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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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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灾难。咱们有什么感到特别快活的理由呢？”于是陈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杨承辉这两位大学生，四张嘴对吵起来。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态度。周泉和陈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觉着很痛苦，老耷拉着脑袋。陈文英和陈文婕总想找机会加入一方，可是那机会总没碰着。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起来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争论才暂时中断了。陈文婕就趁着这个机会，向陈文英提出一个疑问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是提倡慈爱和平，反对凶残杀戮的，对么？”陈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着说：“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学生。不错，我们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对于魔鬼，有什么仁慈可说呢？”陈文婷抗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赞成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看成魔鬼！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着嘴唇，扭歪着那苍白的瘦削的脸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二更过了，酒正喝到热闹处。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岁的何守礼瞌睡了，由那十三岁的丫头胡杏伴送着，步行回家。一出西园门口，何守礼倒不瞌睡了。她问胡杏道：“刚才那肥猪一样的人是谁？他光望着我爸爸笑，又一个劲儿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开，像吃了屎的一样！”胡杏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你爹的管账，叫何不周。在乡下，他的威风可大呢！说起来，他还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们家里，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说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够二百斤重！”何守礼说：“算了。谁愿意倒霉，要这么个二叔公！”过了一会儿，她俩走进窦富巷口，她又问胡杏道：“杏姐，告诉我，今天陈家二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觉得奇怪么？”胡杏说：“我不觉得奇怪。”何守礼说：“别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给周家二哥的么？怎么忽然间又嫁给我大哥？”胡杏承认道：“要按这么说，那倒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咱们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里面尽想什么？”何守礼说：“为什么周家今天光来了个姐姐，几个哥哥都不来呢？他们是不是跟我大哥怄气啦？”胡杏说：“不，不是怄气。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说：“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说了，就只推说不知道。何守礼哪里肯依，就苦苦纠缠着要她讲。她们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礼的妈妈、那三姐何杜氏还没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进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么说也不答应，一定要胡杏给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坏人。胡杏叫她逼得没法，只得说了实话道：“依我看，他们都是好人！”何守礼又追问道：“好人为什么要逃走？”胡杏说：“那我可当真不晓得了。敢情是有坏人要害他们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礼不得要领，只好带着那个疑团睡下了。
何守礼睡着之后，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妈那边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从周家三兄弟离家出走之后，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妈家里去，陪她做针黹，陪她谈闲天，有时也替她打水，破柴，扫地，倒痰罐；有时还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杨氏也很喜欢她，疼爱她，总爱买点香、脆好吃的东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蚕豆、鸡蛋卷子、南乳崩砂之类，放在茶食柜子时，见了她，就塞给她吃——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泪。慢慢地她俩就像两母女一样，相依为命，一天不见，心里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楼底，胡杏看见区桃那张画像，还随便放在书桌上，没收藏好。她知道这是周炳心爱的东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来。她跟周妈商量了好半天，没个合适处。后来她看见神厅里、墙壁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觉得合适，就把那镜框除了下来，撬开底板，把区桃的画像打横垫在照片后面，放了进去。周杨氏坐在一旁，看着她装上底板，钉上钉子，重新挂在墙上，还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谁也猜不出有一张画像在底下。——这几下手脚做得那么轻巧，那么敏捷，那么细心，那么妥帖，不由得周妈不想起当年的美人儿区桃来。胡杏收好画像，擦完桌、椅，又从井里打起一桶凉水，提到巷子当中去，浇在那棵白兰树的树根上面，一面浇、一面说：
