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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岗位上，战士的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胜利，没有死亡。
到了落炸弹的地点，区政府已经动员了好几百人在挖炸弹，只见满山坡的农民们，正忙着挖土挑土，驻军司令部派了一个连的战士，在四周警卫。炸弹钻到土里两丈来深，一直挖到吃过晌午饭，才看见炸弹。
这样大的炸弹，我是第一次看见，竖起来比我还高。大概是日本鬼子的战斗机追得紧，美国“空中堡垒”为了快跑，半路甩下来的。
炸弹的半个面露出来了，不能继续往下挖了。炸弹上装有引火的信管，这东西是危险的祸根，炸弹挂在飞机上是有安全装置的，可是，炸弹一旦脱离了飞机，就断掉了安全装置，变成了武装状态。而且炸弹从高空落下来，信管里面的机件已经受到剧烈的震动，机件的组织变了形，再受到一点碰撞或是摩擦，就会爆炸。这八颗炸弹都紧靠着，要是有一个爆炸，其余的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如果这八颗炸弹都爆炸了，这一带的村庄就会全部毁灭，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现在，第一着就是先拔掉信管，否则不可能取出炸药。拔信管是拆炸弹最危险的一个动作，偶一失手，就要发生不幸。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动员农民们到两里地外的土坡后面去。
现场上就剩下我们同来的四个人了。这美国炸弹，从来没拔过，说不定会碰到危险，多留一个人，就可能多受一些牺牲。我对同志们说。
“你们也走吧！”
“不！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说着他们拿起工具就向弹坑走。我忙堵住他们说：
“同志们，这完全没必要，让我先去了解一下构造，你们再去。”
他们三人想了想，才离开了。
我顺着新挖开的斜坡走下弹坑，拨开炸弹头部和尾部的浮土，看到炸弹头尾都有一个引信，奇怪的是这引信头上，没有螺旋桨的装置，不像是碰炸的瞬发信管。心中没底，不敢动手。我蹲在炸弹旁边，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信管的外壳被剧烈的震动震裂了一条缝，我拿螺丝刀插进裂缝，撬开一看，里面的构造十分复杂，像钟表一样，有发条，有大大小小的齿轮，还有许多钢珠，原来是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是怎么一个东西，我是清楚的，说不定两三天以后才炸，也说不定立刻就炸。这样的美国炸弹我是第一次遇到，摸不清它的底细。我一只腿跪在地上，双手轻轻地旋动信管，往外一拔，信管一动不动，里面似乎联结着什么东西。忽然，我的心怦怦乱跳，眼看着这巨大的炸弹，好像立刻就要爆炸，我立刻就要粉身碎骨了。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
刚到洞口，一阵凉风吹来，头脑清醒了，对自己这种举动奇怪起来：炸弹在坑里，你跑上来干什么？怕死吗？。电子书下载
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怯懦，而且是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过是一种重大的代价就是了。许多同志因为战斗需要，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我怎能迟疑不前？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在这一刹那，一切恐惧、一切慌乱都消失了，我又恢复了镇静，充满了信心。
我拿着工具，回到炸弹坑里。右手紧紧握住了巨大的信管，心想：要炸你就炸吧！牙一咬，眼一闭，一使劲，从炸弹上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大的一个信管，却没有爆炸。原来刚才拔它不动，是因为一时慌张，不敢使劲。我把它放在一边，又把弹尾上的信管也卸下来，一手抱一个，爬出了弹坑，跑到山脚下，把它们放在凹地里。这一下，大炸弹的爪牙全敲掉了，它就神气不起来了。
我迅速地跑回弹坑，一个连着一个，花了四个多钟头，把那七颗炸弹上的信管全部拆掉了。我跑上土堆，两手拢成了喇叭筒，高兴地喊道：
“快来啊！快来拖炸弹呀！”
大家跑来了，忙着用粗绳子捆住大炸弹，几十个人拉—颗，把八颗炸弹都拖到平地上来。我先从弹口轻轻取出一小块裂开的炸药，放在石头上，用锤子猛击几下，没有爆炸，接着四个人一齐动手，取出了八个大弹壳里的炸药，有七百多斤。
天色黄昏，当地区政府和驻军战士借来了麻袋装炸药，借来了毛驴驮运，动员了民工抬弹壳，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回到了兵工厂。
炸药的补给暂时算是解决了。我们使用时也特别节省，一点点也舍不得浪费。材料是我们一滴血一滴汗弄来的，怎么能不加倍珍惜呢！
我们的平射炮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江南坚持战斗的六师兵工厂一部分同志，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淮南。
军工科又扩大成为军工部。我担任工务科长。淮南根据地处在鬼子、汉奸军队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下。这批国民党军队抗日消极，反共积极，他们张牙舞爪地又来进攻我们津浦路西的地区了，他们跟日本鬼子一样，沿路拆房毁屋来修筑碉堡，前锋一个团进到占鸡岗。
司令部发出紧急命令，要兵工厂立刻开始制造攻坚的平射炮，准备削平津浦路西林立的碉堡群，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
军工部当天召集了会议。决定抽调人员建立大炮制造厂，原先的迫击炮弹厂改造平射炮弹。责成我主持整个设计和制造工作。
我们有的关于兵器知识的书籍少得很，我一面贪婪地钻研书本上的知识，一面找同志们商量，结合自己造炮弹的经验，开始了设计。
