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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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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吣辏�1782年),第一份书已修成,以后加上抄写和整理时间,总共二十年才完成。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亲自下令搜集古今图书。他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备。”《清高宗实录》,卷134,3页。从这份谕旨来看,搜集图书的范围限于元、明、清三朝图书,目的是充实皇家藏书。各省督抚学政仅把这个任务当做一般事务来办,因此没有什么收效,乾隆也没有过问落实情况,这次搜集古今图书与编纂《四库全书》关系不大。    
    三十多年后,乾隆再次下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古今图书,则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谕中外搜辑古今群书: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即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借端滋扰。《清高宗实录》,卷900,7~9页。    
    乾隆给各督抚学政划定了搜集图书的范围:一、有关治理国家,教化人心之书;二、有关解释经典,考订制度之书,三、历代及本朝著名文人的诗文著作。但乾隆虽然第二次下令搜集图书,却同上次一样,反应并不热烈。各省督抚仍然视同虚文,也不认真办理。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清朝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清初,汉族人中存在着反清复明思想,经常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有所流露。康熙、雍正两朝,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打击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各省督抚们怕因搜集图书而出现文字狱,故动作迟缓。    
    一年之后,只有安徽学政朱筠认真办理搜集书籍一事。朱筠提出四点建议:1.汉唐遗书稀少,宋辽金元书籍刊本也有限,请以抄书为主要办法。2.搜集图谱金石碑刻,以扩大范围。3.整理《永乐大典》。4.编立书目,撰写提要。朱筠的建议受到乾隆重视,特别是朱筠提出派正在修书的翰林官查找《永乐大典》中所存孤本书籍,分类抄出原书一事,乾隆马上采纳了,而且还认为翰林官位卑权轻,改派军机大臣领导此事。    
    朱筠提出整理《永乐大典》,反映了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呼声。该书虽卷帙浩大,但按类分目,割裂群书,使用极不方便。编纂此书只有六年时间,草率成事,“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礼先列冬官。且采用各字,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前后错互”,问题很多。乾隆接受朱筠的建议,决定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整理《永乐大典》,他指示把其中绝版书抄出整理刊刻,无保存价值的抄其简单概要存目。乾隆增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由翰林官负责纂辑,军机处司员作为提调官。乾隆还下令于翰林院衙门内,划其西部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房屋,“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他此时所说的《四库全书》,纯指整理《永乐大典》而言。    
    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正式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他确定编纂的范围是:除了正在整理的《永乐大典》外,皇家内府藏书,各省搜集的图书,武英殿官刻书,一律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成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清高宗实录》,卷929,18页。。由整理《永乐大典》开始,变成编纂包括古今所有书籍的特大型丛书。据乾隆自己说,他将书名定为《四库全书》,是因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不论有多少书籍,“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还明确规定,该书务必在十年内完成。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2)

    乾隆为解决各省督抚学政采集图书不认真的问题,采取了限定期限的办法。他说,现在各省奏报采访书籍数目太少,并且多数是清代人所著解释经书的著作或诗文集,唐宋以来的名家著作、珍奇古本一概没有,“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乾隆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遗编著作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豫存宁略毋滥之见。”这种估计倒是很准确,以前的文字狱不仅使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地方官也怕牵连到自己头上,所以瞻前顾后。对此,乾隆明确表示,他绝不会因采访书籍而惩处藏书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做了保证之后,乾隆又反过来威胁说:“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清高宗实录》,卷929,19页。就是说,假如现在不主动将藏书如实报告地方官,将来被发现要从重治罪。最后,这位大清皇帝规定各省督抚以半年时间为期,必须办理稳妥,若再像从前那样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江浙地区文化发达,藏书丰富,乾隆把该地区作为采访书籍的重点。他对江浙一带的藏书情况很熟悉,一些官僚富商的藏书楼都叫得出名字。他举例说,江浙地区藏书最多的人家,有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乾隆说,他不仅知道这些藏书大家的书房名字,还清楚他们的藏书目录。除此而外,他对江浙书籍贩卖商人也了如指掌,认为这些人对采访书籍用处颇大。如山塘地方有一姓金的书贩,“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清高宗实录》,卷929,22页。乾隆要求江浙地方官,可以向这些书商了解本地藏书情况,采取借抄的办法搜书,抄完书还给被借之人,一定会收到大批图书。乾隆又一次声明,即使发现书中有忌讳字样,绝不加罪于藏书人。若确有“诞妄”字句,不应保存者,不过将该书烧毁,转告藏书人不得再收藏而已。若由督抚转呈政府,则不予过问。乾隆要求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和江苏巡抚萨载务必切实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大批图书运抵北京。乾隆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确实大见成效,自确定以半年为期之后,各省督抚闻风而动。两淮盐政李质颍从商人马裕处借出图书一百九十五种,将书目先送往北京,然后把部分图书送苏州书局校勘,部分送往扬州抄录。浙江士绅鲍士恭向巡抚三宝表示,愿将家藏图书共一千九百多种献给政府。浙江全省报告共采访书目有两千七八百种,江苏省也有一千多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这种情况表明,各省督抚为了完成乾隆所规定的任务,采取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不是向藏书家借出书来抄,而是干脆命令他们向官府献书。乾隆只好亲自出面干预,凡各地方所献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人家”。他要求各省地方官,使用官印加盖于采访图书封面,并注明藏书人姓名和负责送书的官员名,书送到北京后,再盖上翰林院印,记录存档,以后返回各省,由督抚负责还给原主。各省送到北京图书的总数,今天已经无法弄清。但自乾隆向各省限定时间后,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清高宗实录》,卷934,1页。。    
    奖励献书人。乾隆命令,凡个人进书百种以上,选择其中精本送他本人亲自阅览点评题咏。然后,由四库馆优先抄录,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献书最多的是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他们各献书五百至七百多种,合计就有两千多种。乾隆下令由政府奖给鲍、范、汪、马四人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勤”。献书一百种以上者,江苏有周厚堉、蒋曾蓥,浙江有吴王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赏给刚刊印的《佩文韵府》一部。《清高宗实录》,卷958,23页。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各省运送到北京的图书已超过了上万种,四库馆里的工作开始大规模铺开。    
    编纂《四库全书》的领导机构。乾隆从整理《永乐大典》时,就宣布派军机大臣领衔主持。确立编纂《四库全书》之后,乾隆又大量增加人员,“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俱著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外并添派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清高宗实录》,卷930,20页。。以后又陆续增加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大学士舒赫德、礼部尚书蔡新和户部尚书和热宋懿霉佟G∪蚊苏饷炊嗟淖懿谩⒏弊懿茫辔蟪肌⒋笱俊⑸惺椤⑹汤傻雀吖俅罅牛硎舅员嘧搿端目馊椤返闹厥印5庑┤硕加写罅空裨谏恚尴竟思按耸拢械幕贡в胁煌捶āV祗藿ㄒ檎怼队览执蟮洹肥保笱苛跬逞图峋龇炊裕衔遣患敝瘢铱髁硪桓龃笱坑诿糁腥χС郑攀骨∠戮鲂目目夤荨!肚迨犯澹坑诿糁写罚�319。他们两个人,刘统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去世,于敏中死于六年之后,王际华、刘纶、裘曰修、舒赫德等人都在第一份书未修成前先后病死。即使像于敏中这样热心该书的总裁,也没有时间过问此事,所以总裁制徒有虚名,连乾隆自己也承认:“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清高宗实录》,卷953,8页。    
    《四库全书》的编纂实行总办负责制。总裁官们上任之初,由刘统勋正式向乾隆提出:“《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清高宗实录》,卷930,21~22页。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纪昀曾外放任贵州都匀府知府,乾隆爱其才改任京官。他任总办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清史稿?纪昀传》,卷320。,先后编辑成《四库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对该书贡献最大。除二总办外,陆费墀任《四库全书》总校官,负责全部书的校对工作。总办之下为纂修官,除翰林院原派纂修人员,又调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担任纂修。如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等人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他们都是对古籍有特殊研究、造诣极深的大学者,对保证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四库全书》实际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余人,抄写的工作人员则有三千多人。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3)

