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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俩已被他置诸脑后。一九五○年一月，他由于肾病死亡。
保罗·门兹的军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仅因为有众多的男演员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盖博，罗纳达·瑞根和阿兰·拉弟；还因为他的小队拍摄了三万英尺长的胶片与上百部军训电影；此外，门兹中校还在北大西洋与非洲拍摄了一些战争镜头。
战争结束后，保罗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飞机租赁行当。他与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长久。电台评论员，有着普图南风格的世界探险家劳威尔·托马斯雇用门兹为著名的辛那瑞马工程摄影。作为摄影师，门兹经常坐在改装后的B——25轰炸机机首的椅子上，拍摄影片《这就是辛那瑞马》。好莱坞黄金时期绝大多数人著名的飞行照片与胶片都是由门兹与他的飞行小组拍摄的，门兹死于一九六五年，在拍摄《凤凰的飞翔》一片中由于飞行事故在空中遇难。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战中从白宫的行政助理一职升任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九四四年，当海军部长死于心脏病后，福瑞斯特担任了部长；一九四七年，他成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部长。他的信条是“建设”海军，把战舰从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一线去作调查，这在内阁成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反共分子，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自从杜鲁门总统强迫福瑞斯特辞职以后——新闻界攻击他为战争投机商——他明显地陷入到沮丧之中。两个月之后，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海军医院的十六层高楼，据推测，他曾想把浴袍的带子系在卫生间的水箱上吊死自己，跳楼看来是比上吊更成功的办法。
在我过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尔·提索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为保罗·门兹做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坠机事件中死里逃生，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厄尔·卡洛尔与他的歌舞女郎兼女友贝瑞·威利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飞机失事中双双遇难；狄赛·迪恩，那个棒球明星，在投球的手臂受伤后退役，开始教练一些初学者；我没有再见过玛特尔·门兹；玛戈在几年前过世了——她终身未嫁，可能是在等我——也可能是在等阿美。
弗莱德·努南的遗嫣，玛丽·碧——我为她带去了努南的消息——嫁给了一位鳏夫，生活很幸福；尽管阿美抱怨过她的家庭，事实却证明阿美有一位非常忠诚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两个人在任何场合里都非常维护她的荣誉。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十月，她在九十五岁的高龄上谢世。
从波士顿到火奴鲁鲁，横穿美国的十多个城市都把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形象做成徽章与标志，以表示纪念；街道与学校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纪念邮票上印有她的头像；图书馆与博物馆收藏她的遗物；关于她一生事迹的电视片与纪录片反复播映，她设计的行李仍在生产并出售。
与此同时，解答她失踪之谜的调查与探险丛书也一部接一部问世，很少有调查者能追逐到我的行踪，我更绝少与他们合作；而且，我也不看他们出版的书籍。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此外，我同山姆大叔签订的合同让我守口如瓶，这就像同魔鬼做了交易——没有逃脱的余地。
政府部门对艾米莉在塞班岛的故事一笑置之，虽然由于信息自由的法案使一些文件偶尔公诸于世，使这个“理论”得到支持，但大多数有关的信件与文件却仍堆在角落里或者已被销毁。但海军上将查斯特·W·尼米提兹，战时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后来海军地面指挥部的部长，承认艾米莉·埃尔哈特事件的真相，将会“动摇一些人的想象”。
一九六九年，事隔这么多年以后，我接到了罗伯特·麦尔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林纳斯市的一家糖厂工作——打来的电话，这让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在他父母的家中通过一台家用收音机收听令人兴奋的实况节目的情形。他仍是一副生气勃勃的老样子，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艾米莉的回忆录，在周末与假期，常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
他的话在我心里产生了古怪的反响，糖业大王马特修·哈瑞吉男爵的雕像隐约出现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这位忘年小友的身后。他现在在糖厂工作，通过巡回演讲以增加收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得梅因市的那座圆形剧场里讲演过，我也不知道那座圆形剧场还在不在。
“她还活着，”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尽管他的声音低沉，听起来还是像个孩子，“她现在改名叫伊莲娜·伯拉姆，住在新泽西；弗莱德·努南也活着！”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头一定很疼。”我说。
