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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利一言不发，走回家里，找着陈文雄，对他说道：“阿雄，你今天下午不要回沙面去上班了。连请假也不用去，顶多打个电话回去就行。”陈文雄刚穿好大翻领衬衫，把西装外衣搭在手上，听见他父亲这么一说，就放下外衣，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有什么风声么？”陈万利严肃地低声说：“人家准备干了！经过上海南京路的教训，你们还不收敛一点？光送命也不是办法！”陈文雄一听，脸上一红，心突突地跳。后来他勉强镇定下来，说：“既然如此，不上班就是了。”说完，他走回房间里，躺在床上，好久没有动弹。后来他跑上三楼，想将这个消息对文娣、文婕、文婷她们说一说，但是她们没一个在家。他又匆匆忙忙跑到周家，想和他的表弟、表妹们说一说，但是周榕、周炳都不在。只有周泉在家，听了这么坏的消息，也只是干着急，没办法。陈文雄说：“泉，不要着急。论道理，咱们中国人是对的。就怕的是那些帝国主义不讲道理。你知道，咱们两家的年轻人今天都去游行么？”周泉善良地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家那莽撞鬼阿炳，他是准去无疑的。”陈文雄用一只手捂着心坎说：“愿上帝保佑！”
这时候，十万人以上的、雄壮无比的游行队伍已经从东校场出发了。这游行队伍的先头部分，是香港罢工回来的工人和本市的工人，已经穿过了整条永汉路，走到珠江旁边的长堤，向着西濠口和沙基大街前进。其他的部分，农民、学生、爱国的市民等等，紧紧地跟随着。区桃、周炳、陈文婕、陈文婷都参加了这个队伍。除了区桃和周炳两人在出发之前打了一个照面，彼此点点头，笑一笑之外，此外谁也没看见谁。队伍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怒气冲天地向前流着。它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指望，只有仇恨和愤怒的吼叫，像打雷似的在广州的上空盘旋着，轰鸣着，震荡得白云山摇摇晃晃，震荡得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同样地摇摇晃晃。区桃在工人队伍里面走着，呼喊着。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却听见另外一种粗壮宏伟的声音在她的头上回旋着，像狂风一样，像暴雨一样。她听到这种声音之后，登时觉着手脚都添了力量，觉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人哪！她一想到这一点，就勇气百倍。她希望赶快走到沙基大街。她深深相信这十万人的威力压在沙面的头上，一定能使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屈服。像这样的想法，周炳也是有的。他在学生的队伍里面，走得稍后一些，和区桃相隔约莫一里地的样子。他也在人群当中一面走，一面呼喊。他也听见一种粗壮宏伟的声音在自己头上回旋着，像狂风一样，像暴雨一样。他也觉着自己的手脚都添了力量，觉着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十万人”。他甚至在那十万人的巨吼之中，清清楚楚地听着了区桃的活泼热情、清亮激越的嗓子。他总觉着这十万人的呼喊口号是区桃在领着头的。他拼命提高嗓子，放宽喉咙，可是声音总不洪亮，好像字音才一离口，就叫别人的声音吞下去了，一点也听不清。他为这桩事儿十分苦恼。不久，走到海珠公园，离沙面越来越近了。周炳发现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更加坚决和勇敢的力量，从队伍的前头往后传过来。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他的拳头也握得更紧。什么声音他也听不见了，只觉着一股风暴在他耳朵边呼呼咆哮。他在许多年之后还有这种感觉，仿佛他们的队伍不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四路纵队，而是彼此手臂扣着手臂，他扣着区桃的手臂，他们又扣着别人的手臂，排成一字横列式，向敌人压过去……向敌人无情地压过去……
