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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外宣布，他的生日要改在每年12月26日，即伟大领袖毛主席过生日那天，他也过生日。可这一次段领导可没有交上好运。立刻有人反驳他：你他*的算什么东西？敢和毛主席一天过生日，你也配？于是，这就成了段领导的罪过，他在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被人拿了下来，幸亏老段平常人缘不错，有一些共同造反的战友们努力保他，他才没有倒更大的霉，他的7月1日的生日也不敢过了。又退回到他原来的生日了。造反派里的战友们为了保全他，便让他来这个工程队了。30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头发已经灰白了。他感慨地说，当时他也是懵了头，不知道怎么表现进步才好，才闹出了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平常人缘好，打他一个反革命，也不在话下。此是闲话，带过。
再说老张，让人奇怪的是，老张星期天从来不加班。每个星期天他也不睡觉，他总要下山一趟。星期一上午按点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管理我们的段指导员也从不问老张干什么去了。于是，老张的行动就格外神秘起来了。
队里边有几个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哪里都有，别看同样是犯了错误的，就能有人汇报你。写到这里，谈歌有些悲哀，套用一句古诗：同是犯错误，揭发何太急？）就向上告发这件事。其实这些揭发者也未必觉悟程度有多高，大概是觉得老张能出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这里边应该有忌妒的心理。李大年也是一个。
李大年是队上的挖土工。他原来是一个工厂烧锅炉的，有一次喝多了酒，就说美国的日子比中国好过。苏联的卢布好，结实。就有人告了密（那年代告密的人似乎特别多），上级就给李大年办学习班，要他承认错误。李大年咬住了牙，不认账。他反驳说：我没有去过美国，怎么能知道美国好不好呢？我也没有穿过苏联的卢布，我怎么能知道苏联的卢布结实不结实呢？这是给我李大年造谣生事。再查，也无实据，于是就把李大年发到这里来了。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此人身材高大，似乎精力特别充沛。他偷偷跟踪过老张两回，那一天挺晚才回来，进了屋，李大年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直勾勾地望房顶。我奇怪地问：“大年，你怎么了？”
李大年翻身坐了起来，直着眼睛看着我，说了句：“乖乖，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你知道我发现了老张什么？”
我不解地问：“你能发现什么？莫非你发现老张搞女人去了？”
李大年看了看我，又小心地看了看门，门紧紧关着。李大年跳下床，凑到我身旁，小声说道：“这老张，刚下山，就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天！是小汽车。冒着一道烟就把老张给拉走了。这老张是什么人啊？”
汽车？而且还是小汽车？我的脑袋也懵了。老张是什么身份的人啊，竟用小汽车来接？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你没有看错？”我这话问得有点儿多余。那么大的一个汽车，李大年断不会看走眼。也绝不会把牛车看成小汽车。年轻的读者读到这里，可别怪我和李大年大惊小怪，当年的街上可没有这么多小汽车。一个城市的革委会（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府），也顶多就是配一辆伏尔加（一种老式进口轿车），剩下的也就是几辆吉普车。我们在这大山里能见到小轿车，岂不是新鲜。
从古至今，大概人类的好奇心是非常活跃的。我本不是多事儿的人，可好奇心也被老张勾了起来。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早早起来，偷偷跟着老张，果然，他大大方方地走到山下，真有一辆小轿车在山下等他。一个穿便衣的年轻男人还替他打开车门，他钻进了汽车，汽车便开走了。我和李大年都瞪大了眼睛，现在回忆，当时我们的目光里大概除了惊讶，不会有别的内容了。回来的路上，李大年对我讲，那是上海牌小轿车。天！上海牌小汽车，那都是省长以上的干部才能乘坐的啊。
