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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伤口一直没长好，现在生活一安定下来，连脚背也红肿了。眼看着无数同志千方百计地到处搜集破铜、碎铁、烂机器，我又怎么能只顾个人的一点伤痛呢！不久，军司令部决定要建立子弹厂，军工部长对我说：
“老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可是别人也没造过；更糟糕的是一无材料，二无机器，困难当然困难，不过革命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要发挥革命毅力和创造智慧，总能想出办法。”
还有什么可说呢。让一个战士去执行严峻的战斗任务，这是党对他极大的信任，因为党相信我们不会碰到困难就向后转，成为可耻的逃兵。我应该珍重这种信任，愉快地接受任务。
终日狂风大雪。我们驻扎的古庙盖满了白雪，院子里柏树的枝都压弯了。我站在台阶上，望着墙根出神。那里散乱地堆着搜集来的许多破铜废铁，也有钢轨，也有铁板。我们的子弹厂就要从这堆废铁里诞生出来。
大庙的正殿里耸立着三尊大佛，斗大的脑袋一直顶到大殿的屋顶，成天眯着眼睛，猜不透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在佛座下铺了稻草，挨着窗棂架上案板。古庙的大殿便又是宿舍又是车间了。
东西配殿做了修枪厂。我去领了几发步枪子弹，把弹头拔掉，仔细地量着子弹各部分的尺寸，计算了材料的重量，记在日记本上，成天地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
我先制出一副弹壳模型，但是制弹壳要用铜。这类材料很缺乏，只有要求每个战士珍惜每一颗空弹壳，把保存的弹壳汇集缴回工厂，由我们用钢模压制，使它恢复原形，再造成子弹。不过弹壳底部的火帽在放射时被撞针击毁了，必须换成新的。我们没有做火帽的铜片，只好把那些不能再用的裂口空弹壳剪开，锤成薄片，来代替火帽材料。
我就这样守在大殿里，不分昼夜地干。冷风时常从雕花的窗缝钻进来，手冻僵了，脚上的伤口发痒了，我就离开木案走动走动，往手上呵呵热气。
在敌人重重的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只好去寻找代用品。我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准备用酒精泡开，制成起火药。但是找不到酒精，就到小铺里打了二斤老烧酒，又做了个洋铁罐子，把烧酒蒸馏一下，当酒精使用。谁知火柴爆炸力太强，不适合做起火药。我又跑到厨房里刮下锅烟子，掺在一起，才配成了起火药。不过，红头火柴需要很多，根据地不出产这东西，从敌占区运来又不方便，后来我们到药店里买了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缴获来的各种炮弹用不着，都堆在那里。我把它一个个拆开，取出炮弹壳里的发射火药，又做了一个小铜碾子，把它碾成碎末，做子弹的发射药。这种易燃物体，磨擦过度容易起火，把人灼伤。所以每次碾末都要特别小心。
制造弹头的材料更缺乏。我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是铅经不住高热，放射时，铅头子弹经过枪管，把柔软的铅渣填满了枪管的来复线，步枪有被炸毁的危险。最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尖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实验就完全成功了。
接着还要制造机器。我从废铁堆里找出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个洞安装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冲床”。修械厂也为我们制造出一批手模、冲子等简单的工具。上级又调来一部分人员，成立了子弹实验厂。
实验工厂刚开工，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这天，吃过早饭，庙里的大铁钟响了，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我连忙把那些零碎工具装进袋子，背上就跑。刚出庙门，六架敌机迎头冲来，只听耳边一声呼啸，三颗炸弹同时落下，我顺着雪堆滚下斜坡，车间立刻发出震耳的爆炸声，砖瓦木梁嗖嗖从头顶飞过，烟和尘土像浓雾似的迷漫了大庙，倒塌的屋顶埋住了机器，佛像也被炸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敌机没发现目标，打一阵机枪飞走了。
随着轰炸，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
