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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文雄当了兴昌洋行经理，在玉醪春请客，何守仁也去了。这天到的，大多是穿西装的客人，像什么总经理，协理，经理，司理，代理这一类理字号的人物。他们聪明漂亮，谈话很多，喝酒很少。大家有礼貌、有节制地尽欢而散的时候，陈文雄向何守仁提议不坐车子，慢慢散步回家。在路上，何守仁十分感慨地说：“雄哥，你算是在社会上露出头角来了。”陈文雄谦逊地说：“这算得什么，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出身就是了。你呢，你所谋的差事也有点眉目了么？”何守仁愤愤不平地拿鼻子哼了一声道：“不要提了。提起来卑鄙龌龊，令人发指。想不到咱们在学校满腔热情，天真纯洁，一出校门，就跟这些混账东西为伍！”陈文雄安慰他道：“改造社会也只是耐着性子，慢慢儿干就是了。你性急，拿它怎么办？”何守仁说：“不管怎么说，我是羡慕你们这一行。你们这一行是公公道道，明来明去，讲道德，讲规矩，讲信用的！”陈文雄说：“这倒是真的。在规矩、信用、道德、人格这些方面，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更加考究。你比方拿我来讲，我搞过两次罢工，叫公司受过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公司还是把我提升了经理。这种气量，这种风度，你在中国找得出来么？”何守仁点头附和道：“不错。这真叫做中国不亡无天理！”陈文雄得意地笑着说：“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讲的话呀？”何守仁大笑起来，陈文雄也跟着大笑起来。
又过不几天，何守仁的差事也发表了，是广州市教育局里面的一个科长。这又是一件大事情。左邻右里都说，今年的吉星都拱照了三家巷。何守仁在“西园”酒家请客，那规模，那排场，都在陈文雄之上。到的人除了穿西装、理字号之外，还有穿长衫马褂的书香世家，还有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官场新贵，真是华洋并茂，中西媲美。那些人吃起来、喝起来都豪迈大方，没有一点小家气。酒席散了之后，何守仁和陈文雄缓步回家，在何家的大客厅里，重新泡上两盅碧螺春细茶，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天晚上，何守仁和陈文雄两个人，重新订下了生死莫逆之交。他们谈到了政治，道德，人生理想；评论了所有他们认识的人，所有他们经历的事；对于何守仁的“独身主义”，谈得特别详细。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都是第一次倾吐出肺腑之言，而且几乎找不到什么不相同的见解。曙光微露的时候，何守仁拜托陈文雄秘密地向周家的人打听一个叫做金端的行踪不明的人的下落，说局长很重视这件事，看样子好像还是上峰发下来查问的，陈文雄也一口答应下来了，才分手而别，各自准备上班。
三天之后的一个黄昏，晚饭刚吃过不久，陈文雄走上三楼，在东北角的前书房里找着了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都出去了，只她一个人在家。陈文雄提议道：“一个人闷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看电影去吧！”陈文娣懒洋洋地摇头道：“你跟嫂嫂去吧，我懒得动。”陈文雄问：“阿榕呢，没上咱家来么？”陈文娣说：“没来过。不知在家不在。好像说罢工委员会有事。”陈文雄笑着说：“罢什么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早就不兴了，瓦解了，不存在了！”说着，走到北窗前面，从打开的窗口往下望，望见周家的前院，也望见周家的头房，还望见周榕正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在埋头埋脑地写着什么。下面黑得快，已经扭亮了电灯了。陈文雄又说：“他哪里也没有去，你来看一看，敢情是躲在家里做诗呢！”陈文娣坐着不动，也不答话。陈文雄随手也扭亮了电灯，走过来他二妹身旁坐下，试探着说：“这两天看见了守仁没有？他做了教育局的科长了。平心而论，他这个人到底是不错的。咱们对他是过分了一点。”陈文娣冷冷地说：“咱们对他有什么过分？我不喜欢装模作样，口不对心的人，不管他是科长还是总长！”陈文雄摊开一只手说：“看！现在离开五四运动已经七、八年了，你还是当时那股劲儿，尽说些傻话，尖尖酸酸的，有鲁迅的味道！我老实告诉你吧：守仁如今还坚持他的独身主义呢！这自然是个笑话。他是坚持给你看的。他还爱着你！”陈文娣的雍容华贵的脸叫痛苦给扭歪了。那棕红色的、椭圆形的脸蛋变成了纸一样的苍白。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大哥！”就离开座位，跑到东窗前面，望着下面的三家巷出神。陈文雄也站起来，跟着走到窗前，站在他妹子旁边往下望，很久都没有开腔。三家巷的黄昏，像平常一个样。