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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又很随意地说，还有一件事，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一个叫徐浮安的人吗？
徐明祥眨眨眼睛，反问我三哥，你和他认识？
我三哥说，我是问你。
徐明祥说，这个人在哪里？
我三哥说，要是在省城的话，我就不问你了，这个人也是枝岈关人。
徐明祥很精明，没有追问原因，说，那就好办了，只要是这里的人，我就肯定能找到。不过你得给我时间。
我三哥摆着手，我没时间等你。三哥又说，找到这个徐浮安，我会重谢你的。
徐明祥乐起来，这样吧，你明天给我半天的时间，我保证能找到。
我三哥想了想，好吧，明天给你半天的时间，下午你还是两点到，把那个徐浮安带来。
徐明祥说，绝对没问题。临走时，他又停在门口，问我三哥那个徐浮安多大岁数，这样他找得更容易些。三哥看着我，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多大年龄，我就按自己的猜想，说现在应该三十多岁吧。三哥说，是，也就是这年岁。徐明祥听了，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三哥没有吃晚饭，他说特别累，想睡觉，他早早地就躺下了。晚上我醒来去卫生间，见三哥不断地在床上翻身。我没有打扰他。我知道人往往越累的时候，却越不容易睡着——看来三哥是累着了。
3
第二天下午，还差五分两点时，徐明祥果然领来一个看上去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介绍说此人就是徐浮安。
我三哥仔仔细细地看着这个人，我也在旁边打量此人。徐浮安身材不高，不胖不瘦，外表好像显得有些木讷，但又透着几分山里人的机灵，说话时喜欢看人的脸色。我三哥问他一些个人的情况，他说眼下开一个小饭馆，以前是种地的。
三哥又问他去过省城吗，他马上说去过去过，不过时间很早了。我三哥又问他，大约是哪年。他想了想说，好像是八年前吧。
我看见三哥轻舒一口气，看来时间倒是对得上，接着又问徐浮安去省城见谁。徐浮安说，是个老革命，在省城是个官。
叫什么？
徐浮安说，叫徐小孩。
这时，徐明祥又插话说，他昨天晚上查了一些老干部写的回忆录，那个火暴脾气的人，他查出来了，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徐小孩。又解释说，这个人他是知道的，不知为什么昨天死活就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
徐小孩就是我父亲！这是我父亲当年的名字。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进了城他才改的名字，叫徐胜利。我三哥没有说徐小孩改名字的事，而是继续称谓徐小孩。看得出，徐浮安和徐明祥只知道“徐小孩”，不知道“徐胜利”。
我三哥面色平静地让徐浮安讲一讲在省城见到徐小孩后的具体情况，还有找徐小孩有什么事情。可徐浮安却犹豫说，好多年了，记不清楚了。我三哥说你年纪不大，忘性倒不小。徐浮安赶紧补充说当时是一个亲戚领他去的，但那个亲戚已经死了。
是这样呀。我三哥沉吟着，没有继续往下追问。
我以为三哥会直问父亲老宅的事情，但他没有。他好像要继续验证什么，让徐浮安讲一讲他所知道的事情。我发现，在我三哥和徐浮安对话的时候，徐明祥始终注意观察我三哥的表情，他似乎看出了什么。
徐明祥对徐浮安说，你知道多少，就都讲出来。不着急，慢慢讲。
徐浮安朝徐明祥点点头，然后开始讲起来。他说他的老爹爹就是当年团练的创办人郑财主，我三哥很疑惑，说那你为什么姓徐，他说解放后老爹爹被镇压，他改了奶奶的姓。
接着，徐浮安说了一件事，把我和我三哥都说惊了。他说他奶奶是他老爹爹的第三房太太，姓徐，叫徐黄芽，但是后来村上人都叫她黄芽儿，出嫁时只有十五岁，而当初黄芽儿爹妈给她定的娃娃亲就是徐小孩。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尽管迟来了几十年，但是，久远的父亲似乎已经开始朝我们走来，父亲过去的经历开始凸现在我们眼前。