一点不错，一阵愤怒的风暴向着沙面无情地压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殖民主义者害怕了。就中有一个站在沙面“东桥”铁闸和沙包后面的外国下级军官，害怕得更加厉害。他本来已经接受了“在情况需要下可以向中国猪开火”的命令，这时不住地掏出手帕来擦汗。他亲眼看着英雄豪迈的工人们经过东桥，向“西桥”走去。他感觉到那阵风暴的威力，他觉着自己站立不牢，好像快要晕倒似的。他觉着沙面马上就要被包围了，沙面的房屋都倾斜了，马上就要倒塌了。他想起他的儿子正从本国坐船来远东，要接任一家洋行的副经理。他想起广州的黄包车夫，他昨天还用皮鞋尖教训过他们。他想起他从来就有权利摸任何一个他认为应该摸的女人的奶子。他想起他的卧室里堆着的那些鸦片烟、金子和其他的走私货。……这一切，眼看着就要完了。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脸上给吓得全白了。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赶进穷巷的癞皮狗，谁也不会可怜他。他就要被打死。他的尸体将被抛进大海里，让浪涛把它漂回家乡。他想到这地方，就想哭，想叫。后来他就叫出来了：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光荣的祖国，孩子们，冲呀！”
那些外国的兵士都听懂了他这句外国话，都用奇怪的眼睛望着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忽然说出那样一句话来。再说，也不明白应该怎么执行他的命令。他们的面前是一重紧紧关闭的铁闸，铁闸之内和桥拦的两旁还堆塞着沙包，叫人怎么往前冲呢？那外国军官看见大家不动弹，就拔出手枪朝群众开了一枪，其余的人才跟着放枪。……这样，一场卑鄙无耻的血腥谋杀公案就开始了。
首先受到损害的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队伍。区桃走在广州工人队伍的中段，越接近沙面，她心里越是生气。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东桥上面那些端着枪向自己瞄准的外国兵，就使尽全身力量喊道：“打倒帝国主义！”她觉得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她现在心里要说的一句话，她目前要做的一件事。突然之间，四、五丈远之外爆发了一种巨大的声响。随着一阵密集的爆炸声。她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看见她身边的工友倒在地上了。她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大声叫嚷着：“冲上去！抢他们的枪！打死他们！工人万岁！中国万岁！”一边嚷，一边就冲上前。枪声更密了。火烟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这时才想起周炳没在她身边。要是周炳在，他是会跳上去，把敌人的枪夺下来的。现在，她得自己去做这件事。但是一眨眼之间，她觉得周围非常混乱，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把她的胸部碰了一下，她觉着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想叫嚷，声音也没有了。她觉着很奇怪，她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夏天的太阳，她还依稀认得：那太阳老是那么明亮，那么明亮……开头，队伍乱了一下，有些人继续往前冲，有些人向两旁分散，有些人向后面倒退。整个十万人的队伍也顿挫了一下。几秒钟之后，人们理解了这枪声的意义，就骚动起来，沸腾起来，狂怒起来，离开了队伍往前走，往前挤，往前窜。有些人自动地叫出了新的口号：“铲平沙面！”“把帝国主义者消灭光！”“广州工人万岁！”周炳像丧失了知觉似地跟着大家往前冲。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只一心要找广州工人的队伍。走到西濠口，见前进的道路已经被警察封锁住，大队伍正在那里转弯，折入太平路向北走。一部分队伍已经解散，一部分队伍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站立着，此起彼伏地在高呼口号。爆炸了的情绪正在不断燃烧。找来找去，总找不见广州工人的队伍，他回到警察封锁线的前面，掏出救护队的臂章套在袖子上，准备走进禁区。正在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红十字救护车飞快地开到他面前，车上有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向他挥着手，大声说了几句话，他就攀上车头，在司机位子旁边的踏板上站着，像长了翅膀似地向东桥的出事地点飞去。