长长的石头凳子，茂盛的枇杷树，矮小的白兰花，昏暗的电灯，碧绿的青草，都还是熟悉的老样子。只是这时候静悄悄的，望不见个人影儿。陈文娣知道他在旁边，也不望他一望，只是恳求地说：“大哥，别再说了吧。你已经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了！”陈文雄奸诈地微笑着，说：“那就请你原谅吧。我的本意并不是那样。我只是说了几句实在话。”这时候，区桃的姐姐区苏突然从官塘街转进了三家巷，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周家大门口，那皮拖鞋打在白麻石道上，踢达踢达地响。陈文娣不高兴地说：“你看她劲头那么大，不知是不是中了头彩！”陈文雄安慰她道：“算了吧，你也不必看得过于眼紧，反正他们是藕断丝连的。”兄妹俩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就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陈文雄又说：“我有一件事，是一个朋友托我打听的，你替我问问阿榕好不好？”陈文娣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事？”陈文雄说：“是这样的：有一个朋友要打听一个叫做金端的人的下落。这个金端好像不是广东人。是哪里人，什么职业，多高多矮，都不清楚。有人说阿榕认识他。他现在干什么，住在哪里，你给我打听一下好不好？”陈文娣见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干脆拒绝了他道：“我不管你们这些闲事。你们是换帖兄弟，你自己问他去！”这样，又坐了一会儿，陈文雄就起身下楼去了。
这里剩下了陈文娣一个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谈心既没有人，看书又看不进去。她几次走到北窗前面，站在那里往下望。见下面周榕的房间里灯火辉煌。区苏坐在窗台下，他坐在书桌后面，两个人有说有笑，十分融洽。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仔细听，也听不清楚。只是他们的清脆的笑声，有时从那小院子里直冲上来，好像胡椒冲上了她的眉心一样。满天的繁星都像是不怀好意地在窥探着她，使得她烦恼不安达到了极点。好容易，等到区苏走了，她才气嘟嘟地跑下楼，进了周家大门，一直走进周榕所住的头房里。周榕很诚恳地接待了她，问她：“没有出去么？怎么这样晚？”陈文娣说：“晚么？你也还没睡呢！”周榕说：“是呀。刚才区苏来坐一会儿。……呵，我想起来了，那本书你看完了没有，你有什么心得？人家还催着我还呢。”陈文娣说：“这会儿不谈那个问题。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个叫做金端的人么？他是什么地方人，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周榕有点愕然了。他想不到陈文娣会问起这个人。他把陈文娣的脸孔端端详详地看了又看，连她那左眼皮上的小疤痕也看了个够，一面自己在考虑，是告诉她认识好，还是告诉她不认识好。后来他说：“你问这么个人干么？”陈文娣负气地说：“不许问么？不许问我就不问。原来你对我还是保守了那么些秘密！”周榕说：“不是秘密。是人家叫我不要说的。告诉你吧；金端是个共产党员。好像是上海人。没有固定职业，也不知道住在哪儿。告诉你不打紧，你可不能告诉别人！”陈文娣笑起来了，说：“我还当谁呢！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秘密？我又能去告诉谁呢？好吧，不谈这个了，谈一谈咱俩自己的生活吧！”周榕也笑起来了。说：“是呀，这才是正经。我坦白对你说，自从你毅然摆脱一切，同我结合以来，我只是感到无边的快乐和幸福，其他都没考虑过呢！”陈文娣的脸突然变成紧绷绷的了。她说：“昨天没考虑，今天就应该考虑了。”周榕还是不假思索地指了一指后面的二房，说：“既然如此，你搬到从前阿泉的房间来住好不好？”不要说他这句话的本身叫陈文娣觉着不受用，就是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已经够叫她生气。他俩默默无言地对着坐了一会儿，陈文娣就赌气回家去了。
23 控告
看看到了九月中，学校里的聘书只是没有送来，周榕就知道这是学校把他解了聘了。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社会上变成一个失业的人了。他的兴趣在罢工委员会，不在那间小学校，解聘的事实并没有令他觉着难过。但是他却感觉到这个社会对他是仇视的，他也憎恨这个社会。过去，这一点不是十分明显的，现在变得明显了。不知道为了一种什么缘故，他把这件事瞒着所有的人，连周金也不说。每天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做事，好像他上学期请人代课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自己暗中考虑：这样一来，陈文娣那建立小家庭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这且不去管它；可是周炳自从拒绝了陈文雄的援助之后，那升学的问题怎么办呢？