黄芽儿出身贫寒，小时候又黑又瘦，极不显眼，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皮肤白，眉眼俏，身段儿美，成了远近闻名的漂亮的姑娘，而且还能歌善舞。
大别山人喜欢唱歌，有山歌、茶歌、秧歌、牧歌、门歌，还有几千种小调，人们在劳作的时候，累了就相互对歌儿。比如采茶的时候，有女人在东山上唱：三月摘茶茶树青，奴在屋里绣手巾。两头绣的茶三朵，中间绣的采茶人。西山上立刻就会有小伙子应：四月摘茶茶成堆，卖茶进城把茶背。翻山越岭走得快，心儿还在紧紧催。
大别山人也喜欢跳舞，有十把小扇舞、十二月梳舞、打五扇舞，还有一种舞蹈最奇特，叫鸽鸫理窝舞。鸽鸫俗称秧鸡，是栖在秧田里的一种候鸟，它叫声清脆，农民们都把它的叫声，看作是丰收的兆头。这种舞蹈跳起来，就像鸟儿飞翔一样。
黄芽儿远近一带美得出了名，她唱歌儿好听，舞跳得好看，而她的名字，更是代表了对女孩的一种赞美。黄芽儿本是一道很有名的茶叶，源于唐朝，到了明清两朝，已经列为贡品，是一道齿颊留香、甘泽润喉的千年名茶。
我和三哥听到这些，都立刻联想到父亲死前为什么要决定把骨灰葬到家乡大别山，还有他生前与我母亲感情不和，以及他那两次的情感风波，这一切难道真的和这个山间美人黄芽儿有关？
徐浮安讲，黄芽儿虽说长在贫寒人家，但她长相俊俏，所以媒婆踏破门，但她父母死守着当年指腹为亲的诺言，都给推掉了，单等着徐小孩来迎娶。后来郑财主看上了她，黄芽儿才就此没有了退路。
最初，郑财主托人说媒，黄芽儿的爹娘当然不想让女儿去给一个大了三十多岁的男人做三房。日子再苦，也不能委屈了女儿，于是婉转地回绝了郑财主。郑财主对黄芽儿喜欢得不得了，非娶不可，他威胁黄芽儿的爹娘，如果把黄芽儿嫁给当了赤卫军的徐小孩，她就是“红匪”的匪婆，到时，要把他们一家拉出去枪毙了。黄芽儿的爹娘连惊带吓，一齐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郑财主见机，又掏腰包给黄芽儿的爹娘治病，最后软硬兼施，终于把黄芽儿娶进了门。
徐小孩听到了消息从外村赶回来时，黄芽儿已经上了郑财主的花轿。
黄芽儿的婚礼，是当时枝蚜关十几年以来最热闹的一场婚礼。四吹——笙、箫、笛、管，四打——抬锣、大锣、大镲、鼓，全都用上了，还从县城请来了一个“倒七戏”（也就是后来的庐剧）的戏班，演了三天的大戏。
就在婚礼当天的后半夜，当参加婚宴的人散去后，徐小孩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一样，腰别着锋利的牛角尖刀，翻墙跳进了郑家，想一刀结果郑财主，救出黄芽儿。但是狡猾的郑财主早有防备，他暗中布置好了人，徐小孩刚翻过院墙，就被郑家的家仆和两个扛“汉阳造”的小保队的人抓住了。
后院里掌上了松明火把，郑财主坐在屋里的太师椅上，屋门大开，黄芽儿坐在旁边的一个凳子上，旁边站着两个丫环，死命按着新过门的脸色惨白的三太太。徐小孩被吊在院里的一棵桂花树上，剥光了衣服，小保队的人用枪托，家仆们用木棒，一顿狂打。徐小孩挣扎着，不住口地骂，淡黄色的花叶像雨一样地落下来，落在徐小孩的身上、地上。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满院子里都飘着桂花的香气。徐小孩流出的血，很快就凝结在身上，在火把映照下，徐小孩仿佛一块悬吊着的黑红色的琥珀。无论黄芽儿怎么哀求放人，郑财主纹丝不动；黄芽儿下跪、磕头，额头磕出了血，郑财主眼睛都不屑一扫；最后黄芽儿哭得昏死了过去，他才叫人停住毒打。郑财主叫人把血肉模糊的徐小孩架到一间杂物房，派人看守，说转天一早送给国军领赏。
徐小孩已经昏死过去了，看守他的两个家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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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会跑走，就把门别上，呼呼地睡起了大觉。但是第二天，徐小孩不见了。他是怎么跑走的？院门紧锁，石墙有两人多高，没有人帮助他，他肯定自己跑不了。郑财主怀疑是黄芽儿在其中做了手脚，因为那个大院里只有黄芽儿有救人的可能，但是黄芽儿死不承认。郑财主也找不着证据，因为那天晚上郑财主睡得很沉。白天又是婚礼，晚上又是忙着设计抓捕徐小孩，他早已是心神俱累，再加上终于如愿得到黄芽儿，夜晚在新房又不惜体力地狠要黄芽儿，所以他是太累了，那晚就是有人把他抬出屋他都醒不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黄芽儿后半夜是否出过屋。再加上新婚的郑财主正宠着黄芽儿，对黄芽儿也没有什么办法，最后只好吓唬说，一旦要是查实是她放走了赤匪，绝轻饶不了她。
