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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先生有过一篇《用＜棋王＞测量＜水沟＞的深度》，《水沟》是台湾黄凡先生的小说，写得好。王德威先生亦是好评家，他评我的小说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我认为这看法是恳切的。
你们只要想想我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等就不难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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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
文学的变化，并不相对于政治的变化，“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来不及有这种自觉，所以我这个晚辈对他们的尊重，在于他们的不自觉处。
近年来有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很引起轰动，我的朋友们看后都不以为然。我读了之后，倒认为是一部值得留的材料。这书里有一种歪打正着的真实，作者将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构成的皮毛混杂写出来了，由新文学引进的一点欧洲浪漫遗绪，一点俄国文艺，一点苏联文艺，一点工农兵文艺，近年的一点半商业文化和世俗虚荣，等等等等。狭窄得奇奇怪怪支离破碎却又都派上了用场，道出了五十年代就写东西的一代和当年上山下乡一代的文化样貌，而我的这些同代人常常出口就是个“大”字，“大”自哪里来？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算得是难得的野史，补写了新中国文化构成的真实，算得老实，不妨放在工具书类里，随时翻查。经历过的真实，回避算不得好汉。
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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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而且，“颠覆”这个词，我的感觉是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阴影下。
我总觉得人生需要艺术，世俗亦是如此，只是人生最好少模仿艺术。不过人有想象力，会移情，所以将艺术移情于人生总是免不了的。
我现在说到“五四”，当然明白它已经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已经成为当今思维的丰富材料之一，可是讲起来，不免简单，也是我自己的一种狭隘，不妨给你们拿去做个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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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小说样貌基本转入世俗化，不少人为之痛心疾首，感觉不出这正是小说生态可能恢复正常的开始。
说到世俗，尤其是说到中国世俗，说到小说，尤其是说到中国小说，我的感觉是，谈到它们，就像一个四岁的孩子，一手牵着爹一手牵着娘在街上走，真个是爹也高来娘也高。
我现在与你们谈，是我看爹和看娘，至于你们要爹怎么样，要娘怎么样，我不知道。
爹娘的心思，他们的世界，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出来，但大部分时间里，小孩子是在自言自语。我呢，无非是在自言自语吧。
我常常觉得所谓历史，是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我的身就是这样一种身，感当然是我的主观，与现实也许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们也许看得出来我在这里讲世俗与小说，用的是归纳法，不顺我的讲法的材料，就不去说。
我当然也常讲雅的，三五知己而已，亦是用归纳，兴之所至罢了。
归纳与统计是不同方法。统计重客观，对材料一视同仁，比较严格；归纳重主观，依主观对材料有取舍，或由于材料的限制而产生主观。
你们若去读“鸳鸯蝴蝶派”，或去翻检书摊，有所鄙弃，又或痛感世风日下，我亦不怪，因为我在这里到底只是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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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说人所谓的“客观”，是以人的感觉形式而存在。譬如地球磁场，我们是由看到磁针的方向而知道它的存在；回旋加速器里的微观，射电天文望远镜里的遥远，也要转成我们的感觉形式，即是将它们转成看得到的相，我们才开始知道有这些“客观”存在。不明飞行物，ufo ，也是被描述为我们的感觉形式。
不转成人的感觉形式的一切，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学“想象”，无非是现有的感觉形式的不同的关系组合。
我从小儿总听到一句话，叫做“真理愈辩愈明”，其实既然是真理，何需辩？在那里就是了。况且真理面对的，常常也是真理。
当然还是爱因斯坦说得诚恳：真理是可能的。我们引进西方的“赛先生”上百年，这个意思被中国人自己推开的门压扁在外面的墙上了。
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辩论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无非你们再讲你们的“可能”就是了。我自己就常常用三五种可能来看世界，包括看我自己。
谢谢诸位的好意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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