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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偶然回故乡温馨一下，让你在绵绵细雨中怅然若失。于是你会在那门楼夹道的悠长胡同中空无一人地走着走着突然寂寥地醒来，耳畔依稀回响着的是“空空”的脚步声。有时是独自一人，寂苦得难以自制，走上阳台，让深圳夜半时分的人声气浪滚滚涌来，似乎迷失在灿灿的灯光如星的夜影中下沉，下沉；有时醒来，正与陌生的半陌生的女人睡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在黑暗中借着街上射入屋内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恍惚地喝上几杯，吸上几支烟才能睡去。渐渐地，你吸上了一种特制的烟叶，那是生意场上的老朋友送你尝尝的，结果是一尝而不可收。当体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已为时太晚
这东西不太强烈，但足以使人上痛，只认这一种烟叶，任什么“万宝路”、“红塔山” 都从此不对味
你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种接近于上腐的境界，既获得了快感又不至于堕落至不可救药。这似乎就是英国大文人德昆西在《瘾君子自白》中道出的那种似醉非醉介于出世与人世之间的舒坦。
而今走在故乡午夜的街巷中，你再不需要那种特制的烟叶子了，尽管它就在你大衣兜里。故乡的寒夜就是一支掺了些微鸦片的烟，它令你沉醉，但是清醒的醉。
八二年到九0年，
在北京的一座筒子楼中，一混八年，自以为是在为文学奋斗着。可猛然在一个早晨发现那个三四百人的出版社里竟没有几个人爱的是出版什么书，全是在为争个一官半职而呕心沥血死拼活拼，全在为瓜分那可怜见的几套房子而明争暗斗，你这样的文学痴子只能永远煎熬在那座三天二头泛屎汤子的单身宿舍楼里。没人关心你要出版什么样的文学书，你的上司关心的是每出一本书不要被一层层的上级怪罪下来影响他们一层层地往上升官。你辛辛苦苦跑基层挖出来的优秀作家作品在他们眼里蹦子儿不值，他们可以用‘着不懂“、”乱七八糟“、”弄不好惹麻烦捅漏子“一句话宣判你申报的作品的死刑。你成了著名的退稿编辑、你退的稿件时不时被别的出版社出版甚至获得什么文学奖，令你在全国的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你忍不住要在会上抱怨，但招来的却是”觉得这儿不能施展才华不妨换个地方“的驱赶。
你知道他们这是在羞辱你，因为你孤身一人在北京，要调个单位就得先退掉出版社的单身宿舍，而要调去的单位一时连个床位都安排不下，你只能去往办公室。
那么大的北京，似乎找个能放平身子堂堂正正睡一觉的地方都是那么难。你似乎是卖给了这个单位。对，是卖。于是你明白了许多人为何会那么低三下四的人格依附着他们并不喜欢的人。他们的依附换来的是实惠。你则因为精神上的猖介而变得连个床位都保不住。你是不敢往外冲的囚徒，一冲出去，连张床也不会有。每个人身上一层层套着的枷锁真够厚重的，它让你永远无法充分成为你自己。一份工资单只够让你吃喝生存，你没有属于自己的窝。你被死死地拴住，仅仅一间房一张床就可以拴住你，那房子那床就像一根锁链。
但是为了你的文学，你留情愿拴在这根锁链上，因为你深知从一个小地方奋斗到北京的艰辛。你熬着年头，像一个永久的客人那样生活在北京，像一个路人一样应付着同事们，而你的心却拴在你为之向往的文学梦上。真正是“生活在别处”。
文学的灵魂在于流浪。流浪不见得是形式上的漂泊，更在于精神上自由畅游在另一个王国。让俗世的肉身真正行尸走肉地混迹在红尘飞扬之中，而精神则不染一丝尘埃。
那座长安街旁的肮脏筒子楼让你住得灵魂出壳。一楼外地“移民”终日忙于在那臭气冲天的楼中生儿育女混着吃喝，几乎要让那楼脏得创基尼斯纪录。厕所泛水，厨房里积起半尺深的污水，人们仍然穿着胶靴挺立在水中炸着鱼妙着肉。你简直无法弄明白人们的心态。他们是面对命运无可奈何了么？还是麻木或者说是从农村和小地方混入北京后十分满足
君不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走马灯似地鱼贯而出鱼贯而入地在那楼上不断涌现？ 他们大概是满足
