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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了秀才也还是“臭老九”，连屠夫也看不大上眼。
因此就有穷秀才拼死拼活也要考举人的事。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京城的邸报上说，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年纪超过了80岁，更有两位超过90岁，其中有人中秀才之后已经60年了还在考！安徽省90岁以上的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真个是不屈不挠，死而后已。
对于读书人来说，到了此时已别无退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是一语中的：“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中举之后，就是当红的潜力股，说不定哪天就捞到了官做。因此乡绅们多有提前投资的，向新举人赠银两、送田地、馈房产。一夜之间，乌鸦变了凤凰。
有那承受力不强的，怕是要崩溃。范进的老妈苦了若干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暴发了，喜极之下，竟一命呜呼！
老顾如此看好张居正，他是有眼光的。其实顾璘本人小时候就是个神话童（少负才名），从知县、知府、布政使、巡抚一路干上来，在南京刑部尚书（闲职）位置上退休。官做得比“四大家”的另外三个都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惺惺怜惺惺，大人识英雄！
与那些白胡子老秀才比起来，张居正岂是池中之物，早晚要腾飞的。他一手八股文做的好，书法、策论、应用文也过了关，拿下举人轻轻松松。
就这样，少年天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器”的辉煌前景已遥遥可见！
这一年，也是张家乐极生悲的一年，在辽王府任护卫的痞子爷爷，被年轻的辽王灌了一顿酒，不幸醉死了（这件事后来还有曲折故事，我们留待以后再讲）。至于结巴曾祖这一年是否还在人世，没有记载，估计已过世很久。可惜，他们都没有看到张居正此后的发迹。
嘉靖二十三年，张居正进京参加“会试”也就是全国考试，却意外地落了榜。原因正如顾大人所担心的，少年气盛，马失了前蹄。张居正多年以后总结教训，认为是“冒窃盛名”害了他，原以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于是放着八股文功课不练了，沉迷于“古典”。估计是被先秦诸子什么的给迷住了。
一晃又是三年，他卷土重来，于嘉靖二十六年再次进京赶考。这次如愿以偿，中了二甲进士。
在古代，一般读书人与中进士者的比例，起码是一百比一，甚至是几百比一。
能在百人中脱颖而出，什么十年悬梁刺骨，什么考场里九天九夜不挪地方的腌臢气，什么势利胡屠户者流的讥讽，都可以去他娘的了！唐朝孟郊的一首《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写尽了知识分子的得意。
古时有“五十少进士”一说，意思是讲，在中了进士的人群中，50岁也还算是年轻的。而当年的张居正，只有23岁。
三年一度的会试，是在春天举行，又称“春闱”。放榜之日春风拂面，想想看，人生此时又复夫何求！
他这次不仅中了进士，还经过考试被选为庶吉士。这“庶吉士”倒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官，算是有官衔的学生吧，
这是朱家老皇帝想出来的名堂，从进士里选一批文章书法俱佳的，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进修三年，三年后考试合格毕业（散馆），其中优秀的分到翰林院做“编修”、“检讨”，都是有轻松又体面的文字工作。这即是所谓点了翰林。
那些成绩一般的，就分到各县优先委任知县，分到都察院（监察部）去当御史，分到“六科”（中央监察小组）去当给事中，都是科处级干部的干活。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明代自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凡是点了翰林的，将来就有可能入内阁，成为中央大员。因此一成庶吉士，大伙就把你看成是“储相”，合格的接班人，未来的宰相了。
我们23岁的庶吉士，从此以后就算正式踏入官场了。张居正的人生曲线，到此为止一直是向上走的，往后更是高开高走，直至涨停板，从来就没有跌过。
他将要面对的，是历代官场中罕见的龙争虎斗！
三、他冷眼旁观一场场政治绞杀
年轻的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碌、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九万里风鹏正举”，有一番大作为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期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的忍耐简直是奇迹。
不过，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中国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表演，到终了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活的，是“日讨求国家典故”。这个典故，即是典章制度、前朝故事，学政治的法，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好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狂人。其实，唐宋诗文之下，谁能记得住这些劳什子名堂？墓木未拱，怕是浮名早已散得影子都没一个。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掌握了政治屠龙术，这从他后来执政时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上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建议书）。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应办（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谿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的八股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一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此时，正是朝政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死得惨！弃市，就是在菜市口给砍了脑壳。
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看到政治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帝国史上自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在职的首席大臣被下旨杀掉。
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甘心就做一只兔子么？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他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形成了自身强大根系，能独立生存后，密布于寄主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使寄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窒息”而死。
这就是“绞杀”。据说，我国最大的一棵“绞杀王”就在西方双版纳，它的根部周长有30米，有上万条根系缠绕在一起，十多个人手拉手围不过来。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绞杀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
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着的，都是当朝声名赫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宰相”和“次宰相”。
在中国历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都是很次要的事。而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起，就没有了“宰相”。
特色皇帝朱元璋，亲手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官职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为帝王辅佐，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得要一个管家不是？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是“最高最高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也是一系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相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这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汉贼”，毕竟两前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篡汉的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加强帝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帝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有个性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搞不好关系。
他和我们当下的很多“一把手”有共通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感到小子没准儿有野心。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的那时候，就有宰相，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扭转了元代莫名其妙的“尚右”习惯，所以第一丞相是左丞相。
大明第一代丞相，是开国际功臣，左相李善长，右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可太令人惊恐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右丞相就领兵打仗去了，得以善终（不过有人还是说老朱用一只鹅害死了他）外，其余三个，因为“谋反”或受牵连，被诛、被赐死、被灭门！案子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国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干才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后门、拍我的马屁？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来自告发和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从龙”大臣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谣传整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皇帝一放风出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之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来气：丞相还要谋反，要它还做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室“中书省”也一并砍掉。
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事。
我老朱要自己干。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老皇帝这下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他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须要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执政20年后，渐渐喜欢上了成仙修道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