“什么？”
“没什么。听着，罗伯特，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弗莱德·努南是那个名叫威利姆·万·杜森的家伙，那个前空军少校和那本书的作者调查了他们两个人：万·杜森与伯拉姆，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材料都是伪造的，这看起来好像是根据目击者保护法案在保护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是受到目击者保护法案保护的人。”
“你怎么知道？如果艾米莉变成了东京罗丝，也许当局会想方设法……‘隐藏’她。”
“罗伯特，接到你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你不想为我调查这件事？”
“你打算雇我？”
“我雇不起，我只是个工人。”
“我工作也是为了谋生，罗伯特，谢谢你打来的电话，祝你好运”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应该为罗伯特·麦尔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他与艾米莉的友谊让他的一生都富有意义；然而，他也生活在苦恼之中，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穿插在他的生命里，让他的思想变得沉重。
我当时也在场，我与他坐在起居室里，我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不知道我了解的事情罢了。
那本声称伊莲娜·伯拉姆即是艾米莉·埃尔哈特的书的作者遭到起诉，书也被从书架上撤下来。这件事一直索绕在我心中，一九七○年的某一天，当我访问曼哈顿A—I侦探事务所时，我顺路去了纽约贝德福希尔斯。我在福斯吉特乡村俱乐部活动室的酒吧里找到了伊莲娜·伯拉姆，她正同另外三个女人在一起。这些女人看起来都快七十岁了，她们似乎很高兴有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家伙来拜访，尽管他已六十中旬了。
我立刻认出来谁是伊莲娜，她的确与阿美长得很像，虽然她的鼻子与阿美略有不同，更宽，更大；而那双眼睛却与我梦绕魂牵的眼睛一样，是熟悉的灰蓝色。
她站在那些女人身边，穿着高尔夫衬衫与短裤，看起来非常性感。我对伊莲娜说：“我叫内特·黑勒，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哦？”她向我微微一笑，“是谁？”
“艾米莉·埃尔哈特。我知道你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你同她一起飞过吗？”
“当然，我曾在九十九飞行大队……哦，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不要相信那本书上所说的鬼话。”
那句“哦，我的上帝”让我惊然一惊，这是阿美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但她不是阿美，阿美不会在望着我时对我们曾经拥有的感情无动于衷。如果由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因素，她果真是阿美：她在那夜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被送到东京，在那里被日本人洗了脑，然后返回家乡，又再次被山姆大叔洗了脑……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是真实的，还只是一种可笑的推测，我已不想知道。
不论这个女人是伊莲娜·伯拉姆，还是艾米莉·埃尔哈特，我只确定了一件事：我的阿美已不在那个老妇人的眼睛里了。
我同那些女人们坐在一起，她们喝一种热带饮料，而我喝朗姆酒。有一个女人是个寡妇，有一个可爱的男孩和一张优雅的脸孔，我猜我可以得到她的青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老男人了，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改变了。
伊莲娜·伯拉姆死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她把遗体捐献给了科学，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没有让那些追逐在她身后想确认她的真实身份的猎奇者得到她的指纹。
大陆DC——10飞机懒洋洋地盘旋在塞班岛上空，透过云层，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岛的轮廓。飞离关岛四十五分钟了，布迪·布什，他的二人摄影小组，还有我坐在飞机上。第一眼瞥见塞班岛，感觉这座狭长的小岛到处覆盖着丛林，一座大山从岛的中部隆起；当飞机飞得低一些时，嵌着贝壳的悬崖，白色的沙滩次第显露出来，还有公路、楼群与耕耘过的庄稼。
从空中俯瞰的塞班岛与我在“美国人”号纵帆船或它的救生艇上看到的略有不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到过塞班岛的人都会对它念念不忘：环绕着小岛的海水蓝得耀眼，绿得眩目，如同一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呈半透明状态。
“总有一天，我要带我妻子来看一看，”布迪说，“她不相信我所说的海水是多么美丽的话。你以前来过这里，内特——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海水吗？”
“你越喜欢这里，布迪，”我说，“你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少。”
布迪因为没能让我向他透露我过去在塞班岛的经历而感到沮丧。
“夜晚的星星……”他又开始了。
“又大又亮？宛如钻石？”
“回想一九四五年，那时每个晚上我们都躺在帐篷里的帆布床上，听扬声器里传来的胡根·卡米歇尔的《星尘》……他的这首歌似乎是专门为塞班岛而唱的。”
“我表示怀疑。”
“好了，”他防范似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的小岛，成群的星星散落在夜空……是我那时太年轻的缘故，还是记忆在同我开玩笑？”
“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说。