黑夜里，各厂同志冒着风冒，把机器、材料拾上了船，沿着小河向东北海岸大荒地撤退。坚固的冰块封闭了河流，船只挤在河里开不动，同志们卷起裤脚，跳到冰块上，抡开大锤砸破冰块，开辟前进的道路。
夜间看不清四处景色，怕暴露目标，也不能点火把，往往脚下一滑，人就扑通掉到水里，大家又撇下机器去抢救伙伴。湿透的衣服被冷风一吹，立刻结成冰甲。女工同志们背上背着孩子，手里握着竹篙撑船，男工同志们曳起纤绳，沿着堤岸一步一步往前拖。岸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钢刀一样的冰刺，碰到我左脚的伤口，引起一阵阵剧痛。
凶恶的北风扫过灰色的海洋，扫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扫过海岸熬盐区的盐堆——成群的盐堆耸立在海岸的荒滩上，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岛屿。暴风夹着盐粒和雪花，冲到人身上，渍得肉疼。在这个咸土地带里，草木不愿生长，飞鸟也不愿歇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盐民的茅屋，点缀着辽阔的荒原。
我们在茅草屋里安了家，架起机器重新干起来。荒凉使人们忘掉大米和白面，连玉蜀黍也看不见了，黄豆吃完吃绿豆，大麦吃完吃红薯，最后连红薯藤子也吃了。井水河水全是咸汁，雪水成了甘露。
后来敌人追到荒滩上来，我们又化整为零，并且派一部分同志带些机器上了大盐船，张开大帆，在海上建立了分厂。就这样，我们坚持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
荒原上转过风向，东风带来了雨季，终日一阵风一阵雨，半个多月太阳不露面，茅草棚子塌的塌，漏的漏，同志们撑开军毡，照常工作。这里百十里路没有人烟，运输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暴雨，补给就完全断绝了。材料、粮食眼看快完了，我们只得离开海边，转移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
人工挖掘的河渠，像蜘蛛网一般交错在苏北平原上，除了河流，就是水田。初夏时节，河堤上飘着鹅绒般的柳絮，褐色的小燕子满天飞，巨大的风车在堤岸上旋转，农民们忙着往稻田里灌水，赶插早秧。在那绿色林阴下的茅舍里，我们的工厂又开工了。
那时候，不光要有战斗精神来劳动，还要随时准备作战。每个工人都带着两种武器，除了钳子、锉刀以外，还有步枪和手榴弹。工人们平时都把子弹压进步枪的弹仓，放在身边。
秋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忽然听见小河里有汽艇的马达声，接着机枪扫射起来了，掷弹简在河岸上炸开，烟雾淹没了沿河的柳林。敌人偷袭我们的工厂来了。
工人们立刻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沿河岸散开，抵挡敌人的进攻。敌人的汽艇靠不了岸，像掐掉头的苍蝇，直在河心里打转。工厂就利用这个空隙撤退。女同志和工人家属先顺着隐蔽地带转移，机器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的就埋起来或是丢在池塘里。
我们撤退完了，日本鬼子冲上岸来，炸毁了机器座子，烧了房子，又紧紧跟踪追来。
各厂的工人们迅速编成了战斗小组，边打边向阜宁转移。当时我是子弹厂的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领着一个青年工人小组，掩护家属和照管机器、材料。这一支队伍连老带少一百多人，妇女们有的生病，又有孩子。那些娃娃们，有的刚会走，有的还没断奶，一有动静，就哇哇大叫。行走起来队伍拉半里长。青年工人们就前前后后来回跑，扶大人，背孩子。到了宿营地，这些年轻小伙子，要担任警戒，又要四处找粮草。刚阖上眼休息一下，又要出发了。
兵工厂是敌人的眼中钉。敌人紧紧地跟着追击，一步也不放松。敌人到东，我们就到西；敌人向前扑，我们就向敌人后面铅。我们不是战斗部队，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胜利。
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四面环河的村庄，打算在这里整理队伍，休息一下，做顿饭吃。同时把一些半成品埋藏起来，减轻行动的负担。两个同志帮我把东西抬到一个小菜园里，刨了几个坑，把一个个小箱子放进去。忽然，邻庄鸡飞狗叫，老乡们拖着孩子，向庄外奔跑。
鬼子又追来了。
这庄子只有一条木桥出进，再慢一步，撤退就来不及了。我对他俩说：
“你们快回去，带着队伍过河，绕到敌人后面去，我埋完东西，再去找你们。”
敌人很快到了南河岸，木桥被我们拆了，敌人站在桥头向庄子里乱打炮。我填完最后几土，又在坑上盖了些烂草和树枝，弯着腰往河边跑，敌人发现了，打来一阵乱枪，脚下土噗噗冒花，我一翻身滚下河堤，嘴里咬紧手榴弹的布袋，左手举起步枪，游过了小河。
