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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群众觉醒，他们极力打击工人时事座谈会。
大冶本来也有个御用工会，不过这个“工会”并不在矿区，却在离大冶十多里的黄石港。成年累月跟工人不照面，成了“走狗不走”。现在工人起来了，矿上才觉得走狗远了使唤不方便，就连忙益起新房子，门口挂上新招牌，把走狗叫来，要他们就近来欺压工人。
御用工会的头子，是我小学同学，他一到大冶，就跑到我家来，一见面开口就说：现在“工会”已经成立，应该把时事座谈会取消。接着把说头一转：
“老弟，放着清福你不享，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
我勉强压制内心的愤怒，冷冷地问他：
“说完了吗？”
“我劝你是为你好，你看共产党有几个落得好结果！……”
在我脑海里，立刻浮起一副刽子手的凶相来。我捏紧拳头对准他的鼻子喊道：
“你再不滚蛋，它就认不得你了！”
他冷笑两声，转身走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工人伙伴们，大家很气愤。都说：
“他有胆子，就叫他碰碰看！我们还干我们的。”
我们团结得更紧了。每天晚上照例在大树底下读报开会。工头和御用工会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接连几天加班开夜工，把工人关在车间里，不让出去，并且恐吓青年工人们说：
“你们不怕掉脑袋吗？吴运铎是个提着头玩的人，你们跟着他哄什么！”
接着，矿山上又传起各种谣言，说我组织什么暗杀团。工人们都知道这谣言的来源，它丝毫不能动摇大家追求真理的意志，老年工人们常跑来安慰我：
“运铎，别泄气，那些坏蛋不是打击你一个人，是打击我们大家啊！只要干的对，我们什么也不怕！”
的确也没什么可怕。哪怕变成土，只要是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让伙伴们大踏步走过去，那也值得：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战线逼近了武汉。矿上的经理们瞒着矿工，黑夜里一批一批地把大皮箱搬到码头上，连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了船。原来这些家伙打算先送走家眷，回头炸毁煤窑，撒腿逃跑，就不管矿工的死活了。
消息一传出来，谁也没心思干活。早晨，我走进机电车间，伙伴们就围在一块儿商量，要矿上发给安家费。不多工夫，全矿的机电工人都集合了，大家又拥到锻造间。没来的就只有那些工头和反动工会指定的组长们。我跳到铁砧上，高声喊道：
“同事们！是咱们拿出力量的时候了！他们是人，咱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再说，咱们生在矿山，长在矿山，几辈子都在这里扎了根，连逃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有一条路，敌人来了，就跟它拼！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对呀！”
“找经理去！”
大家鼓掌，呼喊，涌出了车间。
站在门口的机电工程师一把拦住我，把我拖到公事房，悄悄说；
“运铎，你怎么这么傻！叫别人去闹，还不照样有你的份！经理说只要你不闹，他给你双份也行。……”
我气愤极了，这不是叫我出卖同事吗？大家已经行动起来，我也顾不得和他计较，不等他说完，我就狠狠带上门，转身跑开了。
我们马上召集青年工人看守发电机，防止坏人破坏，并且派人值班，保证继续发电。因为发电厂一停工，煤窑就会淹掉。在敌人没有占领矿山以前，我们是不忍心让煤窑毁掉的。
傍晚，矿工们一出煤窑，就跟机电工人的队伍汇合了。矿工们跑到锅炉房，打开汽笛的汽阀，举起鹤嘴锄敲断汽阀的把手，汽笛冲破夜间的黑暗，发出嘹亮的叫声。这是我们总动员的信号。因为汽阀的把手敲断了，在锅炉的蒸汽没放完以前，谁也无法让它停止吼叫。矿工们得意地笑着，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那汽笛鼓足了我们的力量，刚下窑换班的矿工也扛着鹤嘴锄出来了，他们自动在窗口站上岗，看见谁要下窑，就喊：
“要活命的都去找经理！”
工人队伍奔到经理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奔到矿警局门前的堆煤场上，要经理答复工人的要求。到处响着一个口号：
“反对逃跑，武装抗日！”
天黑了，大楼里灯火辉煌，经理们正在清理公文印信。工人队伍一到广场，他们连忙灭了灯，紧紧关上大门。还派出狗腿子，来分化收买工人。大家看穿了鬼花样，当场把狗腿子赶跑了。坚持到半夜，经理们不敢露面，工人们也一直不散。我们没想到，就在那黑洞洞的大楼里，官僚资本家们正在策划着对工人下毒手。
