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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一天夜里，他以为没人看见，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准备下功夫学些单字。但是，不一会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他趴在书上痛哭道：“耶稣——耶稣，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打那以后，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面前了。
父亲当过农场主、修路工和工厂工人。干活时，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他脑子好使，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重要的零件。由于他工作劲头大、效率高，他的上司指望提拔他。然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空了。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通到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同时，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转弯。然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写不出。
造船厂倒闭后，他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他夜里在那儿上班，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棉纺织厂倒闭后，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晚上对我母亲说：“通不过考试的人，他们就是不要。”
最后，他在另一家棉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搬进了城。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劲儿。他常让我坐在他膝上，给他读《圣经》。对我的朗读，他感到很自豪。
一次，母亲去看我姨妈，父亲到食品店买水果。晚饭后，他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铁皮罐头的声音。然后，屋里一片寂静。我走到门口，看见他手拿着空罐头，嘴里咕哝道：“这上的画太像梨子了！”他走出门，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默不作声。我进屋看到罐头上写着“大白土豆罐头”。但是那上面画的的确像梨，难怪父亲把它当梨买来了。
几年后，妈妈去世了。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他常常住医院。老格林医生每星期都来看他，给他进行治疗。医生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万一他心脏病发作，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的两个孩子的肩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三个星期后，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
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格林医生说他很难过。实际上，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刚给父亲开了一瓶硝酸甘油。然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找到这个药瓶。他觉得，如果父亲用了这药，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
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小时，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一个邻居就在这儿发现的他。我感到十分悲痛，蹲下身，看着父亲生前劳动过的地方。我的手无目的地挖着泥土时，碰到一块砖头。我把砖头翻出来，扔到一边。这时，跳入我眼帘的是一只被扭歪、砸坏、摔进松土里的塑料药瓶。
我手里拿着这瓶硝酸甘油片，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父亲拚命想拧开这个瓶盖儿，但拧不开；他在绝望中，企图用砖头砸开这个塑料瓶。我感到极端痛苦，知道父亲至死也没能拧开这个药瓶。因为药瓶盖上写着：“防止小孩拧开——按下去，左拧，拔”。目不识丁的父亲看不懂这一切。
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我还是进城买了一支金笔和一本皮革包的袖珍字典。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手里，这双曾经是温暖、灵巧、能干，但永远没学会写字的手。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歌 声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英国斯特兰腊尔西岸的布里斯托尔湾的洋面上，发生了一起船只相撞事件。一艘名叫“洛瓦号”的小汽船跟一艘比它大十多倍的航班船相撞后沉没了，１０４名搭乘者中有１１名乘务员和１４名旅客下落不明。
