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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记者来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与黄平平热情握手。要了解一下有关谭秀妮的事儿？我这儿……他犹豫地看了看一屋子人，能不能过一会儿？十一点半就差不多。他现在很需要结交记者，记者最能让人出名。
黄平平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位屠泰，不像中医，倒像刚刚发迹的经纪人。和这种利欲熏心的人相处，最好办。她在心中聪明的一哂，又化为脸上亲热的一笑：那我过会儿再来。
张大个儿总算走了，邻居们也散了，屠泰安慰一番也回了，她推上小白车准备上街了，已经晚了。没等出门，又被人迎面碰上。秀妮，你过会儿再去，我找你谈谈。
是区委的一个女干部，王主任。和蔼耐心，阳光般温暖，母亲般谆谆教导。说了什么？不要离婚，你是典型，市人大代表，要珍惜人民给予的荣誉。要在新形势下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做出更典型的事迹……
可我得活啊。她低声说。
王主任愣了一下，这个枝节问题似乎她还没考虑。想了想便反应过来：领导会关心的，你自己也一定能克服困难的，你这样做更有意义嘛。
我已经向法院交了离婚起诉。
那没关系，你可以撤回来嘛。
王主任走了，又来了劳改支队的一位副政委和两个教导员。也谈到她的市人大代表；典型；荣誉。谈到乐天明最近悔过自新的表现。带来乐天明的信。
他们走了，大院里的两个寡妇又上门来了。
窦大妈，五十多了，蓬乱的一窝头发，黑黄憔悴的一张脸。丈夫早死了，一人苦熬十几年硬把一儿一女带大，都出去工作了。秀妮，千万不能离婚。儿子不能不要吧，那不是你和乐天明生的？改嫁，孩子不受罪？再说，大伙儿不戳你脊梁骨？十八年刑也不算长，你今年二十七八，再十八年，不过四十五六岁，还没我这会儿年纪大呢。到那会儿孩子也大了，他爸也刑满出来了，你不就熬出头了？咬咬牙熬吧。
桂大婶叫桂金銮，也五十多岁，腰板直直的，脸上疙疙瘩瘩，眼睛黑乌乌的有神。她男人在电机厂工伤事故死了，她也是十几年没改嫁，拉扯着五个孩子。秀妮，她说道，嗓门挺大，你看我，一个人，五个小孩都过来了，怕啥？她是有名的泼妇，丈夫一死就去厂里闹，要多点钱抚恤，要安排大儿子顶替上班，要给自己安排工作，以后又年年要补助，往多了闹。大女儿大了，去闹招工进厂，进了厂又闹调个好工种；二儿子大了，再去厂里闹，没正式的先干临时工，过一阵又闹指标转正式工；接着是老四老五。闹了十几年，把电机厂的七八任书记厂长都闹怕了，闹熊了，见了她就躲，闹得她自己和五个孩子都有了着落。她像一只老母鸡，把一窝小雏哺大了，现在儿女都围着她孝顺。她活得有模有样。谁能说她个不字？要是我那几年改了嫁，儿子闺女现在哪个还会认我？
半夜了，大院门嘎隆隆锁上了，听见单老头的咳嗽声，咳嗽声也听不见了，四下静下来。她伺候着大姑解了大便，洗了涮了，睡了，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十五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愁光。她打开乐天明从劳改队来的信，铺在床上又一页页看起来。
亲爱的秀妮：
您好。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痛哭（苦）万分。难道你再也不愿（原）谅我了吗？你应该和我离婚，我骗了你，让你受尽了罪。真让我签字，我不会不签的。可是，你真的就不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每天都在信纸上写着你和孩子的名字，一天写几百遍，好几页。现在总有上万遍了吧？我白天黑夜叫了你一万遍，你一遍都没听见？因为有您，我才没轻生。我好几次想死，想去触电，吞小刀，撞石柱，想到你才没有走绝路。我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学文化，学技术（钳工），考试成绩都是九十分以上。这一切都是为你和孩子。你要不再愿（原）谅我了，我就只有去死了。可我相信，你还会给我机会的。我再一次给您跪下……
信慢慢合上了。乐天明每次跪着忏悔，像另一个人，不凶了，不坏了，不诈了，又善良又可怜，又诚实又文雅。她总是相信了，心软了。可这次，她是很难相信了。她看透他了。她想到狼。
上卷：第五部分心底无私天地宽
夜真静，屋里一片黑暗。她躺着，听见儿子轻微的鼾声。她翻过身看着儿子，黑暗中也能看清。小脸嫩嫩的像乐天明，只是真的又善良又可怜，从小没有得过欢乐。她没时间带他，要去挣钱，每天就让他在半瘫的大姑身边爬。想到这儿又禁不住鼻酸，泪落下来，湿了儿子小脸。用手轻轻擦，粉嫩的皮肉让她心中亲得发疼。为了儿子离婚，为了儿子不离？……离了，债可以躲掉了？……再嫁谁要她，有老有小？……找个年纪大点儿的，拉板车的，挣钱多点儿就行？……乐天明又扑向她了……