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里，他们足以成为一个村一条街半个城市的明星。你深知小地方人的这种不可理喻的心态。于是你拒绝同当年的同学来往，你从不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回这个城市来，宁可独自一人在那个脏楼里度过。
那年春节，你同大明和文海约好了都不回北河，你们轮流在各自的破单身宿舍中会。那几天，你发现他们的楼上也有这样几拨凑在一起不回老家的单身男子。节目的楼里格外冷清，
大部分人都回老家过节去
厨房里的目光灯又坏了，没人去买灯管，各自提了家中的台灯来照明。厕所又泛水了，但家家户户门前已用水泥垒起了水坝，脏水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向楼梯口涌去，缓缓顺楼梯流到一楼，再流到街上的下水道。楼道和厨房里铺了一条又一条的砖桥。人们就那样在一座终日流水潺潺的楼中度日。大明和文海单位的单身楼情形也差不多，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奇怪，宾至如归地踏着砖桥来回穿梭着帮你做年饭。你十分抱歉地说：“瞧，让你们赶上发水
”
他们毫不介意。大明说：“我们宿舍还没煤气呢。想吃口儿，得烧电炉，一烧准憋保险。一断电，满楼的人南腔北调地操着北京话骂‘操他八辈儿，烧电炉子的！’”
一桌烧得一塌糊涂的鸡鸭鱼肉，吃了热，热了吃，不停地喝酒，不停地抽烟。
文海的老婆英子一会儿给这个拧热手巾，一会给那个削苹果，不住嘴地说“别喝了，醉了多难受！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回老家去过。”
文海不耐烦了：“就你事儿多！回家，回家，你的家在哪儿？
没家！跟我在一地还分居着呢。过节人们不在，咱俩也好团聚团聚，借间空房住住，安安生生过几天舒心日子。回那个破村子去，杀猪包饺子，睡到半夜有人还在窗户根下听咱们说话呢，讨厌不讨厌？“
“也是，”文海的妻子说，“回去过个年还不够累的。人家把我们当成北京的大记者， 看希罕儿似地看我们，整天挤一屋子人，我们快成动物园里的大熊猫
算了吧，还是别回去吧。”
“关键不在于别人怎么把你当希罕物儿，”大明说，“关键在于你心里无法平衡。你们是要衣锦还乡，可实际上却是在北京连间房都没混上的人所以才越看越难受。我这在职博士，还不是照样跟一群人挤一间宿舍？”
“你好歹还有个岳父家可以避避难。”
“得了吧。住她们家还不够受气的。我也就周末去一次，那叫难受。人家总以为我是高攀了，好像我捞了什么大便宜似的。”
大明愤愤地说，“所以，今年过年，我向他们家请了假，跟你们一块儿过，他们家也拿我没办法。”
“干嘛不请你那博士老婆也出来跟咱们热闹热闹？这楼上有空房。去，打个电话叫她来！”
“别出我洋相了，那她们家还不气疯了！”
“喝酒！喝酒！”
“唉，有家难回！就他妈几百里地。”
“谁拦着你 要走，还不就是说走就走的事儿，一小时一趟火车。”
“没人拦着我！是我自个儿拦着我自个儿。”你那天喝得满身流汗，毛衣都扯掉“我就是不想回去，不想见他们，不想跟那个小地方儿的一切有什么关系，只当我是无根无源，风吹到北京来的。我们这一楼人真正是不可理喻！混在这么一个脏窝里头，还木忘享口福，一天到晚把个厨房折腾得昏天黑地，吃呀吃呀，永远在吃。
躺着臭水做饭，整天价乐不可支。还不忘从老家往这儿招人，一个个土包子跌份，上头土脑地钻这楼上来，一家几口挤一屋子里胡吃闷睡，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难民接待站。
过年过节，他们又大包大包地带了东西回老家去了，冲七大姑八姨臭谝去了，七村五乡地串去了，谝他们在北京混得多么拔份儿！这些人怎么这么容易满足呀！
我的天，我真服了他们了，还他妈一个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贱了！
！“
那天文海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 一辈子忘不 他说：“我说句难听的吧，大过年的， 本不该说的，反正咱们都是从小儿一块长大的，哥们儿不在乎就是