我三哥充满了疑惑，徐小孩受了那么重的伤，而黄芽儿又是一个瘦弱单薄的十五岁女孩，她是怎么把徐小孩救走的呢？
徐浮安说，怎么救走的，谁也不知道。但肯定就是她救的，是她后来自己说的。可是细节她从来不对别人说。过去的事也没人问了，谁还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感兴趣？
我也陷入思索，无法想象出那个过去了六十多年的大山中深秋的夜晚，两个年轻男女，不，是两个孩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于历史的讲述，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傍晚。我三哥说要请他们吃饭，边吃边谈，为了抓紧时间，吃完饭后，再到宾馆继续。见徐浮安瞅徐明祥，我三哥就笑着对徐明祥说，钱一人一份，二百块钱一分不会少。徐浮安不好意思咧嘴笑，小声地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三哥一挥手，走，吃饭去，然后回过身，对徐浮安说，就到你家开的那个饭馆去，给我们吃点儿当地风味。
徐浮安又瞅徐明祥，这时我三哥已经走出了屋门。我看见徐明样用眼色示意徐浮安，他们俩这才一起走出去。徐浮安总是看徐明祥眼色行事，我感觉这里面有事，但又一时猜不出是什么事。
枝岈关的夏季，晚上凉风习习，风中带着涩涩的青草香味儿。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山泉流淌的声音，不大不小，仿佛有谁在远处弹着古筝。点点灯光在树木缝隙中闪烁着，夜晚显得魅惑和诡异起来。许多游客走在山坡路上，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欣赏山中夜景。他们穿着鲜艳而时尚的衣服，在夜晚的大别山，倒也特别吻合，好像没有一点隔阂。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父亲，我不知道三哥想没想，反正我来到枝岈关，看见什么场景，都立刻会联想起彼时父亲在做着什么。
徐浮安的饭店不大，倒也十分干净。他老婆非常热情地迎出来，她个子不高，但非常结实，她把我们让到一张及至膝盖的圆桌前，圆桌四周有几个小圆凳。我三哥肚子大，瞅着小圆凳直皱眉头。徐浮安说，今天吃吊锅，这是大别山一带最独特的风味了。我三哥坐下来，试了试，也还可以。
吊锅，就是从房顶上下垂一个竹竿，竹竿下端有一个特别怪巧的机关，把吊锅挂上去，手一按那个机关，就可以将吊锅上下调整。桌面上有一个火盆，正好对着吊锅。
我三哥一上来就在桌面上放下一千块钱。徐浮安愣住了，表情有些激动，连说用不了这么多，您给得太多了。徐明祥也有些吃惊，但他还是比徐浮安老练，他看了一眼徐浮安，似乎是要他接受。徐浮安拿起钱，小心地放进衣袋里，又用手按了按，这才连说谢谢。这场景被我看见了，觉得他们俩之间好像有什么秘密。我三哥抽着烟，兴奋着，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小动作。
吊锅里放着山鸡、野蘑、山猪肉，还有说不上来的各种山珍海味，味道奇香无比。我们喝的是米酒；徐浮安说是自家酿造的，喝一口，果然味道不俗。徐明祥和徐浮安不断地向我三哥和我敬酒。我三哥酒量很大，喝了不少，他们俩也喝了不少。于是酒桌上特别热闹，徐明祥和徐浮安的话也比刚才明显地增多。
徐浮安用手指着徐明祥说，你的老爹爹太坏了，当年总是坑我们家的钱。徐明祥又说徐浮安，没有我家老爹爹，你家老爹爹的家财早让土匪抢了。两个人都不断地指责对方，语气强硬，但却面带笑容。