黄平平到了第三个邻居家。她要了解整个大院的反应——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反应吧？西院，最靠南的两间西房。这儿她来过，住着一位她要采访但还未遇上过的人物。
庄韬。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这阵子正红呢。报纸电视到处可以见到他。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十几年，前几年才平反出狱，担任了中学校长，不要待遇，不要住房，把离婚十几年的老婆从偏僻山区接回来复了婚，而后举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旗帜到处做报告，讲不计个人恩怨，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讲理解，讲爱，讲精神文明，讲对青年人的教育。很轰动。
见面了，握手了。人有些胖肿，戴着眼镜，眼珠凸起，腮帮子很大，很健谈，滔滔不绝，好像说话就是他的职业。房子挨着公共厕所，难免有些隐隐烘臭，床上一个老脸妇女低头做着针线，想必是他妻子。我上午去附近一个中学做了场报告，顺便回家来。他说明道，平常他很难回家。你要听听我对谭秀妮事情的看法？
“是。”黄平平点点头。眼前这位庄韬是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所以她的身份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可他对接受采访还是有热情的。“庄校长，听谭秀妮讲，您前天还和她谈过。”
是吗，她怎么说的？……我是搞教育的，应该关心她。我坐过十几年监狱，对罪犯和罪犯家属的心理又作过研究，说起话来可能更容易打动他们吧。他讲开了，很谦虚，又显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厉害，露着大舌头。
谭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典型。全国有多少罪犯？ 几十万，一百万？这个问题大不大，复杂不复杂？复杂。现代社会的犯罪在各国都是大问题。可说复杂又不复杂，一个谭秀妮能改造一个罪犯，如果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谭秀妮呢？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定要树立谭秀妮这样的典型。可现在典型遇到了问题，她要离婚了，半途而废了，夭折了，该怎么办？
点烟，抽烟，显出一点炫耀和自负来。
我们的许多干部——区里就来了不止一个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讲大道理，什么珍惜荣誉了，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了，有什么用？他们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说半天空对空的道理有什么用？
“那您是怎么谈的呢？”黄平平感兴趣地露着微笑，心里完全是另一个态度。
上卷：第五部分这难道是她最好的选择
我前天去了，进门先看了看屋里，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感叹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难啊。就这一句，她眼睛湿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一下缩短了距离。和任何人谈话，开头一句很重要。头是开好了，可缩短距离并不等于消除距离。我坐下了，又接着说：你现在不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该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过，又不是他们替你过，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她和我更靠近了，觉着我真正为她着想。这从她表情就看出来了。她看了看我，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庄校长，您说我该咋办？我一听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着急，想了想，说：我不能替你下这个决心，不过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几种前途。我对谭秀妮还是那个原则：从为她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一离开这个角度，她马上会对你有戒心的。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教育者应该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这样觉得。这是辩证的统一吧。