突然，黑夜里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穿过广场的上空。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像群疯狗，直冲过来。工人倒下一大片，队伍散了，到处是呼喊声、叫骂声。连星星也直哆嗦，好像要掉下来。
二十多个工人牺牲了。广场上洒满了殷红的血。血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视人民，有枪不打日本鬼子，却未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但是反动派没有杀退我们，我们掩埋了伙伴的尸体，继续斗争。
第二天，热血沸腾的工人们紧紧包围了经理大楼，包围了反动工会，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抗日自由。工人们团结得更紧了。经理们被迫答应谈判。我和几个伙伴被推为工人代表，去办交涉。
“你们谁是头？”一个经理不怀好意地问。
“我们都是头，有话你就说吧！”
“忙什么，请坐请坐！……”
“我们能等，恐怕大家等不得！你没看见外面吗？”
“啊啊……”
正义在我们这边，经理们到底屈服了。惨案发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武汉的一些工厂也行动起来，支持我们的斗争。在广大爱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答应发给全矿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死者由矿上埋葬，另外发给抚恤费；伤者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受了撤职处分。
这个事件戳破了国民党抗战的假面目。也教育了工人，谁是真正跟他们站在—起的。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煤矿，许多矿工拿起武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队。罢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放出风声，要追查“肇事人”。正好我受压迫也受够了。决心离开矿山，投奔新四军。
黄昏，我奔往码头，搭上开往汉口的轮船。我迎风站在甲板上，长久地看着矿山——养育过我，磨炼过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想起也许要永远跟它分别，心里不免又浮起眷恋的感情。
鸡头山远了，前面是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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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厂
我路过武汉到萍乡去，准备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鬼子已占领鄂北一带，汉口成了一座死城，街头店铺都关了门，饿狗窜来窜去找寻食物，倒在路旁的重伤兵呻吟着，呼唤“救命”。周围不时传来爆炸声，入夜，大火冲天，遮没了一天星斗。
我穿过瓦砾堵积的街道，走到长江通洞庭湖的港汊，搭上一条难民船。仓里有十几个人，都是老弱妇孺。船刚开动，敌机就追来低飞扫射，木船只好隐蔽在岸边柳树底下，直到黄昏，才得开动。
第二天下午，船到洞庭湖口，下雨了，天上地下，迷迷茫茫。我冒着雨赶到岳州，搭上南下的难民车。车是敞篷，大人孩子在泥水里泡着，冻得直抖。我把大衣顶在头上，不一会就湿透了，浑身是水。车刚出站，敌机又追来了，机车呼吃呼吃喘着气，拖着漫长的列车，疯狂地向前奔驰。
晚上，车到长沙。遍地是残砖乱瓦，烧得焦黑的墙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铁轨炸得像一团乱麻，有几节车厢都烧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歪歪扭扭地倒在一边，车轮旁边还有一个烧焦的婴孩尸体。
我在废墟里站了好久，心里非常沉重。忽然汽笛响了，开往江西的火车蠕蠕爬动，我踏着枕木碎石，向前追赶。把行李卷先抛到车上，抓住车厢门口的小梯子跳了上去。车上又是难民！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惶惑的眼睛。听着病人的呻吟，听着孩子的啼哭，听到母亲的叹息，我的心几乎要炸开。祖国在苦难中，人民在苦难中。再不拿起武器，真白活了！
在车轮的单调而迟钝的轰隆声中，不知道过了多少站，我总嫌车子开得太慢。……终于，到了度过我童年时代的萍乡。我摸摸口袋，只有几个铜元，才想起自己两天没有吃饭。
矿山也是满目凄凉。歪斜的门框结上了蛛网，黄鼠狼在倒坍的房舍里安下了家，窑前长满一蓬蓬枯黄的蒿草。煤井早已停工。国民党只知道逃跑，哪管人民的死活！