咱们呀，别看上了几年大学，骨子里还是中国农民。别看你们俩长在城里，那毕竟还是个小地方不是？你们比我的农民意识少不到哪儿去。咱们闯到北京来，没混好，有什么好难受的？要是个美国人，背景离乡到了外地，他肯定不去想怎么衣锦还乡，人家没那么重的乡土观念，
人家流动惯 咱可好，尽想着自己养好地方来了，不混个人模狗样回去心里就别扭。想开点，就当自己是头羊，专拣水草丰美的地方歇息，什么家不家的。”
“家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自己脸上光彩不光彩，”李大明讥笑说。“咱们太看重自己， 也就是说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噢，在大电视台工作，在大出版社和名牌大学工作，就了不起了！就比别人优越了！谁拿咱们当人？混个讲师工程师记者的，在中国，算什么？还不如去混个办公室主任后勤科长。可咱们骨子里傲气，自以为是。所以，自己活得一塌糊涂却还不忘光宗耀祖。
真累。再说白点，咱不就是混在北京么？北京没咱们照样转，可咱们没北京不行。要是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给打发回去，不也得照样窝着？““在这儿窝着总比回去窝着强。”文海说。
“其实是咱们情愿赖在北京的。”你恍惚明白地说。
“还不忘写小说，写什么？写故乡的城门楼子？写小胡同里你外婆年轻时的风流故事？文海老想着给他的山村拍电视，辛辛苦苦拍了一部什么《太行传奇》，说什么？除了抗日战争的光荣传统，末了儿来几句‘这里的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勇搏击建设新山区’
，跟没说一样，谁记住了，谁看了你的片子去投资兴业 ”
大明悻悻然，一口一口地闷着酒。“我做梦都想着回去办大学呢。等着吧，五六十岁的时候，功成名就了再办吧。现在就别想什么故乡，赶紧自个儿朝前奔是真的。
我得赶紧出国镀金，一直扎在中国，别说不能光宗耀祖，说不定四十岁也混不上两间一套的房子。”
很快你们就散了，大明出国去镀金了，你奔深圳下海了，真正回来干的却是文海。文海敢于抛弃大记者的身份，回他的山村。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是实在。你真为他捏一把汗。他那个什么表舅，谁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实力？现在的港商台商，有几个是真投资的？多数是买空卖空耍弄大陆的土干部而已。有的就是大陆官员拉个小台商充门面，享受几年免税几年半税的特优政策，养肥了那些港台的小业主儿小摊贩儿。
文海是下了大赌注的。他是太牵挂那条养育了他十几年的穷山沟子
当年他拉着一车山里红、柿子、红薯进城来卖，城里人不理不睬，现在他拿山泉水装了瓶儿叫矿泉水，拿山里大红枣做了饮料，拿红薯炸成薯条装在精美的密封真空袋里，印上合资公司的字样，
就成了精品，身价百倍 那个小山村真的就变了样，像一座小城市 大明成了名教授，
但离回来办大学的目标尚有十万八千里。你还在无耻地流浪，当你的电脑推销商，故乡传奇的小说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哪辈子回来办个出版社
这个百年前就有过印书馆和书局的城市现在需要文化 养得起文化 为什么不能同文海合作，他办企业你办文化？叫什么名字？“祖泉延寿出版社”？笑话！
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企业，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文化。想到此，你又笑了——又拿自己当人 这个时代谁关心文化？
你还操心到这个小城市来办出版社。真是太可笑再说了，谁能允许私人办出版社？你还想用自己的名字叫它“吕峰书局”呢！做梦去吧。想当自己的老板，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圆个文化梦，真是一根筋。
难道忘了当初南下时的遭遇 跟几个南下文人合办刊物，
就得为自己的刊物找个什么挂靠部门，俗称找个爹。多难！给他们白送钱的事儿，还让你费九牛二虎之力。你们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折腾个昏天黑地才找到一个“爹”，算申请下了刊号，