到了马路的尽头，所有的人都跳下来，奔向沙基大街，大家一句话也不讲，严肃地、沉默地、迅速地工作着。整条沙基大街是静悄悄的。商店都紧紧关着大门。只看见一些灰色的和白色的人们在往来移动。刚下过阵雨，麻石街道上一片片的水光在闪亮。受难者们轻声呻唤着。他们鲜红的血液流在祖国的大地上，发出绚烂的光辉，而且深深地渗进石头缝子的泥土里面，就好像那里是红宝石镶成的一样。有一种沉重的预感压着周炳的心。他忽然发现一具仆倒在血泊当中的白色的尸体。他确信她是一个女的。他确信自己认识她。他向着她走过去。她俯仆在地上，两手向前伸，好像她准备跳起来，继续往前冲似的。她的下巴顶着石头，嘴巴愤怒地扭歪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周炳弯下身去，准备帮助她站起来，嘴里不断低低呼唤着：“阿桃，阿桃，阿桃……”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柔软而平静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举起拳头向沙面的凶手示威地挥动了几下，然后两手托起她，刚一举步，就不知怎的，一阵天昏地黑，两个人一齐摔倒了。
16 永远的记忆
当时救护队把周炳和其他受伤的人一道送进了医院，不久，医生们把他救醒过来，又把他送了回家。那天晚上，他就发起高烧，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说胡话，不省人事。第二天，烧得更加厉害，既不吃，又不喝，只是似睡非睡的，时不时大声叫嚷，把床板踢蹬得通通地响。他叫嚷起来的时候，又像和人打架，又像痛楚呻唤，听不清说些什么，只有他妈妈周杨氏约莫猜出来有几声是叫唤区桃的名字。周家的远近亲戚，周炳的南关和西门的朋友，还有几个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来看他的病。他舅舅杨志朴大夫来给他诊过脉，说是怒火伤肝，外感风寒，痰迷心窍。周榕给他抓了药，烧好了，给他灌了下去，一时也看不出什么效验。一连吃了几天药，到第五天的早上，他的神志才清醒过来了，喝了点米汤，就要他二哥给他找出那张区桃的小照片。周榕把区桃的小照片给了他之后，他就把脸扭到里边，对着那张照片淌眼泪。周榕连忙把这种情形告诉了周铁、周杨氏和周泉，大家去看他，见他清醒过来，都在心里面暗自欢喜。
何家的丫头胡杏听说周炳清醒过来了，立刻跑过来看他。她走到神楼底门口，见他朝里躺着，不敢走近床前，只挨着趟门轻轻叫了一声：
“炳哥！”
周炳听见叫唤，知道是她，连忙抹干眼泪，翻身朝外，对她说道：“多谢你，小杏子。我好了一些了。你好么？柳姐姐来看过你么？”胡杏听见他问，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只是簌簌地掉着眼泪，哭了一会儿，听见何胡氏在那边叫她，又赶忙跑回去了。不久，隔壁陈家的四位表姐妹一道来看他。陈文英抓住他的手说：“炳表弟，愿上帝保佑你！阿桃是无辜的，愿她的灵魂早进天国！”陈文婷也站在床前安慰他道：“阿炳，达观一些吧。人死不能复生，多想也是无益的了。”陈文婕坐在他的床沿，用手在他的天堂上摸了半天，才用一种富于感情的声调说：“好好保重自己！阿桃是为国牺牲的，她死得可惜，可也死得光荣。”周炳没有答话，只是在枕头上微微点头，表示感激她们的好意。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三个人在神楼底站了一会儿，又到周杨氏的后房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去了。陈文婷独自一个留在神楼底，坐在周炳床前的一张凳子上，陪着他闲聊。她低着头，眼圈红红地说道：
“炳哥，你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像桃表姐那样的相貌，那样的人才，莫说千中无一，就是万中也无一呢！她为什么不能够永远存在，永远活下去，却像一朵花一样，一眨眼就谢了，消逝了？”
周炳连连点头说：“对极了。阿婷，对极了。你这一问，问到我的心坎上来了。我今天早上一清醒过来，就在想这个问题，到如今还得不到解答呢。你念的书比我多，你来给我一个答复吧！究竟一个人为什么有快乐又有悲伤，这些快乐和悲伤又都有些什么根据，——都有些什么意义？”
