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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也不是为了警示，而是有意排斥。无论施琅怎样表现，重获郑成功信任与重用已无可能了。
厦门失守事件处理完毕后，郑成功即移师于金门的后埔，扎营操练。然而，作为曾是郑成功部将中深谙水师之道、最懂军事训练，并曾教授郑军各种战阵战术的施琅，却并没有跟随前往。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先时琅在南澳，假不勤王，请兵任苏茂代将，意班回日，必复归管也。至是藩不与，又拔其原副将万礼为镇，已令闲住，即有愠色，因启为僧，以揣藩意。藩谕令再募兵，许受前锋镇，琅不报，竟自削发，不赴见，藩心衔之。”夏琳在《闽海纪要》中对此事也有类似记载。成为“闲员”之后，施琅这员猛将的激愤之情可想而知，依其个性，绝非真想遁入空门，无非姿态而已。郑成功明知他希望官复原职之意，却不为所动，严谕其不许出家，并明确告知施琅，只有在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之后，才授与他前锋镇之职。这再次表明郑成功存心不让他有重新带兵的机会。兵权被削夺，且复职遥遥无期。对于施琅的打击是巨大的，怨恨愈加深重，因此，施琅置谕令于不顾，径自削发，不再参见郑成功。施琅公然抗命不遵的行为，自然让御下极严的郑成功大为恼怒。如果说郑成功削夺施琅兵权时，还能够以 “动摇军心”为理由，那么从施琅重夺厦门而郑成功不予复职，直至施琅公然违抗谕令开始，施、郑矛盾完全公开化、白热化了。傲慢自负、暴躁易怒、气量狭小的施琅以其一贯的狂傲个性去抗主犯上，引火烧身的结果是迟早的事了。
某日，施琅的家丁与右先锋镇黄廷手下的士兵因小事争执，施琅借故发泄心中郁闷，亲自率领数人赴黄廷的行营辱骂，并摔毁黄廷家中的器具。黄廷只得忍气吞声，待施琅离开之后，便径直到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遂令黄山、黄恺等人前去诫谕施琅，而此时的施琅却已然乱了心智，紧接着又发生了怒斩曾德事件，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曾德原系郑彩部将，是郑军中的元老级人物，但似乎一直不太得志，在郑军中受施琅节制。此人见施琅失势，便擅自离去，又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因为曾德在郑军中时间较长，郑成功对其难免多方偏袒，不仅容其投奔，还提拔为亲随。施琅获悉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将曾德捉回。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并振振有词：“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郑成功对旧部情义的多寡姑且不论，但曾德虽隶属于施琅部下，但乃郑氏旧部，郑成功认为不论他犯法与否，施琅都无权擅自将其处斩，何况已传令“勿杀”，施琅却违令不遵，是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衅，不禁怒不可遏，断定施琅反相已露，遂决定彻底解决施琅，以除后患。不过他考虑得颇为周详，决定先向仍然手握兵权的施显下手。
正如杨英在《先王实录》中所说，郑成功在施琅杀曾德后已下决心擒拿施琅，他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是对手握重兵的施显存有顾忌，若贸然动手，恐施显获知消息后铤而走险，发动兵变。因而郑成功隐忍未发，只是让施显劝告施琅：“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纯粹是一种安抚策略，行的是缓兵之计，不过是在等待时机。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传令：所有将领均在船听候命令出兵，各镇将士分别由所辖之将领调遣指挥。援剿左镇施显归属黄山指挥调派，黄山派传令官廖达持令箭，命施显到自己的战船上商榷出军机宜。施显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刚上船，黄山便传令奉旨捆缚，关押在船舱。郑成功闻知施显已顺利就缚，“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
学界普遍认为，施琅擒杀曾德是施、郑决裂的直接原因，因而记载颇为详细，各家的记载虽大体相同，又因各自立场有别而不尽一致。
据郑成功的书记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到二十日，郑成功才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宣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从杨英的记载看来，曾德擅离施琅军营，投奔到郑成功帐下，在郑成功答应其请求的情况下，施琅还将其拿回处死，是对主帅郑成功的不敬。而郑成功对施琅则是一再忍让，终因施氏兄弟愈发张狂，不得不下令捉拿。杨英乃郑成功身边多年的书记官，一直随其左右，得其赏识，关系甚为亲密，在言及施、郑矛盾问题时，难免对郑成功有所回护，若以此论定施、郑交恶之责任全在施琅，显然有欠全面。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6）