我三哥问他们，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住在枝岈关。两个人说是的，从没有离开过，而且他们的父辈也都没有离开过枝蚜关。他们还说，无论是小保队白军的后代，还是赤卫军红军的后代，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往哪里走，都是大山，出不去的。
我三哥还是不明白，上辈人那么大的仇恨，赤卫军和小保队打得如此惨烈，难道对后代的人就没有一点儿影响吗？
徐明祥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徐浮安说，就是有仇恨的话，又能怎样？喝的都是山上流下来的水，我家浇完田他家浇，都在一条路上走着，过去的就过去吧，再找寻过去，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才不犯那个傻呢。
我看见三哥愣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徐浮安像是喝多了，他从吊锅里夹上一块肉，像一个耳朵的形状。他举着“耳朵”说，要说仇恨，红和白仇恨大着呢，解不开又能怎的？就说这“耳朵”吧。
徐浮安又讲起来。当年大部红军离开大别山以后，当地反动武装特别猖獗。小保队和白军对赤卫军和留下来的红军特别凶狠，当时放出狂言，割下红军和赤卫军的一只耳朵，赏大洋两块。听说不到半年，光是枝岈关的小保队，就有了一箩筐的耳朵。
徐浮安说听他奶奶讲，那一箩筐的耳朵就放在小保队的大院里，吓人呀。没人敢凑前，就连饿极了的野狗都远远地躲着那箩筐，不敢靠过去。隔着那筐百步以内，就是把牲畜们往前赶，它们也绝不往前再迈一步。
徐明祥也说，当时就连伤病员抓着了也要杀掉。杀掉前，还要挖眼睛、掏心。有一次，在一块水稻田里，一下子就砍死了十几个红军伤病员，把稻田里的水都染红了。后来听老辈人说，那块稻田里长出来的稻子，都是红颜色的。白军还曾经抓住过女红军，有十几个人，每人都一百大洋卖到了城里窑子，有的是几个人糟蹋一个。那些女红军年岁都不大呀，还都是女娃子。
我三哥问，那徐小孩呢，他面对着这样的残暴，做什么了？
徐浮安说，听我奶奶讲，徐小孩站在山上朝天喊，不把那些割耳朵的恶魔们全杀光，他永远不会放下枪。
有一天夜里，已经当了赤卫军队长的徐小孩，带人袭击了小保队，杀死了三个小保队员，把那一筐的耳朵抢走了，后来听说埋在了山上，还在埋的地方种了松树。那时候大别山一带只有少量的红军，大部队都去北边打仗了，留下来的打仗的都是红军伤兵和赤卫军，而且赤卫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有的只有十四五岁。怎么说呢？就是一群孩子，再加上枪支不好，弹药不足，所以只能打游击。徐小孩带着人，一天都没停过和白军、小保队打仗。那时候一到晚上总能听到枪声，小保队的人也被打死不少。他们怕徐小孩，可就是抓不住他。
我三哥问徐浮安，你奶奶黄芽儿还活着吗？徐浮安说八年前就死了。我和三哥都一愣，问徐浮安去省城，是否是在他奶奶去世之后，徐浮安想了想，说是的。我三哥再问，你家中还有其他年岁大的长辈吗？
我三哥说想见一见。但徐浮安却望向徐明祥，徐明祥打岔，然后说起别的事，说要给我三哥唱当地情歌。
我三哥说他现在不想听什么歌，就是想让他们找一找上岁数的老人，他要当面问一些问题。两个人对一下眼神儿，说不认识。看我三哥不高兴了，才勉强答应了。说是明天要带一个叫老八叔的来，他是万事通，全知道。三哥问他们为什么不早说，徐明祥吭哧着，借酒装醉也不解释，仍举杯劝酒。我三哥掉下脸说，不喝了，累了，回宾馆，明天再说。
回到宾馆，我对三哥说这两个人好像在耍鬼把戏。三哥说他早看出来了，那个徐浮安肯定是假的，是个冒牌货，什么事一说到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事，他总要想一会儿，怕说错了。可不管徐浮安是真是假，只要能帮我们找到老宅就行，他们不就是为了钱吗？给他们。
过了一会儿，三哥把手机打开，打了一个电话。三哥打电话，喜欢直着身子，而且面容严肃，像一个正在指挥打仗的首长一样。他不说话，只是听对方说，只是嗯嗯着听，好半天才放下电话，然后又关掉手机。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最晚后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