即使从空中俯瞰，第二次大战留在小岛上的创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的阴影仍不时浮现在小岛和平的氛围里：离海滨几百码远处有一辆沉没在海中的坦克半露出水面，一艘驳船的残体搁浅在珊瑚礁上，一架失事飞机的残骸一半没在水中，一半横卧在岸上——水晶般蓝色的海水里闪耀着金属银色的光芒。
DC——10降落在考伯勒机场，靠近以前的艾斯里特·海纳达机场——又叫伊斯雷机场。我们在跑道上滑翔时经过一座有着木屋顶的混凝土结构的机库，上面白色的“塞班岛”几个字发出刺目的光芒，这个机库同另外两个半圆形的活动机库就是塞班岛飞机场的全部设施了。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儿了，”布迪一边走下飞机，一边说，“我一直不习惯战后的这些改变——没有吉普车，没有军用卡车，没有士兵、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
这座由查莫罗人经营的小飞机场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热闹地方，充斥着各种语言与声音——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赶往这个度假天堂：欧洲人，阿拉伯人，但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布迪曾经告诉过我，日本人把塞班岛当做战争纪念馆与蜜月旅行胜地的混合体。
“是啊，他们正在买回在战争中失去的这片乐园小岛，”他在飞机上曾对我说，“每次一小块。”
事先安排好的福特篷车在等候着我们，我们把手提箱、摄影器材与录音设备——它们放在轻便耐用的飞行用箱子里——装到车后。那两个摄影师也来自达拉斯，菲尔是一个相貌清秀的家伙，有自己的影视制造公司，通过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弄来了证件而成为布迪的合伙人；斯蒂夫是一个瘦弱的留着胡子的长头发男孩，起初我把他当成障皮士，后来才知道他是越战中的老兵——他们两个都对摄影技术很在行。
从机场出来的公路两侧，还看得到日本人修建的机关枪混凝土掩体；鲜红的械叶瓶术盛开在碎石铺设的海滨大路旁，在“西丑坎”当年驱车领我参观这个小岛时，这条路还只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汽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行车，但仍有很多人乘坐着后一种交通工具，上面还经常载着日本游客。
我们经过了几个当年的土著村落，现在它们已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小镇——查兰·卡诺，银行、邮局、商业区，木结构的房屋与带铁皮屋顶的小房子，这一切都非常像旧日的戈瑞潘城—一还有苏苏皮，这座小城里驻有陆军。我们在一座名叫阳光酒馆的汽车旅馆前停下车，旅馆后面是一座高中棒球场。
“现在，我猜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吝啬鬼，”布迪说。我们正在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搬进那座看起来像是阿肯色州的脱衣舞俱乐部的汽车旅馆，“但是如果我们住进戈瑞潘市中的那些新建的旅游大厦里，我们也许会在同当地人说话时惹麻烦。”
阳光酒馆有一个独立的饭店，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就查莫罗人的话题无所顾忌地交谈。
“我不喜欢住在这里，”我说，“但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我同意你的看法。在我们住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你介意我到戈瑞潘市里兜一圈吗？”
“一点儿也不，”布迪轻轻地笑起来，“急着去重游旧地？”
“我想是‘重游故地’。”
“在德克萨斯州人们不这么说。”
戈瑞潘市没有改变，它是完全随风而逝了。这座新城，这座也叫做戈瑞潘的新城，甚至与旧城不在同一位置，它的位置更靠南些。密克罗海滨沿岸矗立起许多观光旅馆。布迪带我去糖业大王公园，马特修·哈瑞吉男爵雕像所在的那个公园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小植物园。但是，陈列在棕榈书与械叶瓶木之间的——深受日本孩子喜爱的——却是一个红白相间的火车头，静静地卧在曾经环绕塞班岛的铁轨的残段上。这个火车头可能就是很久以前我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的那个。
“这座雕像是历经战火却得以保存下来的早先戈瑞潘城的遗物之一。”布迪对我说，他的摄影小组正在附近拍摄着公园的景色。
“这个男爵的左侧太阳穴上好像有个弹孔。”我一边说，一边又走近看了一眼。
“是的，在我们驻军岛上时，我们曾用它当靶子练射击……只有两座属于旧戈瑞潘城的建筑物依然挺立——如果‘挺立’一词用的没错。”他用下巴向街道另一侧一点，在茂密的草场上透迤着一道旧医院的围墙，“那是老帝国医院……离那儿不远，是老戈瑞潘监狱，都被野草覆盖住了。我们应该到那里拍些照片。”
“我就不去了。”我说。
他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你不想同我们一起到监狱去看看？”
“如果你不介意，是的。”
“好吧，那么我们改天再去，反正我们要同萨美·慕尼兹见上一面。”
萨美·慕尼兹在阳光酒馆的咖啡室里同我们会了面，他是社区的成员之一，也是密克罗尼西亚议会代表成员，此前很多次，他阻止了那些来岛上调查埃尔哈特之谜的探险者。
但布迪·布什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家伙，到塞班岛来了三次之后，他交了一大群朋友，当地汽车经销商的头领——他为我们提供的篷车——为我们安排了与慕尼兹的会面。慕尼兹是一个结实但并不强壮的查莫罗人，三十中旬，鸡蛋形状的脑袋上有一张略显忧郁的脸。
“你曾在这儿的军队里服过役？”慕尼兹问布迪，他戴着一副太阳镜，穿着黄绿色相间的热带风格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短裤，“在战争时期吗？”
只有布迪、慕尼兹和我坐在咖啡室里，两名摄影师没有来。布迪与慕尼兹喝着咖啡，但天气———八十度左右，如果不这么闷热，简直可算是天堂——使我只能喝可乐。
“是的，”布迪说，“在海军陆战队。”
“你也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