“要浇才行，要浇才行。别把它旱坏了。——他要骂人！”
周杨氏看着，一面频频点头，一面想：“这孩子的心有头发丝那么细！她多有肠肚！她对阿炳多么好！”
26 假玉镯子
有一天晚上，陈文婕和陈文婷正在三楼书房里温习功课。陈文婷忽然把铅笔扔在练习本子上，长叹一声说：“唉，到底咱们这样念书有什么意思？三姐，说真的，我对那些考试啦，升班啦，连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了。我只想离开学校，远走高飞，飞到新疆、蒙古那些荒漠地带，一万里寻不上一个人，让我孤孤独独地生活下去。”陈文婕在灯下仰起那高耸的、平静的颧骨，淡淡地问道：“你怎么会这样想的？你以为咱们离开了广州，也可以生活下去么？我也是不想念书的，不过我跟你的傻心眼儿不一样。我只是想去做生意，办工厂，不爱弄这文科！”陈文婷把周炳寄给她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姐姐看。等陈文婕看完了，她就问：“三姐，你瞧他约我今天晚上跟他会面，我去呢，还是不去？”陈文婕没有回答去不去，只是说：“按道理，阿炳的确算得上一个英俊雄伟的青年，不过就是粗野一些，呆笨一些，恐怕他不肯走正路。”陈文婷反问道：“不走正路又有什么不好？”正说着，陈万利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他在完全不受欢迎的气氛下面坐了下来。也不管人家正在温习功课，就打开了话匣子道：“清党以后，你们该看得清楚了。蒋介石是有本事的。他算得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怪物。你们想一想，我从前说的话，就没有一句错。你们的二姐，她算是想通了。你们看她如今多么快活自在！比起去年，哼！如今是体面的丈夫有了，家也有了，幸福也有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女能够这样才好。”陈文婕还没有做声，陈文婷就笑起来道：
“还说体面呢，站起来不到民天哥哥肩膀高！”
把她姐姐也逗的忍不住笑了。陈万利说：“你们笑什么？人不可以貌相，海不可以斗量！你二姐夫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周家那几位表少爷，你们看得见的：不用说了。就是杨承辉、李民天那些毛孩子，跟着共产党哇哇叫，这回清党算侥幸，再不回头，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李民魁就常常骂他堂兄弟不学好。什么时候我看见你们舅舅，我也要把阿辉的事情对他好好说一说。年轻人浑不晓得什么叫做危险！”陈文婕告饶道：“好了，爸爸，不要多说了，老谈这些干么呢？”陈文婷不服气地说：“到底清党对谁有好处？大头李一说起来就唾沫横飞，也没有见他升了一官半职！”陈万利露出十分生气，又把气忍住了的样子说：“阿婷，你年纪轻，什么东西也还不明白。这样的话，在家里说说不要紧，要拿到外面去乱嚷，你准能惹祸。清党对谁好？对我们好。对我好，对你妈好，对你哥哥好，对你姐姐、姐夫们好，对你们自己也好！”陈文婷伶牙俐齿地接上说：“对帝国主义也好！”陈万利气得没办法，就笑了，说：“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帝国主义？都是人家瞎编的。就算有，大家和了不就算了么？一定要惹得人家军舰开炮，那才算数？”陈文婕、陈文婷不想和他多说，就陆续回房里去了。陈万利一眼望见陈文婕的案头有一封信，就拿起来看，看不清楚。想摸眼镜，却没有带在身上。他就着台灯翻来覆去地辨认了一会儿，知道是周炳写来的，就连信封一道揣在口袋里，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把信看完之后，想不出什么对策。想找他儿子商量，问周泉，却说陈文雄没回来。他没办法，又带了信去找二姑爷何守仁去。何守仁看了信，把信封也颠来倒去地仔细看过了。两个人商量了整个钟头，除了严密防止陈文婷和他见面接触之外，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这位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连早点都不吃，就出了门。他没有回公司，却坐了人力车，一直朝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贯英的办公室走去。他把周炳的来信，周家三兄弟平日的行为举动，周榕和陈文娣、陈文娣和何守仁的关系都详细说了一遍。贯课长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是办事却很老练。他一听情形，就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构成什么耸人听闻的案件。但是他十分尊重陈万利这个人，因此他装成很留心的样子在听着，勤快地做着笔记。他十分仔细地问三家巷的全部居民的情形，又问了周、陈、何三家人的全部亲戚朋友的情形，就说：“陈老伯，这件事交给我办吧。区区微劳，不足挂齿。我也十分痛恨共产党。我的先父就是去年在曲江乡下遇难的。共产党煽动了农民，搞得简直是人间地狱！你早上多半在哪里喝茶？玉醪春还是惠如楼？我一定趋前领教。”陈万利把周炳的来信交了给他，又千拜托、万拜托，才辞别出来。他想这贯课长的相貌虽有点不正，但是人却有热肠，好相与，很觉满意。他坐上人力车，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何守仁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他垂着脑袋走，没看见陈万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样子也是上宪兵司令部去的。陈万利自言自语道：“他又上那儿干什么呢？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唉！“但是人力车一下子就拉过去了。
