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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理苗乱获罪官员，元年九月五日，按照总理王、大臣同刑部拟议：张照和哈元生判处斩监候，董芳、元展成佥妻发边远充军，德希寿枷号鞭责，张照与德希寿还要退赔靡费军饷。乾隆采取宽大处理，将上述五人所犯之罪全部宽免，一律释放出狱。九月十六日，董芳以副将发云南，哈元生以副将赴西路军营，张照命于武英殿修书处效力。
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五见准部来使（1）
清朝与准噶尔的议和活动，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就开始了。当年七月，雍正帝召集廷臣研究准噶尔的战和问题。康亲王巴尔图等主张进兵，大学士张廷玉认为应遣使议和。雍正根据张廷玉的意见，降旨罢兵息民，遣使议和。八月，派侍郎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部，宣谕噶尔丹策零。关于这次出使情况，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得比较具体生动。傅鼐等人抵达准噶尔部后，受到接待，并开始对话。
噶尔丹策零坐穹庐，红氍毹为褥，金龙盘叠高五尺，侍者貂蝉持兵，女乐数行，弹琵琶献酒。公从容宣诏，音响如钟，贼酋伏地，观者以万计，皆膜手指夷言曰：“然中国大皇帝使臣好状貌也。”诏划阿尔泰山为界。策零曰：“阿尔泰山不毛之地，中国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历血刃，与喀尔喀争来之地，宁忍弃之？”公曰：“以为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圣祖征噶尔丹，通好尔国，尔国主伐叛助顺，缚噶尔丹来献，在途病死。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置驿设守有年矣，今犹有是言，是非背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岂非大不祥乎！”策零语塞，思以利害劝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见公，曰：“议不成，公不归矣！”公叱曰：“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昭梿：《啸亭杂录》，卷7，《傅阁峰尚书》。
当时双方的分歧是，清政府坚持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部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次年四月，准噶尔派吹纳木喀为使随傅鼐等人同来北京，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立场有所变化。雍正派人专门征询超勇亲王额驸策棱意见，策棱说，从前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此议可许。唯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地。清政府仍坚持以阿尔泰山为界立场，谈判遂处于僵持局面。蒋良骐：《东华录》，卷32，539页。
乾隆继位之初，把与准噶尔议和视同苗疆一样，为“目前紧要之事”《清高宗实录》，卷1，24页。。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认为和谈时机已经成熟，“纵使准噶尔贼寇复萌侵扰喀尔喀之意，但越阿尔台岭，远行数千里，兵寡力微，岂能获利！如欲大集其众而来，近者以额尔德尼招大创之后，锐气已折，又历年经我两路大兵拒截，人伤马残，亦安能一时遽为整理。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以上对准噶尔部内外形势的分析可谓了若指掌，鞭辟入里。加上实现西北边疆的和平，对清政府益处颇多，“盖大兵之兴，原欲保护喀尔喀等，若旷日持久，我兵屯驻之地，悉喀尔喀之地，一切需用牲畜及游牧行走，不免有害于喀尔喀之生计，既于喀尔喀等无益，而糜费国帑，劳瘁兵力，常在极边屯驻，亦非国家之长计远虑”。因此，乾隆断然决定将北路清军撤回驻扎鄂尔昆，以减轻财政负担，将军务交给额驸策梭，积极布防，采取以守促和的方针。“在我唯当严为之备，虽贼寇潜窥，不使得逞，必令负创而还，则自知震慑，边境可以永固。”以上均见《清高宗实录》，卷4，38～40页。和谈可以成功。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乾隆所料。准噶尔部由于连年战争，人畜伤亡很大，非常希望休兵议和，得以喘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准噶尔人通过释放俘虏的办法，将噶尔丹策零求和信札送交清大将军庆复，乾隆得知这一信息后即表示：“彼即投书前来，我亦应回复。”《清高宗实录》，卷7，45页。同意和谈，噶尔丹策零即派吹纳木喀出使北京。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大清皇帝在紫禁城中接见吹纳木喀。吹纳木喀提出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准噶尔边界，而在喀尔喀境内留出空闲之地，使双方脱离接触，与雍正当年立场相同，并没有什么改变。对此，乾隆尖锐地指出：“朕知噶尔丹策零本无求和之意，特借此牵率奏请，希图通市之利耳！”吹纳木喀辩解道：“实遵成佛大皇帝（指雍正帝）旨意，欲振兴黄教，安逸众生，所以输诚上请，非敢借遣使以通互市。”乾隆则针锋相对回答：“如无此意甚善，但兴教安民，乃皇考与朕之事，非噶尔丹策零之任也。”把振兴黄教、安缉蒙古民众视为大皇帝的职责，并且采取了强硬立场，告诫吹纳木喀：如果同意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边界，“可遣使再来；不然，亦无庸复遣”《清高宗实录》，卷11，2～3页。。双方因各坚持原来立场，第一次和谈就此以失败告终。