我见到了久别的母亲，见到了妹妹。离别一年多，母亲显得更苍老。她听说我要去前方，难过得哭起来。
“你们弟兄几个的翅膀都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吧！”她一边抹着眼泪埋怨，一边帮助收拾行李。
当晚，早先跟我一起做工的吴昆，带着两个人跑来了。
“我不干了，咱们一块走！”吴昆说着，就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你看，帐都算了，正好做路费。”
我们四个人，扛着简单的行李卷，离开了萍乡，坐上火车，一直往东。这一带离战线还很远，敌机偶而来盘旋一阵。车行两天两夜，才到南昌。
我们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同志们听说我们是煤矿工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忙着给我们打水洗脸，倒茶端饭。当天，我们穿上了军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衣裳了——这是革命战士的衣裳呀！
不久，我们到皖南云岭。
这是一个小山城，新四军军司令部就驻在这里。深夜里，可以听见低沉的炮声。一种迫近战斗的喜悦，一种对火热生活的渴望，弄得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早晨起来，不是收拾鞋子，就是摆弄袜子，把那简单的行李卷，捆了又捆，包了又包，只等通知，就出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们住在招待所，每天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还发香烟抽。大家等得有点儿着急了，他们三人推我去找司令部的同志请求分配任务。
“好同志，赶快发枪吧！”
“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哩。你们去造枪不更好吗？”
那个同志搬过来一张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现在新四军的武器很不够，又不好，有的同志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他说：
“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对革命不是更有好处吗？”
一个工人懂得一枚螺丝钉有多大意义，他们是从生活中懂得的。螺丝钉虽然小，可是少了它，机器就不能正常地运转。既然工作十分需要，就不能凭个人的感情用事，造枪拿枪一样是为革命，用不着讨价还价了。我说：
“好！快些分配吧。”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被派到了军司令部修械所。
修械所在黄山东北一百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居民靠砍柴、烧炭、采茶为生，也种一点儿山田。周围都是高山大岭。岭上岭下两种气候，山顶落雨，山下天晴。黄昏时站在峰顶，月亮像是从山谷里爬出来，似乎一伸手，天上的星星也摸得着。
所长跟我们作了简短的谈话，分配我们去修枪。我们也巴不得一步跨进车间，站在机器旁边工作。所长笑着说：
“好吧，你们先到工厂去看看！”
我们走进一所普通农家的小院子，只见墙角搭起高高的茅草棚子，那就是锻工间，里边有两座用土筑起的锻铁炉，两个木风箱，一个铁砧子。北屋正中间摆着宽大的工作台，紧靠着台子，埋了几根粗树桩，每个树桩上安一部老虎钳，桌上摆满了锤子、锉刀、钻头一类零星工具。靠窗户旁边的木桩上，安了两把手摇钻。对面是枪托修理间，只有些普通木工用的简单工具。一切都很简单，找不到任何—部机器。我们四个人楞住了。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工厂啊！
我们正要扭头往回走，在工作台那边干活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连忙放下锉刀，笑嘻嘻地跑过来：
“我叫罗克绳。所长说你们没有修过枪，要我来帮助你们。不过我也不怎么会，咱们一起研究吧！”
这个年轻的小组长，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他领我们到库房里抬出一捆破步枪，这是前方才送来的，大多数残缺不全，需要安装新零件。步枪的种类很多，我们连名字都说不上。罗克绳—枝一枝拿起来介绍：这是德国的老套简，这是日本的三八式，这是国民党的汉阳造，……世界上所有的步抢种类，这里几乎全有。因为，我们的队伍主要靠夺取敌人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内战，却得到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援助。最后，我们发现了一枝奇怪的步枪，枪简特别粗，没有来复线①，没有枪栓，也没有标尺和准星。罗克绳说：这是以前红军使用的武器，本来是农民打猎的鸟枪，也跟着主人来到了队伍里。