大炮的主要材料是钢，我们能找到的钢料只有钢轨，无法碾成粗大的炮筒。我想历史上不是也有过生铁大炮吗？今天我们也不妨用铁炮代替钢炮，反正不准备用它一辈子，先把敌人的碉堡削平再说。
造枪榴筒剩下的许多铁棍，还存在材料科，估计能造几十门炮。只是这铁棍不够粗，口径不能太大。这也不要紧，只要炮多，这个缺点是可以补救的。
要使炮弹能够打出去，炮筒内壁必须刻出一种凸凹的斜线，就是平常说的来复线。刻来复线的机器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加工问题不解决，有了图样，炮也没法子造出来。
以前我们在皖南兵工厂造步枪，枪筒里的来复线是用手工方法拉出来的，可是炮筒比枪筒粗好几倍，“拉”是不行了。记得有一次，罗克绳偶然谈到造来复线还可以“挤”，倒可以试一试。
这炮筒的来复线二十多寸长才转一周，怎么挤呢？我想。如果做一个橄榄形的钢柱，在钢柱圆周刻上凸凹外线，把这钢柱硬楔人炮筒，也许就能挤出和钢柱上螺旋形一样的来复线。
究竟行不行，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证明。我马上绘了一张简单的钢模图样，交到车间去。
同志们立刻动工，根据图纸制造了炮筒、钢模和钢垫片。钳工在钢模上忙着刻凸凹的精细线条。晚饭时间早过去了，可是没有人去吃饭。炊事员焦急地跑到车间门口，拼命吹哨子，谁也不理他。八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拖着车间里的全部机床飞快地旋转。同志们满头大汗，越干越起劲。那时候是战争环境，一粒子弹，一个炮弹，都是和敌人作生死斗争的力量，因此突击成了我门经常的工作方法；再加上制造大炮又是头一回，小伙子们拗劲一上来，滚油也泼不开，直到把活干全，才肯放手。
夜来了，大院里点起了明亮的汽灯，院子中间放好铁砧，同志们把炮筒竖在铁砧上，把钢模插进炮筒口，四周注上润滑油，同志们抡起大锤，把钢模打进炮筒，接着把钢垫垫在钢模上面，继续往下打。所有的钢垫全打进去，那钢模被压挤着通过炮筒，从另一端钻出来了。把筒子里油污洗净，拾起炮筒来对着灯光—照，里面的来复线又光又滑，跟我们要求的一样。
半个月来，连日带夜地赶着设计图样，左眼又红肿起来了，我点上眼药，扎起手帕，继续工作。
造炮弹没有钢料，就和枪榴弹一样，用铸铁来做。最后还缺少容纳发射火药的炮弹铜壳，别说我们没有铜，就是有，也没有制造铜壳的机器。我又回想了一遍大炮的发展史，开始人们不也是没有弹壳的炮弹吗？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不用铜壳呢？我们可以用绸子缝成火药包，来代替铜壳。再用黄杨木做成炮轮，周围包上铁箍；把小铁轨锯断，用螺丝钉联接起来做成炮架，这样，大炮的设计算是初步完成了。
图纸完全送出以后，我感到一阵阵头晕，两眼疼痛难忍，浑身绵软无力，就倒在工作台上了。
医生给我吃了药，又上了眼药，同志们扶着我躺下。
第二天，我还是跑到炮厂帮助造炮。
没几天，实验炮造好了。在厂外荒坡上，筑起一座高大的土墙，离土墙三百多公尺远的地方，筑了一道壕沟，架起我们自己造的第一门大炮。第一发炮弹没装炸药和发射药包，把四尺多厚的土墙穿了一个对通的大洞。第二发用真炮弹打出去，土墙被揭去了一半。又打了几发，土墙站立不住，全倒坍了。
参谋长特地从几十里路以外赶来参加试炮，提出许多改进的意见。这天晚上，又开会总结造炮的经验。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参谋长的指示，改正了草图，制出了正式的大炮图样。炮弹厂的同志们也改进了生产方法，制造了铁模型代替翻砂，来嵌装弹带，又用铁模子铸造引信的毛坯，减少了材料的耗费，提高了产品的数量。
到秋天，我们造成了三十六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
战士们团团围住占鸡岗，所有的大炮对准顽军的大碉堡。顽军团长蒙佩琼在碉堡里狂妄地叫唤：
“新四军！你们没炮打什么仗！赶快回去吧！瞧我的钢炮……”
蒙佩琼的喊话声没停，轰的一声，第一颗炮弹钻进了碉堡。他又喊道：
“共产党只有三颗炮弹，再打两颗就完事了！”
我们三十六门大炮一齐怒吼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弹从四面钻进了碉堡，尘土迷漫半天，眼看那高大的碉堡坍塌了。顽军另一个营慌忙赶来增援，战士们冲上去，展开了肉搏，顽军只得举枪投降。
我们的战士在顽军死尸堆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蒙佩琼。有个俘虏兵做了一个手势，嘴巴向地下一噘。战士们赶快拖开尸首，刨开乱砖碎石，下边是一块大石板，掀开一看，这个反共的少将团长仰脸朝天，躺在碉堡底下的水沟里。战士们拿枪一指，吓得他浑身发抖，结结巴巳地说：“别打别打，我出来！”
占鸡岗战斗结束不久，日本鬼子发动了“扫荡”。初冬的雨点夹着碎雪粒落个不停，兵工厂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同志们抬着笨重的机器和材料，踏着烂泥，隐藏好机器。在工厂的四周埋满了地雷。我正忙着屋里清理文件，忽然走进来—个老百姓的新媳妇，头后挽起—个髻，花衣花裤花鞋。仔细一看，原来是炮弹厂火药装配工人陆平。
她也是六师来的，平常有空，常找我谈天。有病时，她也照护过我。现在开始反“扫荡”为了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她到敌占区建立秘密联络站，传递情报。这几年来，在六师，在二师，陆平常常担任这个工作。
“怎么啦？你又要回娘家？”
“你看像不像？”她没理我的问话，只咧着嘴笑。“我特地来看看你，一打仗，就见不着了，这一阵子你身体太坏，可要当心，别搞垮了。知道吗？”
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老大姐”派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以后，我们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反“扫荡”结束，她随着炮弹厂迁到盱眙的一个山洼里，彼此相距七十里。但是她那短小结实的影子，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听说她老家在扬中的一个小村里，父亲是贫农；全部家当就是两间茅草棚子，在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扫荡”时，也被一把火烧光了。一家人落得无家可归。她被迫寄住在姨母家里，最后下了决心，包了两件衣服，瞒着年老的父母，参加了丹北人民抗日游击队。