阿文婷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人生不过是一片空虚，到头来你什么也抓不住。一切对于你，都只是一种欺骗。比方你说你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觉着一切都是真的，在快乐的时候你是真的快乐，在悲伤的时候你是真的悲伤，其实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当真发生过，你不过是在欺骗你自己。我在舞台下面看戏，跟着你快乐和悲伤，其实不过是受了你的欺骗。到戏演完了，离开戏场，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炳深受感动地说：“好极了，说得好极了，恐怕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李民魁大哥是主张虚无主义的，恐怕就是看准了这一点。这样看来，咱们大家不过在命运的簸弄之下过着可笑的生活，谁也不能幸免。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幻梦！”
陈文婷点头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因此，有时我想，什么都不要去争，什么都不要去希望，什么都不要去努力，最好是找个知心的同伴，一道逃到深山野岭里面去，与人无碍，与世无争地过着原始人的生活，那也许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周炳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道：“阿婷，我为什么现在会心乱如麻？我为什么现在浑身上下连一点劲都没有？我为什么会悲观、软弱到这个地步？我为什么会觉着眼前一片漆黑，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我为什么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仿佛自己不能避免地要遭到毁灭？”
陈文婷没有回答。她呆呆地望着周炳，觉着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使他失去了平日的英雄气概和硬邦邦的戆气，变得有点柔弱可怜。她认为这个时候的周炳有一种反常的、病态的美，这种美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美都更加动人。——就这样对面坐着，陈文婷把他足足看了十分钟，才轻轻地叹息着回家去了。她刚走，周泉就走进神楼底，坐在她刚才坐过的凳子上，和周炳谈区桃出殡的情况。她告诉周炳，区桃是和其他的烈士一起出殡的，殡仪举行得非常庄严，非常肃穆。在追悼大会上，就有十万人参加，以后全体参加者排成了雄伟无比的送殡的行列，沿途又有许多群众自动参加，浩浩荡荡地把那些灵柩送到凤凰台上。她最后说：
“这是哀荣！这是国葬！这是又一次悲壮热烈的示威！上年纪的人都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出殡。——多么伟大的场面哪！凤凰台以后就要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纪念碑，永远竖在珠江边上了。”
周炳躺在床上，动都不动。眼光迟滞，脸上带着麻木不仁的表情。听到凤凰台这几个字，他的眉毛仿佛动了一下，嘴里沉吟地重复道：
“凤凰台！”
他姐姐肯定地说：“是呀，就是那凤凰台。”
他继续往下说道：“不管怎样，她是看不见的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周泉一听鼻子就酸了，眼圈儿也红起来。她把脸扭歪，不叫周炳看见，匆匆忙忙地，假装成有什么事情似地走出了神楼底。往后又过了三、四天，周炳慢慢地能够坐起来了，只是头昏眼花，吃不下东西，身体非常虚弱。那天早上，他坐在神厅一张靠背竹椅上，捧着区桃的画像尽看，从左边看看，又从右边看看；眯起眼睛看看，又闭上一只眼睛看看。看了许久，都没有放下，后来又拿出那张小照片来和它比着看，看着、看着，就对那画像说起话来。他时而低声细气地说，时而高声粗鲁地说；时而甜蜜蜜地笑着，时而咬牙切齿地生气。几道阳光越过周家门口正对面的枇杷树梢投射到他身上，映得他的脸孔更加苍白。周泉看见他这个样子，又拉了周杨氏出来，两家站在神楼底旁边那条冷巷里悄悄窥探，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当是他的痴呆性子又发作了。好在不久，南关的印刷工人关杰来看他的病，才把他的傻劲支使开。那印刷工人一见他的面就大声嚷起来道：
“嘿！整个省城都滚起来了，就是你还在安闲自在地养病！”
周杨氏和周泉连忙跑出来招呼他坐下，斟了一碗热茶给他，又替周炳分辩说他目前还吃不下东西，还得扶着墙才能走路。周炳自己却像没听见似地茫然说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