的黄侃，却当之无愧。
一
记得当初读《民报》，深为1907年第十八号上运甓撰写的《释侠》所吸引。文章称；“侠之名，在昔恒与儒拟。儒行所言，固侠之模略”。这种侠、儒并举，章太炎的《訄书·儒侠》早已有言在先。有意思的是，此文对暗杀的鼓吹，竟也是靠“解字”来“说文”：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晚清谈游侠、主暗杀的文章不少，但大都直截了当，不若《释侠》之“咬文嚼字”。这大概与作者的学术趣味有关。“运甓”即黄侃，字季刚，时年二十二岁，正师从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
或许是少年气盛吧，黄侃接过其师儒、侠并举的主张，进一步引申发挥：“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将整个中国的命运，系之于“以夹辅群生为志”的大侠，不只因其“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更因其“敢死”。其时章太炎所主持的《民报》，正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中国前途及命运展开论战，黄氏将对方之主张君主立宪简化为“畏死”，而称“吾党之志，以敢死为先”（《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毫无疑问，提倡“敢死之气，尚义之风”，在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志士之提倡游侠，并非只是嘴上说说，不少人真的挥剑上阵。
据说，黄侃先生手订的诗词多按年月编次（潘重规《量守遗文合钞说明》），可惜鄂版《黄季刚诗文钞》改为按文体分类，一般读者很难理解诗文的真正意旨。《感遇》六首之三，与《释侠》等文思路很接近，应该是同时期的作品。其中对游侠的推崇，甚至衍生出对易水河边白衣冠送别的众宾客的不满：
荆卿事不成，能为倚柱笑。惜哉舞阳懦，遂贻勾践诮。大侠济蒸黎，私恩非所报。燕客皆庸流，徒工白衣吊。悲歌痛不还，勇气曾非挠。自惜一身亡，莫御强秦暴。萧条二千载，易水风犹啸。
在黄氏看来；“徒工白衣吊”无济于事。实际上，鄙视只会纸上谈兵、论侠的季刚先生，1910年即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归国，共图大举。其发刊报章激扬民气，纠合义兵以图解救武汉之围等；《量守庐学记》中多有提及。
辛亥革命后，曾以游侠自许的季刚先生；“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壹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章太炎、汪东为之撰写墓志铭和墓表，都强调其转入学界，部分由于愤世嫉俗。因愤世而“翻然折节攻诗书”，必定满腹牢骚。当初“占名咸入同盟会”；“同时我草驱胡檄”，如今则“春来羁旅无人问，抚今怀古缠深恨”（《初春得平君岛上见寄诗，感念今昔，因成长歌一首，还寄》）。
不是说“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吗（《怀陈君》），为何还有那么多牢骚？“壹意学术”确实是兴趣所在，只是天下未必真太平，书生难得尽兴。文人喜欢哭穷，自古皆然。可读读《章炳麟论学集》中关于黄氏谋职的诸多说法，不难明白本就脾气大的季刚先生何以有那么多不满。“绝学真无累，多文亦自煎”（《在河南寄刘生》）；“文采知相累，风尘愧独全”（《遣兴》），以及“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等，季刚先生此类诗句甚多。
但是，最让我感觉惊心动魄的，却是其《效庾子山咏怀》中一联：“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好在转入学界的季刚先生，并没有完全忘记“当年游侠人”的风采与意气。最明显的，便是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所记的“俾倪（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以及汪东《蕲春黄君墓表》所称“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
当事者或许不喜欢其桀骜不驯，世人则乐于传播其“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之类的韵事。听多了此类轶闻，黄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晋还是民初，似乎都成了问题。此语并非故弄玄虚。季刚先生之心仪魏晋，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太炎先生，也不时将得意门生与晋人相比拟，甚至认定其人该入《世说新语》。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2）
1909年，章太炎为黄侃《梦谒母坟图题记》书后，对黄氏性情及学问有相当精妙的描述：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所谓“少绳检”而又“有至性”，确是黄侃的最佳画像；至于比诸阮籍，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黄氏流传甚广的诸多奇谈怪论以及乖僻举措，于此角度解读，很容易领悟。
1934年，即黄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为其撰写《量守庐记》，称此庐之命名取自陶渊明诗义。陶氏《咏贫士》诗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于衰世之黄季刚，不愿附和“末学奇邪之论”；“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于是，也就只好步武靖节“量力守故辙”了。黄侃接读此记；“欢庆感激，殆不可任”，当即上书答谢，表示“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坠师法，以酬恩造”。从阮籍到陶潜，章氏始终以晋人比拟黄侃，此举大有深意在。实际上，黄氏确实也以魏晋风流自诩。
晋人之受赏识，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风流，玄远洒脱。这一点，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还想谈谈晋人对于“任侠”的兴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风马牛不相及；可史书上诸多关于名士的描述，如“倜傥放荡”；“旷迈不群”等，也都适应于游侠。同样思想通脱，同样意气纵横，魏晋文人之歌咏游侠，并非不可思议。
嵇康、阮籍、陶渊明，大概是最常被后人所追忆的魏晋文人。并非一味服食养生，也并非只是采菊东篱，洒脱中有所执著，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喜欢谈论不太轻松的游侠。嵇康固然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游仙之思（《游仙诗》），但也有“豫让匿梁侧，聂政变其形”的游侠之咏（《答二郭》）。《文心雕龙·体性》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此等为人之“倜傥”与“俊侠”，落实在诗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师心”与“使气”。读读阮籍《咏怀》中“壮士何慷慨”及“少年学击刺”诸篇，不难明白《晋书·阮籍传》所言不虚：“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确实“本有济世志”。
不只时时“师心”“使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