何守仁果然是去找侦缉课长贯英的。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在那上面写了“公事谒见”四个字，请传达给他递进去。那个侦缉课长先把刚才和陈万利的谈话记录翻看了一会儿，将何守仁和陈、周两家的关系弄清楚了，然后板着脸孔在办公室里和他会面。何守仁一进去就用公事口吻说：“贯课长，我来报告一件跟您的职务有关的事情。”贯英冷冷地回答道：“欢迎，欢迎。请何科长坐下谈吧。不论跟小弟的职务有关还是无关，我都欢迎。”于是何守仁就开如讲他所发现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行踪的问题。他一面讲，一百用眼睛去打量那个侦缉课长。贯英一面听，一面也用眼睛去打量何守仁。有时四只眼睛碰在一处，彼此互相盯着，长久都不移动。贯英在心里骂道：“好个无耻的乌龟！”何守仁也在心里骂道：“十足凉血的王八！”后来两个人又用相对一笑岔开，何守仁这才继续往下讲。他已经发现这位侦缉课长对他很不尊重，对他所讲的话好像根本没有用耳朵去听，然而还是勉强把话讲完了，并且加上判断说：“照这样看来，这些共产党员一定是躲在芳村一带的什么地方。”贯英拍手笑道：“何科长真内行！”随即把周炳那封原信从卷宗夹里面拿出来，摆在何守仁的面前，说：“这上面所盖的邮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守仁很不高兴地说：“贯课长，既然你得到了原信，那么，一切你都十分了然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贯英摇头笑道：“不，你所讲的话很有价值。我只知道这周炳和你的小姨子很要好，我也知道那周榕和你是同学，又是换帖的好朋友，但是这些人是否共产党员，我却没有任何证据。你知道，我们是凭证据办事的。”他一面讲，拿眼睛望着别处。那眼睛不停地眨，脑袋不停地摆动，好像是一种毛病。何守仁说：
“怎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逃走？”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贯英又眨两个眼睛，摆动几下脑袋，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就逃了。还有些人吓疯了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何守仁坚持己见道：“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员。”
贯英用一种比冷笑更令人难堪的声音哼哈一阵，说：“如果他们真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的邻居，你的小姨子的情人，你的换帖的同学，都要这样了！”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一比，加上说：“当然，阁下是有功劳的。阁下这样做，是大义灭亲。遇着好的上司，往往因此擢升，也是常有的事。”何守仁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他的尖削的脸唰地一下红起来了。但是他不甘示弱，因此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超然面孔说：“贯课长，我想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宪兵司令部，也是个讲真理和正义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被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所驱使。这一点，仁兄该是明白的。”贯英搓着两手，用一种十分狰狞的无赖神气笑着说：“真理和正义，好极了。我们都是为它而活着。我们的同志可真不少呢！”随后他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捐款簿子，上面写着“雄心社社员乐捐芳名”九个字，递给何守仁看，又加上说：“我们这个雄心社，每个人都有一颗消灭共产党的雄心。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和正义。但是我们绝不向外募捐的。现在那些招摇撞骗，假公济私的玩意儿太多了。我们只收社员自己的捐款。你如果有心，你也可以入社。我们将来，彼此也有个帮助。”何守仁打开捐簿一看，有捐一百元的，有捐三百元的，也有捐五百元的，名字都不认得。但是不管怎样，看见这捐款簿子，何守仁是安下心来了。他登时恢复了镇静的神态，看来真是又矜持，又老成。他用轻蔑的眼光把那贯课长横扫了一眼：觉着这个人如今五官局促，嘴角下弯，顶发秃落，丑陋异常。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一百元的捐款，并且慷慨地说：
“贯课长，凡是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情，兄弟总是乐于追随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何守仁告辞之后，贯英一面收起捐款簿子，一面鄙屑地咒骂道：“真没见过这样的吝啬鬼！收买三个朋友的性命，才使一百块钱！说人心不古，就是人心不古。”
这天早上，约莫当何守仁和贯英初次会面，彼此躬着腰说客套话的时候，周家三兄弟的干娘冼大妈正从市头上买菜回家。她正在路上走着，不料横巷子里撞出来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把她缠住了。这个人叫做冯敬义，年纪约莫六十岁，单身一人，并无亲戚子女，也在市头外面搭了个茅寮居住，离冼大妈的竹寮只有五、六丈远的光景。他应了个名儿是做收买破烂的生意，实地里他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是什么都干，并不严格的。他的真本事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改造成为值钱的东西，好像把铜做的东西改造成为金子做的东西，把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