一种前途，我对她讲，你不离婚，这样拖着一老一小，背着债，熬上十八年，一直等乐天明刑满出狱，这期间的苦我不说你也知道。要是乐天明出狱后再不改邪归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一说完，谭秀妮就低着头咬住下嘴唇了。这种前途她是早考虑过的，只是别人都不和她讲明。这明摆的事，你不讲，再说多少好话，有什么说服力？不是骗人吗？第二种前途，我说，离了婚，甩掉那些债务，找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个新家，另过生活。可能好些。当然，能不能找下合适的也很难说。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也很难估计。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准备承担几方面的压力：一个，传统道德舆论对你的攻击，不过，你可以不理睬它；一个，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你的失望，因为他们过去都被你的事迹感动过，你不是收到过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吗？那会对你有些压力吧？还有一个，你对乐天明、对孩子多少会有一些自疚吧？我讲完了，她的头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着衣襟。我心里明白，这又说中了她。我对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的把握了。
那第三种呢？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低声问道。她问，我才说，我等着她问。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艺术。你想说的真正结论，一定要等到足够的火候才说出来。要不对方会有一种强加给他的感觉和抵触心理。第三种，我说，是这样的：你下决心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他痛下决心，悔过自新，努力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一定会减刑的，减成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些，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为了感召整个社会向你这个典型学习，会这样的。另外，政府一定会考虑到你的生活困难，譬如会想办法给你安排正式工作，我就可以帮你向市、区领导呼吁。这样，经过一段坎坷，你和乐天明各自战胜了自己，再重新团圆时一定会非常恩爱的，你这辈子也真正为社会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这种可能性大吗？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问。我这时更不着急了，停顿了一下，才说：可能性有，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多努力争取一分，可能性就多一分，如果你尽全力，大家也都来帮助，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她不说话了。我也不再多说了，我知道我的工作做成功了。
“那您认为她不会离婚了？”
“是。”
“可这难道是她最好的选择吗？”
“这应该从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社会需要她这样选择。”
黄平平不说什么了，她可不是这种观点——恰恰与这相反。她要写篇轰动的文章，就是要反对这些传统。 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个对“教育艺术”充满自我欣赏的庄韬有一种反感。
当她起身告辞，准备再回去采访中医屠泰时，东院里突然哭声喊声一片，人们纷纷沓沓向那儿涌去。
