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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稚登说”的依据比较多，有十三条：最先有抄本，在有抄本的人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初与屠隆友好，后不满其品行，因此有可能在《金瓶梅》中引了他的一诗一文，讽其人品低下；他辑的《吴骚集》与《金瓶梅》的大量诗词曲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写的《全德记》与《金瓶梅》内容、用语相似或相同；他写的诗文与《金瓶梅》在内容上一脉相通；《金瓶梅》中有吴语、北京、山东、山西话，与他的经历相符；他与《金瓶梅》作者均鄙视南方人，有中原正统观念；他符合作者是“嘉靖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的身份；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有可能为王世贞之父报仇而写作；《金瓶梅》抨击的王招宣家有可能是他家“族豪”丑类之原型；他对“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感触甚深，《金瓶梅》曾三次引用；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后追悔，仕途不通，老年绝望，与《金瓶梅》作者相同。
综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嘉靖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不可靠的传说；说书中有其人作品，甚至类似的文字和生活故事；或其他某种相似，某种估计、某种可能，等等，都是不可靠的。“王世贞说”、“徐渭说”也大体如此，不再详述。总之，它们既没有可靠的依据，又不能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与《金瓶梅》文本相互印证，最多只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印证，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无怪乎有人说“平心而论，（五大说）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其实，“李开先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官，符合《金瓶梅》作者与徐州有关的条件，可惜卜先生没有发现罢了。只不过，加上这一条仍然不能证明李开先是作者，因为他死的早（不到万历元年），与书中所表现的历史事实（新河口开于万历十一年，书中还有许多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的故事）不能符合。
相比之下，“五大说”与“王寀说”究竟哪个可以相信，不言而喻。怪不得文学博士田崇雪在评论《金瓶梅与徐州》时说：“这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金学家’们皓首穷经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认认真真读完该著的读者将会断言：这一发现，在众声喧哗的金学界必将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现代人对《金瓶梅》的评论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郑振铎说它：“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地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有人评论：“在实事求是蔚成风气，假道学、假革命的那一套日益失去人心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历史巨著，认真研究其价值，已经是时候了！我要说，《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顶上之作。应该说，《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西门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腐败的典型，集封建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其形象是生动丰满、栩栩如生的。书中展现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尖锐激烈又形象生动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应在《红楼梦》等巨著之上。”
还有人评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礼教统治的社会里，《金瓶梅》竟然把男女交合之事，房中之术，那么详尽充分而且反复多次地描画在纸上，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胆大妄为！这等于把官僚嫖娼的情景用现代先进的摄录像设备偷拍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播映。在四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其震撼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封建卫道者当然要给它扣上 “淫书”的帽子，予以棒杀。许多清流名士虽然宝爱此书，也不便公开赞扬。但是，真正要以“淫书”罪名封杀《金瓶梅》的，只能是那些当权者。因为《金瓶梅》把官场的丑态，官吏的贪鄙，揭露得太深刻了，矛盾直指昏庸的皇帝和混账的太师。
这幅画，官商一体的西门庆是主角，高官厚禄者和富商巨贾们为主体，还有依附他们的帮闲清客、妓女们，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贪贿敛财，枉法办案……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底层只是他们的陪衬。这幅画如此全面广阔，深刻尖锐而又形象，它无情地表现出明代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是《金瓶梅》比《红楼梦》等名著更为出色的所在。
《金瓶梅》作者是国画技法的表现大师。他对当时的社会情景既有泼墨写意，又有工笔细描；既有漫画式勾勒，又有手术刀式解剖。表面上看，主人公西门庆如何谋财，如何送礼行贿，如何买官卖官，如何贪赃枉法，如何与他成群的妻妾饮酒作乐，如何包养妓女、情妇，如何纵欲无度直至死亡，实际上，作者是用西门庆作为封建官僚和富商的代表，揭露整个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它是那么的暗无天日而又五光十色，这是一幅非常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又变化莫测的图画。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它，仍然觉得栩栩如生，似曾见过？
与西门庆们相对应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图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他们‘心内如汤煮’。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侫盈朝，天下骚然’； ‘民穷财尽，公私困弊之极。’”
《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词话》的概况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至于贿赂官吏，偷税逃税，在西门庆更是轻而易举之事。封建国家机器在商人的金钱的锈蚀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
而西门庆正是凭藉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力，在相当的范围内为所欲为，乃至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并无机会被引纳为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这个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值得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做“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向往。
小说在这方面虽没有充分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说西门庆是晚明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这类人物虽然能够以金钱买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影响这部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积极反抗的；在他们兴起之时，就已经卷入到封建政权的腐败过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成为西门庆这一类人物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而且，作者明显是有意识地在描写两性之间为金钱所左右的交往时大量引用那些辞采华美、富于温情的诗、词、曲，让人感觉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国维所谓“诗歌的正义”，在男女交往中也极少存在诗歌的温情。
历史的演进是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肯定“好货”、“好色”是晚明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力量远不够强大、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道德难以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门庆一类人物身上）却常常会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瓶梅词话》的思想内涵因此也带有这一历史变异时期的复杂性。为小说作序的“欣欣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但这只是一种有意识的和常规性的标榜，小说本身则很少有基于传统道德的说教；作者一方面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