    乾隆亲自制定《四库全书》的编纂方法。他要求纂修人员“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清高宗实录》,卷934,1~2页。。根据这一指示,各省所进书到四库馆后,纂修官先阅读书籍,掌握内容后,按应刊、应抄、应存三项分类。乾隆具体指示说:“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入总目。”《清高宗实录》,卷935,1~2页。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全书修成时,共刊印书籍一百三十八种,两千八百九十一卷,后人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书为三千四百七十部,存目书为六千八百一十九部。    
    编写提要和简明书目。不论应刊、应抄或应存书,乾隆要求一律编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解”《清高宗实录》,卷963,26~27页。。简单来说,就是对古籍“提要钩玄”,“为读者指明读书门径”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2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出自纪昀之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纪昀》,说四库全书提要和《简明目录》“皆出公手”,纪昀自己也有此说。乾隆说,四库馆将《永乐大典》检出各书送给他阅览,“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灿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清高宗实录》,卷941,8页。,看来也不完全是纪昀一人所写。其时纪昀为学士,陆锡熊是郎中,乾隆将两人都擢至翰林院侍读,以资鼓励。总目提要本来是方便学者检阅的目录书,但介绍书籍多至上万种,本身就成了大部头著作了。是书未成时,乾隆就认识到,将来总目提要刊刻成书,检索必然十分困难。所以他决定在提要之外,再编简明书目一部,只载某书有多少卷,作者是谁,以便查阅,“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清高宗实录》,卷963,28页。。后来即由纪昀等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确实给人们带来很大方便。    
    《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为方便自己看书,又下令择全书精华部分,编为荟要,“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四库全书荟要》共两部,一藏于皇宫内摛藻堂,一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校勘与存贮

    编辑《四库全书》的主要任务是校勘和抄写。其校勘,多由著名学者担当。发现原版书有明显错误,给予纠正,使四库本较原来版本为优,是校勘人员的职责。假如校勘不认真,抄写人员照录原书,可以保留原来面目,问题也不大。抄写比校勘责任为大,因为稍不认真,就会出现抄写错字,甚至违反原意,还不如原本为好。《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最初是从三十九年(1774年)顺天乡试落第举人中,挑选了六百多人。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又下令从该年乡试中选出“字画匀净,可供抄录者”《清高宗实录》,卷1037,20页。,共一千四百人担当抄写任务。这些抄写人员“自备资斧”,并不发给俸禄,每天仅供应饭食而已,近乎义务劳动。大部分问题就出现在抄写上面。    
    三十八年(1773年)十月,乾隆已注意到抄写错误问题。他说:“今进呈已经缮成之荟要各卷内,信手翻阅,即有错字两处。则其书写舛误者量复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难期善本。”《清高宗实录》,卷944,36页。他让总裁官拿出考核办法,提高校对质量。总裁官接到指示后,立刻增设《四库全书》缮本复校官十六人,《四库全书荟要》缮本复校官六人,专门负责抄成书的校对工作。    
    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阅读已抄成的《圣祖御制诗集》时,发现“桃花”误写做“梅花”,这部书总裁官进呈时保证“校刊精审”,随手一翻,即有错字。乾隆因此下令处分每天到四库馆办公的总裁官王际华、蔡新、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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