噶尔丹策零因和谈失败，而清朝又坚持强硬立场，只好于乾隆二年（1737年）秋，投书额驸策棱，称策棱为车臣汗，书中虽坚持原来立场，但希望能继续和谈。乾隆得知后，遂命由策棱代表回答噶尔丹策零。其回书说：“阿尔台为天定边界，尔父珲台吉（指策妄阿喇布坦）时，阿尔泰迤南原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等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众游牧者，原欲以此阿尔台为闲地，两不相取，彼此隔远，庶永相和好，不起争端耳。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果系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旨定议，我兵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向科布多居住。”“又谓我卡伦逼近阿尔台……宜向内撤”，“卡伦乃圣祖仁皇帝时设立，至今并未外移，即议定地界，卡伦岂可不立”。对准噶尔部提出的无理要求逐条进行了驳斥。十一月，策棱命台吉额默根将答书送交准部边界，准噶尔部早有准备，派三十人立刻送额默根等到达伊犁，受到噶尔丹策零的隆重接待。之后，派宰桑达什、博吉尔二人为使，随同额默根一道回返。这样，由策棱做中间人，清与准部又开始了第二轮和谈。《清史稿？策棱传》，卷296；《清高宗实录》，卷41，21～24页。
乾隆三年正月，准噶尔部来使提出：“向来阿尔台山本系我部游牧之地，若尽令移住山阴，恐地窄不能容纳多人，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庶几彼此两安。”准部的立场明显变化，“各照现在游牧”即承认现状，不再坚持喀尔喀后撤。但要求清朝所设卡伦后撤，经清政府研究，认为准部立场“甚属恭顺，其事有易竟之机”《清高宗实录》，卷61，7页。，可趁此派使者与之达成和议。二月，乾隆遂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达什、博吉尔使团，宣布“喀尔喀与厄鲁特请悉驻牧如故”这一立场可以考虑，“但于分界之处，仍未指明，尚属蒙混。蒙古游牧无常，冬夏随时迁徙，若不指定山河为界，日后边人宁保无争乎”，希望通过会谈明确边界走向，而对其提出清朝卡伦内徙一事，则断然拒绝，“尔部边界人，且不肯迁徙，我皇祖暨皇考时旧设卡伦反可动耶”。《清高宗实录》，卷62，16~17页。接下来的会谈进展极小。三月，乾隆在勤政殿再次接见达什等人，说明清朝的立场决不动摇，乾隆在颁发给噶尔丹策零的敕书中说明“以阿尔台山为界，只请喀尔喀游牧稍令移徙，勿动原设卡伦”《清高宗实录》，卷65，4页。，即可达成和议。清政府还派侍郎阿克敦为正使，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使与达什、博吉尔同往出使伊犁，宣谕清政府立场，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
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五见准部来使（2）
三年十一月，噶尔丹策零遣哈柳为使，同阿克敦等一道返回北京，双方开始第三轮和谈。哈柳提出，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尔图、乌克克岭、噶克察为界，北以孙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喀尔喀蒙古亦只在扎卜堪诸地游牧，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两卡伦入内地。这时，双方的立场大致相近，准噶尔已承认以阿尔泰山为界，所以清政府也做了若干让步。四年二月，乾隆在给噶尔丹策零的敕书中表示，二卡伦不可移，亦不会筑城如科布多，科布多亦不驻兵。《清高宗实录》，卷87，7~9页，参见《清史稿？策棱传》，卷296。
乾隆四年十二月，哈柳再次来京，与清政府展开第四轮和谈。此次，准部完全接受清政府的条件，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不得过阿尔台山梁，喀尔喀游牧亦无过扎卜堪”《清高宗实录》，卷106，23~24页。。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妨仍旧。所提的唯一要求是准许每年派三百人赴西藏熬茶，清政府沿途予以接济。历时五年的谈判，终于取得圆满成功。乾隆非常高兴。五年正月，特在“山高水长”殿外设大蒙古包宴请哈柳使团成员。接着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准部每四年，自备资斧，经内地至京贸易一次，人数毋过二百；其至肃州贸易，亦定期四年，毋过百人。还期均定为八十日。《清高宗实录》，卷109，5页。乾隆在给噶尔丹策零的敕书中宣称：“朕为大君，统一中外，天下众生，一律爱育，今为广教安民，罢息干戈，彼此即咸归于好。当各饬所属，毋违定约。”《清高宗实录》，卷110，9~10页。当年六月，因“敕书内系蒙古语言，未能尽解”，噶尔丹策零又派莽鼐使团来京，并受到乾隆接见，而且指明“仍以阿尔台山南哈布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诺尔、噶斯口为界”《清高宗实录》，卷122，13页。。消除了准部疑虑，迎来了安宁和平，清朝也部署从西北撤兵了。
清朝在乾隆即位之初，能在准部化干戈为玉帛，原因首先是乾隆帝对战与和有充分准备，使准部在战场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只可回到谈判桌上来。其次是争取到策棱的全力支持。雍正时，光显寺之败，说明清朝的八旗劲旅大不如前，幸亏额驸策棱所部蒙古兵取得鄂勒楚登及额尔德尼昭战役的胜利，战局才为之一转，因此，清政府十分倚重策棱。乾隆即位不久，手谕策棱：“皇考曾谕朕，所有军务，唯尔是赖！”《清高宗实录》，卷2，29页。此“策棱”也写作“策凌”。与准噶尔谈判，亦屡次征求策棱的意见，“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亦如上指。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子”《清史稿？策棱传》，卷296。。其三是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清政府从保护喀尔喀三部免遭准噶尔侵扰出发，坚持必以阿尔泰山为两部边界，康熙时设立的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决不后撤的既定立场。乾隆元年接见吹纳木喀时，甚至不惜谈判破裂，宣布准部如不收回无理要求，今后不必派使臣来京，态度十分强硬。三年，达什使京，表示承认以阿尔泰山为界，乾隆马上派阿克敦出使准噶尔。四年，接见哈柳时，就表示虽然二卡伦不撤，但绝不会筑城设兵，仅每年派哨兵几十人巡察边界而已。