军工部带领各个小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退到阜宁去了。我们这一小队跟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络。
我们只好向西北方的阜宁前进，沿途又收容些前面掉队的同志。白天行动不方便，就在树林里休息，晚上互相牵着衣襟赶路。绕过那些火光闪闪的被难的村庄。就这样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来月，天气转凉了，田里的稻子也黄了。最后我们走到一处叫丁家渡的地方，忽然发现陷进敌人的包围圈。
这里四面都是河流，又是开阔地带，如果被敌人发觉，连隐蔽的地方也没有，必须连夜冲出封锁线。我把队伍带到一道土埂下面隐蔽起来，和一个同志去找船。
我俩轻轻走进村外一个小茅棚子，擦亮一根火柴，唤醒了主人。这个农民听说我们是新四军，马上拉我们往河湾跑，那儿正锁着六条船。
“这船是‘瓦房子’的，向他们借用一下吧。”他说。
原来“瓦房子”指的是地主。我们又翻身往瓦房子跑，好说歹说才叫开门。
“深更半夜，又不报丧，干嘛砸门啊！连个安稳觉也不叫睡吗？”地主气势汹汹地说。
“船借我们用一用，弄坏了赔你的。”我说。
“哼！你们新四军还赔得起船呀！”地主眯缝着眼睛，坐在太师椅上，装着打瞌睡。
时间是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一边谈，他一边打呼噜。我急得把驳壳枪掏出来，枪栓拉得哗啦响，大声说：
“干脆，你说：借不借？”
地主立刻吓得变了脸色，浑身哆嗦，又是作揖又是打拱，连说：
“借……借……借！”
“你早该说借了！”领路的农民得意地笑起来。
当天夜里，大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淋着倾盆大雨，我们把机器和材料搬上了船。风大雨大，孩子们饿得直哭，妈妈焦急地把干瘪的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也哄不住。我们是逆流而上，河里涨水，船直往后退。当地许多农民得到消息，半夜里跑来帮助拉纤。响雷在头上爆炸，一道道闪电照得眼花。
船行不远，碰到敌人预先布置的封锁网。敌人把河岸上的大树砍倒，一排排埋在河中，树和树之间用铁条连上打牢了。我们跳过河里，拿钢锯锯断铁条，农民们在树桩上系上粗麻绳往外拔。从河里拔掉三根大树桩，大家一齐使劲把船硬拖过去。在丁家渡口，又碰上同样一道封锁网，也照样被突破了。
这一夜，我们简直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人人睑铁青，被疲乏、饥饿、寒冷折磨得站也站不稳。体质弱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这里离阜宁有六十多里，还要通过反动地主武装土匪控制的地区。我们顾不上休息做饭，抬着病号，互相搀扶着，继续向前赶路。
傍晚，刚渡过漕河，武装土匪果然扑过来了。数百人摆开扇形队伍，想把我们压进大河里。我们趴在河堤上抵抗，十多枝枪压不住敌人的气焰。正危急间，侧翼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住在附近的我们的战斗部队赶来了。
土匪们丢下死尸，扭头就往回跑。我们紧跟着队伍冲上去，像赶鸭子一样，把土匪挤到一个大院子里，抓了俘虏。
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过了一夜。战斗部队的同志们给我们做饭，安置住处，就像招待客人一样。第二天又护送我们离开了战斗地区。
我们这小队，终于到达上级指定的归队地点，人员—个没有损伤，机器没丢失一件。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把敌伪军赶出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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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负伤
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把我们这些兵工干部和工人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去，建立更多的兵工厂。
军工部吴师孟副部长带着一部份同志去二师，那是罗炳辉师长率领的部队，驻在淮南根据地（包括安徽省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我也被派到淮南去。
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打了五十多天。日夜作战和转移，我左脚的伤口弄得愈烂愈大，成天淌脓流血。医生说伤口已成了慢性溃疡，没有特效的医疗方法，要我每天露出伤口晒太阳。
