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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北京共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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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脑龀に俣壤唇玻隹诒3�10%~15%的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进口大概可以在15%~25%,增长速度仍然比出口要高。这样计算,贸易顺差应该是缩小到100亿美元之内。  张燕生:有没有可能出现逆差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前两个月投资的快速增长出乎所有政府决策部门的预料,这么多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拉动中间投入和设备的进口,在过热经济状况被压下来之前,进口超乎预料地增长是正常的。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中美间自由贸易区解决顺差压力

  《21世纪》:贸易顺差形势的改变对于宏观环境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经济过热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左大培:顺差的减少,起码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它却无助于减小经济过热的压力。  赵晋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顺差太多产生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个人认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对于减轻市场压力作用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减少政治压力未必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拿2003年全年和2004年1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从结构上来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扩大了。从2003年开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大?并不在于我们总的顺差对它构成压力,而是中美之间的顺差占它逆差的比例太大。这种结构性问题,对于政治压力的减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左大培:我们最主要的逆差对象是东亚国家,顺差主要是美国,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张燕生: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一国对一国要追求贸易的平衡,这是一个旧的理念,从行业内的全球分工来讲,不可能是中国存在1200亿的逆差,和美国就要1200亿顺差。  结构性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对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可以从接受加工贸易慢慢变成主动对外发展加工贸易,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对外产业转移,将转移进来的贸易顺差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中国对一些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首先调整的应当是观念,也就是要建立面对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的新发展观。  海 闻:我倒不太同意政府去干预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它的道理。政府有意调整这个结构,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为了减轻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性考虑。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调过来的,也不是政府能调过来的。我们既然已经加入WTO,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并且已经在考虑跟日本、韩国搞自由贸易区,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是早晚的事,为了减轻目前的压力,我们可以先提出来,至少在姿态上占了主动。  赵晋平:我非常同意政府不能直接通过行政的手段去影响市场作用的观点,按照我国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对2004年进口的增长过快,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如何通过行政命令去限制进口,这是最要不得的。这可能带来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扭曲,不利于提高效率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中美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也许有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这一结构性问题,但是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东亚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的GDP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可能有10%左右,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依赖程度肯定会进一步上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东亚的市场长期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就有很大的风险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与这种过度依赖于某一市场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  张燕生:对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从经济来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最开放的市场,中国与它搞自由贸易,中国经济的损益要认真计量;其次,美国不像德国、日本那样是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一霸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搞自由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政治关系问题,两国的谈判实力和能力严重不对称,有可能在谈判中处处陷入美国人的陷阱。  贸易顺差得失  《21世纪》:十年来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而言是得失兼备,我们如何评价呢?  张燕生:在1980年代,我们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始终困扰着我们,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一直是贸易政策的主要方面;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后,由于有较大幅度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的贸易差额不但出现顺差,而且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增长得很快,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带来通胀的代价。在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转变的政策调整。  赵晋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收支的顺差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它意味着一种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国内稀缺的资源的流出。   我们判断每一年度顺差还是逆差好,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论,而应该是相机抉择的问题。在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当时的出口扩张对缓解内需疲软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压力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的增加对于改善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显然是非常有利的。而在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下,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显然对宏观经济是有害的。比如我们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外贸压力转化为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压力,货币大量投放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经济走向过热的趋势。  《21世纪》:跟贸易顺差密切相关的就是外汇储备,除了经济安全上的考虑,对于目前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如何评价?  海 闻:外汇储备本身并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可以从别国换取财富的票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却先让别人消费了,人家给我们一堆纸片,说以后你可以来买他的东西,开个玩笑,地球如果明天爆炸了,我们会很亏。我们干了活,自己没享受,都让人家享受了。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金融稳定。  赵晋平:我前几年分析国际收支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趋势来看,一个基本平衡的经常项目收支结构,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合适。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21世纪》: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看,我们如何把握当前的贸易策略呢?  赵晋平:首先,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是必要的,无论对美国还是欧盟,我们必须考虑通过扩大对这些市场的进口来弥补对方的逆差。其次,从出口角度来考虑,对于大量的紧缺资源,我们应该在产业政策上进行调整,减少这一类商品的出口,或者使其增长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减缓我们所承受的来自主要贸易顺差对象国的压力。  