罗克绳的老虎钳靠近我。他把步枪零件一件件拆开，又—件件安上，给我讲零件的名称和作用。怕记不住，每讲一遍，还再三问记住没有。
我照他讲的背一遍，又做给他看。直到完全没有错误，他才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
在短短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修理各种枪枝，制造各种步枪的零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它比大冶的大矿山，比武汉的近代化工厂还要可爱。因为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
在这以前，我们什么时候，对什么东西能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河流、土地、矿山、机械、铁路，……所有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它们被少数人霸占着，我们都受少数人的奴役。只有今天，在革命队伍里，我们工人才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
星期四上午举行实弹射击，检查修好的枪枝。
大家忙着领了子弹，把修好的步枪抬到山沟里，向山脚下射击，罗克绳忙着进行检查。顿时山脚下掀起阵阵的黄土，枪声响彻了山谷。吓得那些麻雀吱吱叫喊，满天乱飞。
我拿起了自己修理过的步枪，一枝又一枝地射击。忽然一枝土造枪的枪管爆炸了，我的左手正托在枪管下面，手掌和手指被震得变成青色，指缝里流出紫色的血。
罗克绳赶忙跑来，扶着我走回宿舍，所长带着医生随后赶来，替我敷药包伤，同志们也都跑来看我。
傍晚，同志们上课去了。我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故，心里还有些庆幸。幸亏这枝枪没有出厂，不然，在前方的战士手里爆炸，那该多糟糕啊！
第二天，左手的疼痛轻了许多。我走近工作台，拿起锉刀。罗克绳抓着我的肩膀说：
“等伤口好了再干吧？”
“前天你砸破手指还工作，我受点伤就叫休息，这太不公道了！”
他不回答什么，笑着把我推出车间。
罗克绳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并肩工作，床铺也并排摆着。早晨在一个桌子上自修，晚间在一个桌子上听课。我们在空闲时候，也常常沿着小径，到溪边散步。他的刚毅沉着，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总是把最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从来不叫苦。他诚恳谦虚，关怀别人。他又是那样单纯，就像一池清水，清可见底。他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甚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摹仿他的一举一动。后来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就更了解他也更尊敬他了。
一天傍晚，罗克绳和我到溪边去洗衣服。那里早有一群村子里的大嫂子和姑娘们跪在地上捶洗着，她们唱着小调，笑着闹着。我们怕暴露目标，只得远远躲开。如果被发觉了，她们连问也不问，就把衣服夺过去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眼尖手快的缴获了战利品，就洋洋得意；下手慢的就噘着嘴，说有“偏心”。弄得我们同志又要道谢，又要陪不是。每次洗衣服都偷偷摸摸，瞒过她们的眼睛。
我俩绕了一个圈，走到上流去，找了一个水深的地方，把衣服泡起来，背着夕阳坐在水边的石头上。罗克绳一边用手搅着水，一边问我：
“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样样得会。你过得惯吗？”
“怎么过不惯！这是我们的革命生活呀！”
“一个战士不仅要会打仗，会工作，还要会生活。你看我还会做针线哩。”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针线，又找到一块鹅卵石，把袜底衬上补起来。这个年轻人的一双手，一上一下，熟练得很，使我想起了母亲为我缝补时的情景。半晌，我忍不住问道：
“你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吗？”
“我没有家。”
“你的父母呢？”
“都牺牲了。”
“唔！”我惊异地望着他。
他把补好的袜子收拾起来，咬了一下嘴唇，沉重地说：
“这个仇我永远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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