老张是星期一早上回来的。我们猜测也一定是用小汽车送回来的。这个神秘的老张，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心里一点儿也猜不透。我开始跟他套话儿。我装作闲聊天的口气，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老张笑了笑，他说他是厂子里的清洁工。他说话时不像撒谎。他还给我讲了搞清洁的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方法，至今我还记得并使用。比如扫地时一定要把扫帚沾上水，否则容易搞得尘土飞扬。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砌墙这活儿。老张笑了，说：“这还用学吗？谁不会啊。”
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李大年谁也不睡懒觉了。我们看着老张下山，我和李大年就悄悄地跟在后边。
老张回头看到了我们，就笑道：“你们两个这是去干什么啊？”
我嘻嘻笑道：“没事，跟你去玩会儿。”
老张笑着摇头：“不行吧，人家可是不让你们去的。”
李大年说：“你就带我们去一趟吧。”
老张不说话，继续往山下走。到了山下，那辆小汽车果然等在那里。这次我们看清楚了，这是一辆军车。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盯着我们认真打量，很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啊，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和李大年互相望望，说不上话来。老张笑了笑：“他们是跟我一起干活儿的。早晨起来锻炼身体，正好送我下山来了。”
便衣男人点点头，不再理我们，对老张说：“您请上车吧。”
老张似乎有些无奈地看看我们，便上车了。车就开走了。
我和李大年无趣地看着车远远地走了，便沮丧地走了回来。
我们回来就奇怪，老张是个什么人啊？为什么会有部队的车来接他呢。我们还都听清楚了那个便衣男人对老张讲的话，他使用的是“您请上车吧。”您？如此尊重老张，老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和李大年终于忍不住了，我们去问了段指导员，段指导员苦笑：“行了，你们就别追问了。反正老张下山是请了假的，也是准了假的。我还告诉你们，这假不是我准的。是上边。懂吗？上边！”
上边？这就更让人生疑了。我们怀疑老张是一个大官。李大年甚至说，老张肯定是落魄的大人物。否则，那每个星期天早早在山下等他的小汽车，怎么会来接他呢？
可是没有证据。
李大年相信，老张的真实身份肯定会被揭秘的。我也相信。
可是我们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也就是半个月之后，毛主席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也揪出来了，防空洞的活儿停止了。我们就各回各单位去揭批“四人帮”了。其实我们能揭批个什么啊？我们也不认识“四人帮”。
这几个月挖防空洞的工作，我没有别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还真交上了朋友。比如李大年，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人们都说个子大，心眼少，可他是个例外，个子大，心跟儿也大，“文革”后，政策刚一放开，李大年就从厂子里辞职了，自己干生意了。他从银行贷了一些款子，就开了饭店，饭店越开越大。几十年过去，他在我们市里边开了三个大饭店，他还把两个连锁店，开到省城去了。而且北京、天津都有分店。而且开一个火一个。当然，这些我都是听说。“文革”后，我的工作变动了一下，调到了外埠，过去的朋友工友们来出差，总免不了找我聚一聚，话题总是少不了这个李大年。有人还告诉我，李大年手下有高人。这个高人指导着李大年开饭店。这个人姓张。（其实就是张全礼，可是我当时就是想不起来。）
前年夏天，我回去了一趟，李大年把我请到他的第五个新开业的“望月楼酒店”里，我真的吓坏了。眼睛都看直了。这个“望月楼酒店”就是放在北京上海，也应该是高档的。十五层的高楼，非常气派。上边十层是住宿，下边五层全是酒店的生意。酒店外边排满了小汽车。我笑道：“生意真好啊。”
李大年笑了，他拿目光瞄了瞄那些不断开来的小汽车，低声道：“有了他们，我这生意还能不好吗？不瞒你说，来晚了，他们都找不到停车位。”
我们不言而喻地哈哈笑了。
李大年自然要请我吃饭。他还找了几个陪吃的。我们被安排在三楼非常豪华的一个大雅间里，一张能坐三十个人的大餐桌。我看到了已经被李大年请来的几个人。有三个我还能认出来，都是当年一起挖过防空洞的。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李大年不时出去，他悄悄告诉我，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客人，需要他出面见一下。
李大年看看表，对我说：“一会儿你见一个人。”
我问：“见谁？”
李大年笑道：“老张。”
我一时懵住了：“老张？哪个老张？”
李大年怔怔地看着我：“老张，老张你也记不起来了？”