《台湾外纪》中江日升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但持令者乃德挚友，回而不述执法前言，徒诡说：‘尔欲以藩令胁吾，面叱杀之’之语。成功大怒。次日，传诸将入船，令右先锋黄廷收琅，并父大宣、弟显贵，交林习山守于巨舰，习山令副将吴芳看之。” 此外，陈衍的《福建通志•；施琅传》与此叙述基本一致，而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则更明确地写道：施琅“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从这些资料看来，曾德乃犯法当诛之逃兵，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而郑成功对曾德的眷顾则显然不当，为此而抒积怨，逮捕施琅及其父弟，则显然更加不当了。
以李光地的作品为代表的清史资料对此事也有记载。李光地在《施将军逸事》中叙述说：施琅加入郑军后，“郑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舱中，欲杀之。公以计脱，郑遂杀其父若弟。”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为施琅是清廷的有功之臣，故而对施琅有饰过之嫌，记载了郑成功逮捕施琅的事实，并把逮捕的原因简单地描写为郑成功嫉妒施琅，意欲加害之。显然有失公允，不足凭信。
各家史料所述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此时读书不多、缺乏涵养、好勇斗狠的施琅，斩杀曾德，成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则是可以确定的。曾德不过一介末将小卒，本无必要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大澜，令两位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反目成仇。真正导致两人关系彻底走向决裂的是施、郑之间长期矛盾的最终冲突，是两人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施琅自入郑军之后，尽展其军事才能，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其中以智取金、厦一役最为世人称道。施氏兄弟在郑军中分别统领着左先锋镇、援剿左镇两支劲旅，加之威望日隆，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有所忌讳。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自幼自命不凡，咄咄逼人，多次拂逆郑成功之意，终被解除兵权，即使为郑军夺回厦门立下奇功，处境也难以逆转。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遭郑成功弃用令他怨气难消，深感前途暗淡，故多方滋生衅端，以发泄心中之不满与怨恨，“径自削发”、“辱黄廷”事件即是因此，曾德事件也是因此。
学界曾经议论曾德是否罪该致死，以及施琅是否有权处死曾德。其实曾德事件不过表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施琅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是对郑成功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挑衅。假如曾德的确罪不当诛，是否意味着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具有合理性？是否意味着非得施琅满门不赦？根据以后事态发展，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只是过程，而彻底剪除才是目的。事实上，以施琅高傲狂妄的禀性，无论曾德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1）
脱离险境后，施琅投奔郑芝豹，请其从中斡旋，以化解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然而等到的却是惊天噩耗。为报仇雪恨，施琅别无选择，毅然踏上西去之路——第二次降清，从此将姓名由“施郎”改为“施琅”。
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升腾而起。
施琅既已被羁押，消息又从何而来呢？据《襄壮公传》记载：“时守公舟者，为林习山帐下，林故与公善，且敬事公，因嘱其善待。”负责关押看守施琅的忠定伯林习山向来对施琅十分敬重，因而与之关系十分友善。在接受了看守施琅的任务后，林习山心里十分矛盾，既为施琅的遭遇而不平，又难以违抗帅令，于是将看守施琅的责任交由副将吴芳负责，并嘱其善待之。郑军中有许多人都像林习山一样与施琅交好，对施家遭遇甚为同情，因而不顾危险，为其通风报信。因此，施琅虽身陷囹圄，但依然消息灵通。不久，有人捎来父亲施大宣口信：大限将至，父子同死无益，若有机会，你弟兄各自逃命去吧！施琅闻听此信，心如刀绞，然此时又一字条送至手中，内中只有短短一行字：“祸在今夜，速谋脱身！”字迹十分潦草，显然写就于匆忙之际。施琅不禁脸色微变，沉思片刻，随即大笑道：“此易与耳！”守卫士兵忙问其故，施琅曰：“藩欲吾输金二千，吾业有千余，再告贷数百则足矣。”众人信以为真，都为施琅即将解脱灾难而高兴。傍晚时分，施琅提出去借银子，卫兵不疑有他，一行二十余人遂押着施琅一同离船上岸筹银。行至一空旷偏僻处，施琅故意推说身乏，坐地不走，众军士疑心顿起，围了上来。冷不妨施琅霍然而起，迅敏地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借着茫茫夜色，消失于茂密的树丛中。“夜二鼓，郑氏果遣人欲害公。见已遁，归报，乃环岛遍索。”前来杀施琅的人空手而回，郑成功立即下令全厦门戒严，遣人四处搜捕，并颁布命令：有藏匿施琅者，诛杀全家。