艾利森国际保险公司的督察官弗朗哥·马金纳从下沉的船身中被抛了出来，他在黑色的波浪中挣扎着。救生船这会儿为什么还不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气息奄奄了。
渐渐地，附近的呼救声、哭喊声低了下来，似乎所有的生命全被浪头吞没，死一般的沉寂在周围扩散开去。就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突然——完全出人意料，传来了一阵优美的歌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歌曲丝毫也没有走调，而且也不带一点儿哆嗦。那歌唱者简直像面对着客厅里众多的来宾在进行表演一样。
马金纳静下心来倾听着，一会儿就听得入了神。
教堂里的赞美诗从没有这么高雅；大声乐家的独唱也从没有这般优美。寒冷、疲劳刹那间不知飞向了何处，他的心境完全复苏了。
他循着歌声，朝那个方向游去。
靠近一看，那儿浮着一根很大的圆木头，可能是汽船下沉的时候漂出来的。几个女人正抱住它，唱歌的人就在其中，她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大浪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她却仍然镇定自若地唱着。在等待救生船到来的时候，为了让其他妇女不丧失力气，为了使她们不致因寒冷和失神而放开那根圆木头，她用自己的歌声给她们增添着精神和力量。
就像马金纳借助姑娘的歌声游靠过去一样，一艘小艇也以那优美的歌声为导航，终于穿过黑暗驶了过来。于是，马金纳、那唱歌的姑娘和其余的妇女都被救了上来。
第二天，这件事以《马金纳遇难记》为题，在报纸上登载了。遗憾的是，不知道那位姑娘的名字。不过，即使不知道名字，这位姑娘唱的优美的歌曲不是至今还在我们耳畔阵阵回响吗？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多半当场就消失了；而这首歌，永远也不会消失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生死攸关的烛光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在法国第厄普市有一位家庭妇女，人称伯瑙德夫人。她的丈夫在马奇诺防线被德军攻陷后，当了德国人的俘虏。身边只留下两个幼小的儿女：十二岁的雅克和十岁的杰奎琳。为把德国强盗赶出自己的祖国，这母子三人都参加了当时的秘密情报工作，投身到为祖国解放的光荣斗争行列。
每周的星期四晚，一位法国农民装扮的人便送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管，内装着特工人员搜集到的绝密情报。伯瑙德夫人的任务就是保证把它安全藏好，直至盟军派人前来取走。为了把情报藏好，伯瑙德夫人想了许多办法，她先是把金属管藏在一把椅子的横档中，以后又把它放在盛着剩汤的铁锅内，尽管他们安全地度过了好几次德军的突然搜查，但伯瑙德夫人始终感到放心不下。最后，她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装着情报的金属管藏在半截蜡烛中，外面小心地用蜡封好，然后把蜡烛插在一个金属烛台上。由于蜡烛摆在当眼的桌子上，反而骗过了几次严密的搜查。
一天晚上，屋里闯进了三位德国军官，其中一位是本地区情报部的官员。他们坐下后，一位少校军官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揉皱的纸，就着黯淡的灯光吃力地阅读起来。这时，那位情报部的中尉顺手拿过藏有情报的蜡烛点燃，放到长官面前。情况是危急的，伯瑙德夫人知道，万一蜡烛点燃到铁管处后就会自动熄灭，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的生命也告结束。她看着两个脸色苍白的儿女，急忙从厨房中取出一盏油灯放在桌上，“瞧，先生们，这盏灯亮些。”说着轻轻把蜡烛吹熄。一场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是，轻松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那位中尉又把冒着轻烟的烛芯重新点燃，“晚上这么黑，多点支小蜡烛也好嘛。”他说。烛光摇曳着，发出微弱的光。此时此刻，它仿佛成为这房子里最可怕的东西。伯瑙德夫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她似乎感到德军那几双恶狼般的眼睛都盯在越来越短的蜡烛上。一旦这个情报中转站暴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时候，小儿子雅克慢慢地站起来，“天真冷，我到柴房去搬些柴来生个火吧。”说着伸手端起烛台朝门口走去，房子顿时暗下来了。中尉快步赶上前，厉声喝道：“你不用灯就不行吗！”一手把烛台夺回。
孩子是懂事的，他知道，厄运即将到来了，但在斗争的最后阶段，自己必须在场。他从容地搬回一捆木柴，生上火，默默地坐待最后的时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小女儿杰奎琳娇声地对德国人说道：“司令官先生，天晚了，楼上黑，我可以拿一盏灯上楼睡觉吗？”少校瞧了瞧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一把拉她到身边，用亲切的声音说：“当然可以。我家也有一个你这样年纪的小女儿。来，我给你讲讲我的路易莎好吗？”杰奎琳仰起小脸，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不过，司令官先生，今晚我的头很痛，我想睡觉了，下次你再给我讲好吗？”“当然可以，小姑娘。”杰奎琳镇定地把烛台端起来，向几位军官道过晚安上楼去了。正当她踏上最后一级阶梯时，蜡烛熄灭了。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像春天一样
我在街角杂品店前停下来吃早餐。因为有些迟了，便急匆匆地吃了些炸面圈，喝了咖啡后就急步走进地铁站，跑下台阶，赶上了我常搭的那趟列车。我抓住吊带，装作看报，却不停地扫视这些挤在我周围的人们。他们还是我每天看到的人。他们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我们却没有微笑，像是偶遇的陌生人。