死人了。
上卷：第五部分她不怕累，从小劳苦惯了
她离开了凌家的独家大院。
坐北朝南的小二层楼像张下巴肥胖凸垂、眼睛阴森眯缝的方脸；楼前阴魆魆的葡萄架像个可怕的方形洞穴，大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左右两排平房硬梆梆的，像石头人伸出的两条手臂。整个院子像个石化了的凌汉光，又像是黑色的大簸箕，把她簸进来，簸了一身垃圾，又簸出去。
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空房，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里面回响。她不敢左右看，那里面太死寂，太阴沉。自己怯懦孤独的脚步声在每间空房里留下了。以后，每到夜深人静时就会响起来，就会使人发Ｈ媚忝欠｝吧。走廊到头了，红色的大门，死沉死沉的。她开开了，出来了，离开坟场了，面前一片光明。胡同，接着是街道，越来越多的行人，越来越熙熙攘攘，一个活生生的又是陌生的世界。好像是在电影里看着自己在一个挺美好的世界中行走。世界是喧闹的，她是无声的。只看见自己的侧影、背影，树叶一样飘着。
金象胡同一号。迎面第一家。墙上是那块黑板。父亲——大家叫他单老头、单大爷、单大叔——正在黑板上写着“今天交奶费”，回过头说道：小兰儿，回来了？一张皱巴巴的核桃脸，眼窝凹陷，见眼睛，见颧骨，还见两只支起的招风耳，头发苍白，腰背佝偻。母亲——大伙叫她单大妈、单大婶——正在门口收拾着一堆烂砖烂木头，满身尘土，也是一张皱巴巴的脸，眨着眼看着她：小兰子，今儿休息？就你一个人回来？只她一人。做母亲的又放松了，继续收拾着破烂：回屋去吧。又有两个出入大院的邻居打着招呼：小兰回来了？她一一礼貌地回了话。见着这些老邻居，心里觉着特别亲，又有些酸酸的揪心。东方飙大叔打完电话从屋里出来：单大哥，钱我给您放下了，八分，我打了两个电话。行行，您放下吧。单老头点头应着。小兰儿，东方飙慈眉善目地笑着：回来了？啊，回来了。她答道。是，她回来了，回来了，和所有的人说回来了。她又回到这生养她的单家了，又回到从小长大的金象胡同一号了。
姐，回来了？弟弟大宝正一脚踩在凳子上，哼着曲擦他的皮凉鞋，没抬头。啊，回来了。她又一次答道。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回来了”。往常回家是这样吗？自个儿到底是要回哪儿？不是要永远离开这儿吗？大宝，这支钢笔，还有这个笔盒，送给你吧。她打开挎包，把一支金笔递过去，这是去年在医院得的奖品。姐，你自己不留着用？弟弟接过去欣喜地转动着，她看着他心中充满温情。弟弟小她四岁，从小是她把他带大的。姐姐，我要去街上嘛。他噘着嘴任性地拉着她，身子都倾斜得横过来了，她身不由己地笑着：行，行，姐领你去。那时他才四五岁，小胖墩。现在不胖了，下巴挺尖，眉毛浓黑，眼睛黑亮，个儿不高，但挺英俊。大宝，姐跟你说句话。弟弟抬头看了看：姐，你今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她笑了笑，没有，我是突然想起来了，大宝，你以后的火爆脾气该改改了。弟弟对着镜子梳头发：我知道。你老说知道可能做到吗？那可保不准，脾气是天生的。你还不听我的劝是吗？大宝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姐，你今儿怎么了，要出国不回来了还是怎么着？她垂下眼似乎是笑了笑：你就听我这一句不行？听了我高兴。好，弟弟应道，我听，行了吧？
上午，下午，她在家忙了一天，把父母的脏衣服都洗了，把弟弟的衣服也洗了，把床单洗了，把屋里的隔帘也洗了。家里只有一间房，中间横一根铁丝，挂个布帘隔着，里边住大宝，外边住父母。她回来住，弟弟就让出他的床，自己在门口搭个行军床。小兰子，歇歇吧，别累坏了。父母劝道。她坐着小板凳弯腰搓洗着，扬起满是肥皂沫的手，用手臂揩一下额头的汗，笑笑，不累。她不怕累，从小劳苦惯了。父亲老了，母亲老了，矮矮小小，瘦瘦弱弱，和他们贴近在一起，能感到自己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姐，喝汽水吧。弟弟去外面回来，把一瓶汽水举过来。呆会儿，我腾不开手。她双手全是肥皂沫。你喝，我给你举着。弟弟把汽水送到她嘴边，喂着她喝完了。她笑笑，感到弟弟心里（他脸上虽然若无其事，又哼着曲忙他的事）对她的疼爱。她还是累坏了，晚饭前在弟弟床上躺了一会儿。朦朦胧胧间听见弟弟压低声训斥着父母：你们说话声不会低点儿？又听见他搬上小板凳在门外坐下了，隔一会儿就听他说：电话线断了，您呆会儿再来打吧。她的好弟弟，亲弟弟，这儿是她舍不得离开的地方。眼窝湿了。
吃了晚饭，换了一身她最喜欢的干净衣服：白衬衫，蓝裙子，要走了。你回去呀？父母送到门口，脸上堆着对所有人都有的善良的、谦卑的笑容。她含糊着：我要走了，我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