早晨，太阳越过村东头的大树梢，我坐在墙角，地下背靠着墙，解掉绷带和敷料，把伤口伸在阳光下晒。同志们在屋里忙着化装出发，窗口不停地传出打闹的嘻笑声。
从苏北到淮南要步行几百里，要超过敌人盘据的村镇、炮楼、公路和重重封锁线。怎样完成这艰难的行军任务呢？我瞧着伤口直发愁。
同志们在找我换服装，小鬼拿着一套旧便衣，带头跑出屋来。
同志们见到我的伤口，都默不作声。一会，钳工老李说：
“老吴，只要有我们，抬也把你抬到淮南去。”
是真的，只要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这多年来在战斗中，在建立敌后兵工厂的斗争中，我们度过了多少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越过黄河故道，我们向敌占区挺进。上级为了我们的安全，特地派遣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我们。我们日夜赶路，不时还要进行小的战斗。急行军时，部长把马匹让给我骑，在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一个月后，我们胜利完成了这次战斗行军，进入了淮南根据地边境，在高良涧乘上了大帆船，一路顺风驶进了洪泽湖。
朝雾迷漫，湖水连天。渔船结队撒网，水鸟不时惊起四飞。
芦苇丛里突然驶出一队船支，一字摆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主力舰船头上架上小钢炮，甲板边缘堆着沙袋，船舶四周挂满半寸厚的大铁板当装甲，这是我们的海军——二师巡湖大队。
主力舰上打旗语，要我们落帆受检。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军部派来建立兵工厂的，舰队里立即爆发出欢呼声，指导员领着舰队的战士们，送来许多大筐的鲜鱼和菱角，舰上的战士们挥着手直嚷嚷：
“同志们！没有别的慰劳，吃点鱼罢！”
“同志们！多给我们造些炮弹！”
一进大门就遇到这样好客的主人，弄得真过意不去。同志们的信任，这是更珍贵的礼物。它给了我们更大的鼓舞和信心。
到了二师司令部，罗师长陪我们吃饭，晚上又陪我们一同坐在地下，看文工团演戏。人人都盼望在这里赶快建设起自己的兵工厂。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吴师孟担任了二师军工部部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六十万发。军工部派了二个钳工，一个锻工，二个车工，二个小鬼算学徒，连我一共八个人。在这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里，要建立起工厂。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多的，但困难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什么呢？只要有党的领导，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连日地拉肚子，真是“内外夹攻”。只好到医院取点药来，一边治，一边工作。
一年要生产这么多的子弹，就必需要有生产子弹的设备和机床，这些庞大而又要求精密的机床又从哪里来呢？我们决定从自己设计开始，把各种机床制造出来。
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的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作为我们制造机床的材料。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一部四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村上农民腾出两间茅草屋子给我们当车间，背包—放就算安了家，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
交给我的任务是设计各种机床。制图用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是用木片钉成的，一个小学生用的破旧圆规，两支铅笔。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制图仪器。借来当床用的门板，铺上一张白报纸，权当绘图板。
机床的设计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未进行的，也不可能硬搬现成的理论，因为我们缺少材料。某些机件的制造需要大型工作母机，而我们仅有一部四尺车床。大的锻造机件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只有十二磅。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