她小时候读过五年书，入伍后，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不久参加了党。文工团转到江南以后，她被调到六师军工部火药厂当工人。后来来到二师。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勤劳的女工，一个真诚的朋友。以前和她在一起，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离开，像是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东西。这究竟有什么原因呢？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军工部长。他笑着说：
“原来是这样。我来做媒吧！”
我慌起来了。
“这太莽撞吧？如果她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你的顾虑真多！”部长笑了。
在我炸瞎左眼、炸坏左手以后，同志们都非常关怀我的个人生活，希望我结婚。可是我想，如果仅仅是为自己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找一个爱人，那太自私了。一个战士，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应当一致。没有理由让别人背包袱。
这时候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已经向德国法西斯展开了全面进攻。在国内，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积极准备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反攻。我们的炮厂也在继续扩大，只是大炮还不能满足战斗需要，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加大炮的口径，秦永祥负责改进炮弹，用钢制造，信管也要改为自动化的。当时，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最后胜利这个目标上。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老秦坐在工作台前，把一个日本信管拆开研究，引起了剧烈的爆炸，一块无情的爆片，割断了他的咽喉。等同志们赶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老秦的牺牲使我非常难过，也更督促我要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好。我骑着马跑到前方，实地查看大炮的杀伤力，又跟战士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对大炮的要求。我在部队住了几天，帮他们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流动修械厂。临动身时。部队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我到炮弹厂。
刚走进工厂的院子，一群女工就把我包围了。
“哎呀，老吴同志，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我正在猜测她们话里的意思。女工同志们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更加莫名其妙了。
新任厂长出来了，把我拉到屋里，谈了一阵提高炮弹威力的问题。后来我问：
“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她昨天已经出院了。”厂长没头没脑地说，接着才解释道：“陆平受伤了，起火管把她的胸部、腹部炸伤了。……你去看看她吧！”
我忙着跑出屋子，刚一出门，就碰见她。
“我来看你哪！瞧见你们谈问题，不敢打搅，就在外边等你。”
我俩走出了厂门，走进了山脚下的林荫道。
“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抱怨地说。
“怕你着急呀！听说你上前方去了。”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好像有句要紧的话梗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老吴，你跟部长说什么了？”她终于憋不住了。
“什么也没说啊！”我一时想不起来。
“别打埋伏了。人家都知道了，要我请客！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这才记起那次的谈话，就说：
“我是个残废，你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牺牲，我应该向你学习。”
第二天，我们就一起给师政治部写了份报告，申请结婚。
回到军工部，我又忙着设计工作，一边画图样，一边到工厂实验，把大炮口径从三十六米厘扩大到四十二米厘。
入夏以来，淮南解放区就闹旱灾。长久不落一滴雨，烈日当空，田地裂出龟纹，禾苗都干枯得能引火了，眼望秋收将要落空。因此，军工部把各厂的生产力作了新的调整，组织了救灾队，拖着抽水机去为农民弟兄灌水。一部分同志被派到新解放的高邮，修理面粉厂机器。各工厂向军工部附近集中，炮弹厂也从盱眙搬回未，我担任了军工部副部长兼工务科长，负责领导生产。紧急的任务使我们顾不得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结婚的事只好延期。
中国人民殷切盼望的伟大日子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第二天，毛主席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要求投降，就在这一天，朱总司令命令各战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