学费从哪里弄来呢？要是借的话，向谁去借呢？这些问题却叫他很苦恼。后来他决定了：一定要让周炳升学，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一直到九月底，周炳才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他整个地变黑了，变高了，也变瘦了。头发剃光，整个头部显得小了，但是胸部和两肩显得更加雄壮，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说话也更加显得有风趣。在三家巷，在东园，在南关，在西门，他立刻成了一个胜利凯旋的英雄人物。人们一看见他，就立刻把他包围起来，要他讲打仗的情形和冒险的故事，要他讲湖南的风土人情，要他讲为什么管没有叫做“猫”，管小孩叫做“伢子”，为什么吃饭非吃辣子不可。他回到家，见自己的书桌上铺满了灰尘，就立刻动手收拾，并且整理那些乱丢着的纸张笔墨，书籍信件。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学校给他的一封信，还没有拆开过的。最初，他以为是什么不关重要的通知，顺手把它一揉，就撂到字纸篓里。后来他又把它拾起来，撕开口看了。原来是学校决定开除他的学籍的正式通知。开除的理由很简单，就只有“操行不良，难期造就”这么几个字眼。他看了之后，随手把它扯得粉碎，摔进字纸篓里，嘴里只低声骂了一句“娘卖屄！”他也跟他哥哥周榕一样，不知道为了一种什么缘故，也把这件事隐瞒着所有的人，连对周榕也不说。每天还是到游艺部走动，通不提学校的事，连陈文婷他也躲着，不和她见面。他自己想道：“这样才正合我的意。我本来就不愿意再拿那工贼一文钱，也不喜欢念你那些书。家里又难，我做工赚钱去！”周金和周榕催了他好多回，要他赶快到学校看看；陈文婷差不多每天来一趟，劝他赶快回学校缴费注册。他不肯明说，总是推游艺部事忙，不得闲。陈文婷认为他是坚决不肯要陈文雄的钱，也就无法可想。这时候，她看见周炳越过越“成整”，越过越像个大人，像个英伟的美男子，甚至仿佛嘴唇上都长出胡须来了，一想起他，就心跳，害怕。可是越心跳，害怕，却越想看见他。
这样又捱磨了十天半月，周炳总是嚷着要去做工，弄得家里的人都摸不着头脑。有一天，周榕千辛万苦借了五十块钱回家，假说是发了薪水。他高高兴兴地拿了一半给母亲，把其余的一半交给周炳，要他去交学费。周炳不肯接，把钱推还给他。他奇怪了，说：“老三，你哪来这么大的脾气？你不花你姐夫的钱，难不成连我的钱都不花么？说实在的，——我这不过是迟了一点，就值得那么大的不高兴？也得人家出粮才有呀！”周炳抱着脑袋说：“我又没有不高兴！人家只是不想念书，想做工。念书有什么用？念完了又去做什么？反正这样的一个社会，你念书也是一样，不念书也是一样！”周榕认为他过于任性了，就规劝他道：“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学了知识，谋生有用，做别的事也有用。你原来闹着要念书，后来总算凑凑合合，对付过了这几年，怎么又变了卦？你如今初中毕了业，正是个半桶水，文不文、武不武的，倒要怎么办？”周炳叫哥哥逼得没办法，只好把学校开除的事情告诉了他。周榕听了，紧绷着那和善的脸孔，许久才说了一句道：“哦，原来如此！”同炳只是不做声。周榕向前移近一步，说：“钱你先拿着，以后再说。你跟学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么？没有？哦……你有没有得罪过哪个老师跟同学？没有？哦……你的功课成绩好不好？还好？哼，那就是了！就是因为你参加了省港罢工的活动了！好呀，咱们是在闹国民革命，可是这里的学校要开除革命的学生，也要开除革命的老师！”周炳急着追问道：“怎么开除革命的老师？”周榕承认道：“我也跟你一样，瞒着大家。我失业了。可是我没有过失。我对省港罢工不能够袖手旁观，不管拿什么来威胁都好！可是我不明白，这社会上怎么一点也不进人道！”说到这里，弟兄俩抱着哭了起来。正哭着，周金从外面回来，正好碰上，连忙问他们什么事。那两兄弟把各自的遭遇说了一遍，还要周金替他们保守秘密。周金睁大了他的圆眼睛，一言不发。每逢他睁大眼睛、一言不发的时候，他的容貌神气，都十分像爸爸周铁。大家沉默了约莫五分钟，周金的眼睛开始活动了。他用眼睛望了望那两个垂头丧气的兄弟，然后露出勉强的笑容，用那叫机器轧扁了的右手大拇指搔着自己的腮帮，说：“这有什么好哭的？这有什么好保守秘密的？这有什么好垂头丧气的？这社会上，从来没人跟咱们讲过人道。你们看我这大拇指就明白。咱们动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人家就不回手打击咱们？天下有这样的道理？你们碰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帮凶了，自然是免不了要遭毒手的。这不是咱们的羞耻，不是咱们丢脸，咱们怕什么？我看你们就该昂起头，挺直腰杆来做人！你们不记得咱区桃表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