据《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逃脱后，为躲避郑成功的追击，藏身于山洞之中，昼伏夜出。连续五天五夜，施琅未曾觅得食物，饥渴难忍，自思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遂决定冒险下山，去找自己的部下苏茂。天色微明时，远远望见一早起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施琅四顾无人，便上前问路。农夫乍见，十分惊愕，心想就算是急于出门赶远路之人，也不至于起得如此之早。稍近，农夫不由惊讶万分地叫道：“尔非施公乎？本藩悬赏格购公急，犹在此乎！”农夫将施琅带至家中，先向母亲禀明了此事，然后杀鸡煮粥，让施琅饱餐了一顿。施琅对他不顾身家性命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农夫家躲了几天后，搜捕施琅的行动没有半点松缓，施琅怕连累这良善人家，决定离开。乘着夜色，农夫带着施琅上路了，一直送出十余里地，方才洒泪相别：“公行矣！誓为公死勿敢泄。”施琅再三对农夫表达感激之情，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赶路，逃至时任左先锋镇的苏茂家中。
据《襄壮施公传》中所记，关于施琅逃难过程，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施琅告别农夫后，决定去找部将苏茂，夜雾中慌不择路，孤身来到大海边。不敢问路，只得藏匿于荒谷中，连续几天没吃东西，几乎饿死。这天一大早，施琅冒险出来寻找食物，正遇一退伍老兵在锄园种地，急忙躲入沟中。老兵远远地望见沟中卧着一只五花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听见有人对其耳语：“是箕水豹避难到此。”待惊魂稍定，认出是施琅。施琅见只老兵一人，壮胆上前，向其问路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老兵听说过施琅的才能，对他温言相慰，并给他拿来食物。施琅告知欲去寻苏茂，老兵又代为引路，将其领至苏茂处，方才离去。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但它折射出社会普遍存在的英雄情结，人们热衷英雄神话和被神话了的英雄。一方面人们对逃亡中的施琅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需要，更说明历史是后人撰写的这一事实。
苏茂曾是施琅部将，担任副先锋之职，为人磊落光明，重情重义。施琅突然出现，苏茂不禁悲喜交集，为安全起见，将施琅藏在自家卧房中，谋划营救之策。据《襄壮公传》记载，第二天，苏茂备好酒宴，召集施琅心腹旧将郑文星、张猷、杨文、林照及其弟林福等前来聚会。在酒酣兴浓时，苏茂故意试探众将，责备追捕施琅不力，众将尽皆面露愠怒之色，纷纷托辞离去。次日，苏茂再次宴请众将，又怒责众人，张猷、林照将筷子一掷，怒吼道：“若为公心腹，背义若此，吾曹何面目与俱生！”郑文星、杨文苏觉得蹊跷，追问缘故，苏茂见众将对施琅一片忠心，于是说：“君辈共仗义，是吾心也！”遂实告以“公今在是”。众将拜见施琅，相拥而泣。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奉命前来搜查苏茂的家。这些士兵逐个房间仔细搜查，最后搜查到卧房，只见苏茂之妻坐在床上，蚊帐高高地挂了起来，搜查者审视了一番，未见可疑之处。待搜查者远去，苏茂急入内室。此时，苏茂之妻已是两腿发软，站不起身，苏茂将妻子搀起，只见被子一掀，施琅从床上坐起身来。当天夜里，苏茂密备一只小船，领众将护送施琅上船。施琅终于平安离开了厦门，驾小船前往安平投奔郑芝豹去了。
施琅乘船离开厦门，族叔施福闻知消息，亲自驾船前来接应。施福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旋即被题授为武毅伯原爵，与郑芝豹率十镇水师官兵征粤。李成栋反清归降南明政权后，施福于顺治六年曾往见郑成功，但拒绝担任职务，不久又归顺清朝。施琅逃亡的时候，施福已经随了大清，和郑芝豹一起领兵驻守于安平。在施福的接应下，施琅终于逃离了郑成功掌控的势力范围。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2）
施琅之所以决定以安平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因与郑芝豹一向交好，还因郑芝豹是郑成功的长辈，虽然他同郑芝龙一同降清，但仍然与郑成功关系密切，时有书信往来。施琅希望通过郑芝豹和施福从中斡旋，取得郑成功的谅解，恢复他和郑成功之间的主臣关系。郑芝豹答应了施琅的请求，立即修书一封，派亲信关往厦门，并叮嘱送信者向郑成功善言解说施琅之苦衷，得到回信即刻火速回报。
虽有郑芝豹等人居中调解，施琅仍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焦急地盼望着消息，希望到得到郑成功的谅解与宽恕。到了如此境地，施琅依然愿意为郑成功效命，不惜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请人代为前去求情，一方面说明他还不愿意与郑成功决裂，从而投靠清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家人都被关押，施琅希望能让亲人们得到解救。这一点尤其是他企图修好郑成功的主要原因。
施琅是个崇尚尊宗敬祖、厉行孝道之人，大学士王熙赞扬他“天性孝友，事父母克尽诚敬，虽公务旁午，定省不懈。” 施氏兄弟感情至深，他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不无甜蜜地回忆儿时之事：施显“方稚龄，与保持同傅，肩随笑语，天性最相惬。”而施显也承继孝悌之家风，对兄长施琅极为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