清政府与准噶尔部议和的实现，对双方都有很大好处。从清朝方面来看：明确了阿尔泰山作为喀尔喀与准部边界，保证了喀尔喀蒙古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议和之后，因战争被迫移居多伦诺尔的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重新回到库伦，清朝西北两路大军撤回，北路完全交给额驸策梭与其他喀尔喀蒙古王公，西路设安西提督，辖兵一万二千人，仅以副将一名率清军两千人驻防哈密，节省了大批军需，减轻了喀尔喀蒙古牧民和陕甘等省份的负担。在准噶尔方面，停止战争，重新贸易，广大牧民摆脱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又从清朝贸易中得到大量盐、茶、铁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济得到复苏。乾隆对准噶尔部的弭兵方针取得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成功。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奖励垦荒（1）
清代社会，在乾隆时期继续走向繁荣昌盛，所谓“康乾盛世”，大约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将近百年，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乾隆朝。因此总的来说，乾隆帝是个盛世君主，他统治下的社会在漫长的六十年中，多半是一个安定的太平盛世。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上最大的一国之主，乾隆帝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的确他也居安思危，并不满足于现状，在发展经济和“养民”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努力，识见卓越，也有一定的措施。
在劳动人民辛勤垦荒之下，中国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已达到七百四十多万顷，但是人口增长更快，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已首次突破一亿大关，达到一亿四千万人。众多的人口，必须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这是人民自己切身的需要，在统治者方面，也是维护安定和实施统治所最关心的问题。乾隆帝为此曾坦率地表示：“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一》，卷120。他当年设想，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继续开垦土地，使各家均有余粮，否则很难享受升平之福。
在发展经济方面，即所谓实现“养民之道”，乾隆仍然以传统的思想为指导，坚持发展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大力提倡开荒种地。他反复强调“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还说“垦田务农为政之本”。《清高宗圣训》，卷209。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为政之道，这就是他刚刚代替雍正登上皇帝宝座，宣布“天下之本农为重，各府州县衙，果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地方官不时加奖，以示鼓励”，而有人却想陈奏什么庆云、甘露、嘉禾、瑞茧、醴泉、麟凤之类的祥瑞，乾隆不得不严厉予以禁止，指出“治天下之道，惟在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政绩澄清，黎民康阜”，而不图在云气物产之菁华，“如果海宇一道同风，众庶安居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清高宗实录》，卷2，8、43页。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大清朝在康熙、雍正以来的基础上推向鼎盛，乾隆即位伊始，向总理事务王、大臣发布一道上谕，其中以他自身的经历，提醒所有的执政者，都应为此而竭诚效力。他说：
朕生长深宫，瞻依皇考慈颜，惟知承欢膝下，懋学书斋。即如日用饮食之需，悉由恩赐，丰瞻饶裕，不烦问所从来，此固皇考昊天罔极之恩，难于名言。而为君之难，亦惟身履其地者，然后知圣人之言为至当也。今朕缵承大统，身为人主，衣租食税，则自今伊始，一丝一粟，皆四海小民所经营供御者矣。朕思饮馔被服，皆出于海内脂膏，宫室器用，皆取自闾阎拮据，尚安忍少有糜费侈用之心，以伤民力而耗民财乎！又安忍己垂裳而听天下之民之有寒不得衣；己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饥不得食者乎！……朕日夜兢兢，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以皇考之实心为心，以皇考之实政为政，凡供品味之类，无所加增，衣服器用之属，无所滥费，宫室苑囿之区，无所改营，爰赖中外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际，事事谋其久远，勿以虚文而泽不下逮，勿以小利而计不图全，勿作无益以害有益，勿朘民生以厚己生。果能恒产有资，将见恒心自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非因即位之初，为此邀誉近名之语，以博天下臣民之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清高宗实录》，卷3，31～33页。
在乾隆帝的推动之下，清政府采取发展经济的最实际措施之一就是奖励垦荒种地。明末清初以来，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量逃亡，不仅原有的荒地无人开垦，即熟田也很多抛为荒地，所以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以后，一再劝民垦荒。顺治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