这时人已经疲惫得不想办刊
什么是挂靠？就是你拼死拼活折腾，赚了钱后让他来白拿一笔管理费。他别的不用管，只管看每期的文章大样。每月一万块就喂了这个部门，供他们发奖金用。
就这样“爹”还常常犯脾气，东挑西挑，三个月后不再当你爹，刊物就此沦为孤儿，没了“爹”，不配活着，自生自灭。半年多你找了十个“爹”，有三个应允当爹，又纷纷弃儿离去，可怜的刊物一亏再亏，生生死死几轮回，终归走向灭亡。
你们不甘心，又去买书号出书。眼看着东北的小盖买书号自费发行出版图书一日千里地赚大钱，就以为自己也能，便又揣着一沓子一沓子的人民币去找“爹”。
牌子硬的一本书给它一万五，牌子软的五千块一个书号到手。当权力只是权力的时候，一级权力是另一级权力的孙子。而当权力可以变成钱时，权力便以爷的面目扮演着孙子的角色卖大价儿。你有钱，你给他钱，你管他叫爷，其实他当了你的孙子。
批文外汇额度土地都可以炒卖，卖书号仅仅是最小的小巫就连那个一贯号称青年的良师益友的“向导出版社”也羞羞达达地卖起书号来你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大救星，一方二万地给他们填。你知道那钱落到穷编辑手里没几个，
大头全让那几个管事的私分 可你还得昧着良心这么干，还不敢把实情告诉你以前的穷编辑哥们儿。
你三天两头跑回北京来，请他们头儿上桌一桌地造，桌下一信封一信封地塞红包，把那几个你恨之入骨的旧日领导巴结得红光满面心满意足，再突出重点，给每家送几盘“毛片儿”
，就全齐 一万五一笔书号管理费，名曰“合作出版”、“计划外选题”。一本书下来你们赚几十万，区区一万五书号费仅仅是一根筋筋拉拉的骨头罢
真不明白中国这是怎么 当年这个十二分正统的出版社里曾就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工人的儿子爱上阔小姐的少年恋很是争论一番，成了出版界最左的旗手。
以后便是标谤“建社几十年没一本书受上头批评”，美其名日“没出过一本坏书”。
在一茬儿运动一茬儿新官的几十年中，竟能做到让每一茬儿领导都不批评，这等本事不是凡人能长得出的。一个选题东审西审，哪个头儿一句“再看看”，就毙一本稿子。等看准了再出时，早已是时过境迁。小有名气的青年翻译家胡义当初热血沸腾地译《儿子与情人》，被二审刘头儿一句话就毙“什么东西，闻所未闻。恋母情结，那是乱伦。”胡义只好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出版，一下印了好几十万册。可背地里，这几个头儿却向胡义措《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转了一圈，人人看一遍，直到把书页都翻黑了摸烂了才还回来，胡义回宿舍来把那本烂稀稀的《……夫人》甩到桌上，立即摔碎，涨红了脸骂：“什么东西！假道学，生生儿把《查太莱……》当黄书过瘾，给模成这副惨样儿，给他个女人还不定要弄成什么尊容！”
你记住了这一幕，八年后回来跟他们侃书号时，起劲儿地往他们手里送“毛片儿”，并告诉他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可不是黄色文学，想过瘾别看那个。
我这片子，纯动作的，连情节都没有，一上来就脱，还有‘女上位’呢！”那几个人便瞪直了眼，异口同声地问：“女上尉？”你便哈哈笑着，借酒撒疯，说：“看看就知道了，就是女的在上头，那么干。回去试试！张社长，这几十年，一个姿势到老，腻不腻？开开眼，也享受享受清福儿，就怕咱大婶抹不开面儿跟你合作吧？”
他们便红着脸笑， 说：“这小子上了南边儿真学坏
”随后又喝酒。这群人，转过脸去又在全社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号召“春季大扫黄”去了，依然是正人君子。你把这些事告诉胡义，这个天真无邪的翻译家愤愤然地用英语骂着：“Sons
of bitch ！
Fuck these ambidexters ！
”有什么办法，真正关心文化、真正有信仰的人有多少？得过且过，异己地活着，把自我深深埋在心灵的最深处，戴着面具自以为得意地混著有数的日子，不知老之将至，迷迷糊糊死而后已。
你倒了几个书号辛辛苦苦出了几本自以为得意的上档次有品位的文化书，又辛辛苦苦找书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