左大培: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可以说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顺差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美国自己,在它对全世界大额的贸易逆差中,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张燕生:只要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货币霸权存在,美国的贸易收支结构一定是进大于出,美国的整个国民净储蓄是负值,全球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提供信贷,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买单。  一旦到这种结构真正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进口持续小于出口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这一轮美国霸权的终结,同时也是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也要重新洗牌。  左大培:我们通常讲的贸易都是两国模型,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三角问题。在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却很少出口中国,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对中国输入芯片等产品时,却并不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总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最低档。如果中国能继续快速增长,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升级,产品不断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这样,我们从东亚国家进口减少,同时也会降低对美国低端劳动的出口优势。  海 闻:中美贸易平衡既有结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结构上,我们现在的购买力还没有达到购买美国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水平;政策上,美国方面还有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考虑,高科技产品不能顺畅地进入中国。当然,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保护。  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但我国有这么多劳动力,注定转型的过程会比较长。其间可以采用一些短期的办法,比如更多地从美国进口、临时政府采购等。  《21世纪》:对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一种有趣的说法是“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加工厂”。  赵晋平: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在产业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制造业上相对的比较优势,来赚取收入。在国际分工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方面,欧美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在服务业上存在优势,所以你的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  为什么讲我们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呢?因为贸易大国是从一国贸易总的规模,包括它在整个GDP当中的贸易依存度来判断的,贸易强国则在于产业地位。我国绝大部分都是拿人家的品牌生产的,外观的设计权都在人家的手里,别国得到的是高额的利润,我们只是通过加工的方式获得收益。从附加值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得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今后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加快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的开拓,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使贸易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贸易强国。  海 闻:附加值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的附加值,一个是劳动力的附加值,我们现在劳动力的附加值低,但是我们的资本附加值很高。附加值跟资本、劳动力的比例是有很大关系的,二者比例在目前国内经济中的悬殊决定了我们在贸易上的强弱。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1)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同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的通知,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土地有偿使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政策。8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实际上,早在1983年,中央11号文件就提出,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1987年,中央23号文件又提出给海南以更多的自主权。  椰风吹拂的海南,在建省之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地带。没有人能够想像,在这块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上,会演绎怎样的神话。  几乎一切与经济相关的制度都有待建构,海南不仅成为一块社会主义的试验田,更成为经济理论自我证明的交锋地带。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到北京大学名教授厉以宁,都卷入这场理论的热潮。  在这块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得以涅槃。20000家房地产公司从生到死,十万创业大军黄粱一梦,他们演绎了中国民营经济创业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幕。  十年的沉寂之后,海南岛重新浮出水面,这一次,它的命运会如何呢?它会漂向何方?  4月7日,当年海南调研的主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李茂生,出自海南的地产界闻人、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和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8期,历史沧桑中透视海南的沉浮与未来。  最大经济特区的定位  《21世纪》:早在海南建省前夜,1987年11月25日至次年1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带队的调查组就曾经对海南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后来完成了著名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报告》,成为这个最大特区的战略指南,请李茂生总编回顾一下调研的过程。  李茂生:发展海南建省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80年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很大,四个经济特区的优越性也逐步体现出来,但是,当时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大陆很穷,台湾地区很富。小平同志以战略眼光,提出要发展海南岛:我们把海南岛建设得跟台湾差不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当时受海南省省长梁湘的邀请,刘国光带队,我们一行共12人赴海南考察,研究海南的发展战略,另外,还有厉以宁领导的北大小组、中科院、上海的一家研究所等四五家同时研究海南的发展策略。中科院的数理经济学优势很强,我们只能扬长避短,在海南发展的大方向上进行把握,我们制定战略的一个支点就放在怎样使海南尽快地发展起来,缩小跟台湾地区的差距。  相比台湾地区,大量的外援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只能靠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把海南的经济搞上去。调研之后,我们确立的总体战略思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就是要加大开放力度,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自由经济区——既不是自由港,也不是加工贸易区。  产业结构上,当时我们提出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资产业协调发展。那时,海南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农业有一点,旅游也没有多少,贸易有一些走私。  以农业为主,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整个海南岛的经济实力;以旅游为主,当时国内人均生活水平很低,旅游业几年内没有太大的希望。而且,旅游也不完全是一种自然景观的消费,它是一种综合的消费,海南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不能相比。我们甚至私下提议,把三亚附近的几个岛划出来,搞红灯区、开赌城,但这显然和我们党的政策相冲突,更重要的还是现代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否则整体经济就没有根基。  当然,海南的发展策略也要与时俱进,并不是我们那一套就是惟一正确的。原来发展海南的政治任务很重,现在随着大陆经济的飞跃发展,这方面的色彩已经淡化了,现在更多的要从海南岛本身的发展,从增加海南人民富裕这方面考虑。  海南发展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之间政策的继承问题。我经常讲,现在的领导干部丢了一个最优秀的传统,就是当自己的本事不如前任的时候,不能勇敢地按照前任的路线走。历史上很有名的例子“萧规曹随”,很值得借鉴。  冯 仑:海南的开发跟很多省份一样,都是以长官意志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海南最早的导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战略报告,后来是一任领导一个主张,任期最短的是王岐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说法,每一个新的定位就意味着资源要重新配置。海南的教训都是后一任没有把前一任的主张延续下去,都是改变的积极性大于延续的积极性。  其实,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一件事情的好坏,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短时间内很难有是非,一个战略可能坚持一百年就对了。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举着这个杯子喝一口水是正常的,如果举了五个小时,就是神经病,举50年,我就是文物,最后我们家圈一个绳去卖票,都可以养活一家人——时间可以改变一件事的性质,而不是这个动作。每一个定位只要坚持20年,30年都可能成功,比如海南有一段时期要搞智慧岛,跟中关村竞争,短期肯定很荒唐,如果200年都坚持这一个做法,没准儿也行。所以海南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战略改变不要太轻易,这是全国很多省市资源配置浪费的重要原因。  发现真理的事太容易,因为真理这种产品是低成本的,坐牢都可以发现真理——成本是负数都可以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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