我听他们谈他们的烦忧和朋友，我也希望有人来与我谈天，以打破长长铁骑发出的单调的声音。
地铁快到第１７５街的时候，我又紧张起来。她通常就在那站上车。她举止文雅，不像其他人那样推推搡搡。她总是挤进一个小地方，紧挨着人们，紧握住一个大概包着她午餐的机关信袋。她从不带一张报纸或一本书；我想要是你撞上这种情况，再想看书看报也是看不进去的。
她身着鲜艳的户外装束，我猜她大概住在新泽西。这些新泽西人到达了那个车站。她的脸蛋很漂亮，擦洗得干干净净，根本不必涂脂抹粉。她除了涂口红外从不化妆。她天然的波浪式头发，呈显协调的浅棕色，就像飘落的白杨树叶的色调。其余她所做的就是抓住车的辕杆，想着她自己的主意。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温情脉脉。
我总是喜欢看着她，但又得小心翼翼，惟恐她发现我在看她，怕她生气，怕她离我而去，那样我便没有任何朋友了，因为她是我惟一真正的朋友，尽管她好像还不知道。我孤身一人在纽约，我认为我有点怕羞，不容易交朋友。同伴们都有家室，他们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我怎能邀请人家到我的单身房间来呢？因此只好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座城市真使我心烦。它过于庞大，人声嘈杂——对我这个独行者来说人也太多了。我大概适应不了它。我曾习惯于小新罕布什尔农场的宁静，但在那里不会有任何远大前程。后来我从海军退伍，就申请到了银行的这个职位。我料想这是一个好机会，但我却是孤独寂寞。
当坐车前行我身体随车子的运动而摇晃时，我喜欢想象我和她是朋友，甚至有时我被诱惑而对她微笑，很友好而非冒失地说些诸如“早上天气真好，是吗？”之类的话。可是我会惊慌的。她也许会以为我狡猾，会冷淡我，似乎根本没有看到我，仿佛我不存在。于是第二天早晨，她再也不在这儿，我也没有任何人去想了。我一直梦想或许总有一天我要结识她。你知道，要自然而然地。
或许像这样：她从车门进来，有人推着了她，使她擦着了我。她会敏捷地说：“哦，请原谅。”
我就礼貌地举起帽子答道：“一点都没关系”。并向她微笑以示我不在意，于是她会对我回报一笑说：“天气真好，是吗？”那我就说：“像春天一样。”我们大概不再说啥，但当她在第３４街准备下车时，大概会朝我轻轻挥手说声“再见”的，我就再次斜帽致意。
第二天早晨，她进来见到我就会说“你好！”或“早上好！”那我也给她打招呼，再说些使她看出我对春天还稍有了解的话。不给她说俏皮话，因为我不愿让她把我看成那种油腔滑调、在地铁里随便结交姑娘的人。
不多久，我们将有些友情，开始谈论天气和新闻等。有一天她会说：“你说滑稽不？我们天天在这儿交谈，却连各自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就站得笔直，倾斜我的帽子说：“我喜欢你认识托马斯·皮尔斯先生。”她也会很认真地说：“您好，皮尔斯先生。我要你认识伊丽莎白·阿尔特梅丝小姐”。她一定是戴着那种姑娘们春天常戴的白手套。我们周围的人会微笑，他们也在分享我俩的欢乐。
“托马斯。”她说，当她试着把我的名字念出声来时。
“干嘛？”我就问。
“我总不能叫你托马斯。”她说：“那太拘谨了。”
“我的朋友管我叫汤米。”我就告诉她。
“我的朋友叫我贝蒂。”
大概就会这样。或许不久后我会提到一部正在音乐大厅上映的好影片的名字，假如她有空，我就建议去看——
她会立刻说：“嗬，我也喜欢看！”我就早点完成工作到她工作的地方去接她，一起出去找个地方共进晚餐。进餐时我就与她谈，告诉她新罕布什尔，或许说起我曾多么孤寂，如果那是一个安静舒适的好座位，我还可能告诉她我曾多么怕羞。她会用闪亮的眼睛盯着我仔细听，双手手指交叉紧握，倚在桌上，让我能闻到她头发的芳香。她会低语：“我也怕羞。”我们背靠背，悄悄地微笑，接着就吃饭，不再说啥。
此后，我们就一起去影院欣赏电影。有时在影片的精彩片段，她的手大概会碰我的手，或许我移动身姿用手偶然摸摸她的手，她不挪开，我就抓住它。我在这里，在上千人中间，再不感到孤独：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送她回家。她不会要我走完全程的。“我住在新泽西。”她会说：“你送我回家，真是太好了，但我不能要你像这样走很远的路。别担心，我没事儿。”但我会抓住她的胳臂说：“跟我走。我要送你回家。我喜欢新泽西。”我们就乘公共汽车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跨过它下面奔流不息、黑色而又神秘的哈得逊河，就到新泽西了。我们见到了她家院落的灯火，她会邀请我进去，但我就说太迟了，于是她会恳求我：“那么你得答应我这周星期天来吃晚饭。”我就答应，然后……
列车慢了下来，因为停车，人们努力使自己站稳。这就是第１７５街站，一大群人等着上车。我渴望找到她，却到处也看不到。我心绪低落，可正在这时却发现她在另一侧。她戴着一顶新帽子，上面有几朵小花。车门一打开，人们就朝里涌。她夹在蜂拥的人流中不能动弹，猛地撞到我身上，拼命一把抓住我正握住的吊带不放。
“请原谅。”她气喘吁吁。
我的双手被压着，不能倾斜我的帽子，但我礼貌地答道：“没关系。”
车门关起来，列车开动了。她只好抓住我的吊带，没有其他任何位置了。
“今天天气真好，是吗？”她说。
列车正在转弯，车轮擦着铁轨发出尖锐的声音，就像新罕布什尔的鸟儿歌唱。我的心疯狂地跳动着。
“像春天一样。”我说。
第二章：浮冰上的两者有人堕海
我们过了几小时才晓得，那个孩子是在早晨七时之后不久掉在海里的。没有人看见他掉下去。他在清除甲板上的一处排水口时失足的。他的身体触及水面时，就和船边缘的怒涛和吸力搏斗，差一点给“推进暗轮”卷进去。到那令人窒息的水的拉力减轻时，他才浮出水面。
他松了一口气。他想，伙伴必已看见他掉下去，他将可很快获救。可是船继续以全速前进，他慌乱地击着水，设法赶上它。
突然他想起船长某一天在船上操练之后所说的话：“如果你遇到困难，应保持镇静。如果慌张，就准没有希望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最主要的是想一个办法出来，不镇定是不行的。”
孩子不再在水里手足乱拨了。他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