我还是想不起来：“哪个老张么？”
李大年看着我，突然笑了：“看你这记性哟，怎么连老张都忘记了。老张啊。张全礼。”
“张全礼？”我懵懵地看着李大年，还是想不起哪一个老张。
几个挖防空洞的人也都笑了，其中一个告诉我：“老张，就是李大年的总经理。李大年这几年发财，全凭老张出力啊。”
另外一个人奇怪地看着我问：“你真的不知道张全礼？”
说话的神色好像我不知道刘德华一样。张全礼是刘德华一般的明星级人物？
我还是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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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年的目光有些泄气，他苦笑了：“你这记性啊。你一会儿见面就知道了。他还总打听你呢。”
说着话，门就开了。
一个已经有了些年纪（大概有七十多岁的样子）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腹便便，走路有些迟缓。他左右跟着两个漂亮的服务小姐，显然是专门搀扶他的。他缓缓地走了进来，目光浊浊地望着我，张张嘴，似乎要说些什么，可是他没说出来。而此时，我的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了，我啊了一声，站起身，大喊一声：“老张啊！”
果然是老张。他朝我微微笑着。
那天晚上，我真喝多了。我住在酒店的高级房间里，躺在高级的席梦思床上，却睡不着了。我想着老张酒桌上对我讲的话，还有他那些传奇故事。我总算知道了老张原来是干什么的了。这一年，我的一个名叫石桥的朋友正在编辑出版一套《保定技术人才辞典》，向全国各地发信：征集稿件。于是，我便以人物辞典的格式给老张写了一个词条：
张全礼：男，1930年生人。祖籍河北保定安国，字周详。幼年随父亲到重庆学习川菜手艺，12岁上灶，被人称为“童子川菜”，一时名声远扬。1945年，随父亲由重庆转到北京独自开饭店。以“童子川菜”在北京走红。解放后，曾经在北京饭店担任厨师长，国家特一级厨师。后多次出国，在大使馆担任厨师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至力市某工厂劳动改造。文化革命后，与至力市著名企业家李大年合股开办饭店。现为至力市政协委员，国家烹饪学会理事。
有一件事，老张始终没有回答我，我在酒桌上问了他两次：“老张啊，那年总在山下接你的汽车是什么人的？”老张哦哦着，笑而不答。后来，我又问过李大年：“大年啊，那神秘的小汽车是怎么回事？老张没跟你说过吗？”李大年沮丧地说：“我问过他多少次，他从不说嘛。”
是啊，每个人都有秘密啊！
原刊责编 朱宝柱
＇作者简介＇谈歌，男，1954年生，河北顺平人。1971年参加工作，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当过工人、宣传干事、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都市豪门》，小说集《大厂》、《人间笔记》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篇小说《大厂》、短篇小说《燕赵笔记》分别获本刊第七、九届百花奖。现为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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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上司
潘向黎
女人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往往被年龄弄得心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一岁一岁，好像列车飞驰，眼看就要到终点。当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女人好年月的终点。等到过了三十岁，才知道那种未雨绸缪的闲愁都是奢侈的，也是无病呻吟的。因为等到事情落到了身上，根本不是原来担心的那回事。三十一，不还是一吗？后面还有二、三、四……永无尽头一般。到了三十五六，收拾打扮一下，走出去比起二十岁女孩，另有一种风姿，那风姿背后的年龄就像酒的年份，除了高手不是轻易猜得出来的。
但是终究是不一样的。瞒得过旁人，瞒不过自己。渐渐的，就知道年龄的厉害了。第一是不能随便哭了。如果伤心的时候不控制一下，稀里哗啦哭上一场，到第二天脸还是肿的，眼睛像金鱼，眼角细纹全都像加了显影剂一样一目了然，就连用“超柔超细”的纸巾擤过的鼻尖也会先发亮后蜕皮，谁多看一眼都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失意和凄惨。唉，谁能想到，连想哭就哭都是年轻的特权。第二是不能熬夜了。年轻时不要说一夜，就是两夜不睡，白天照样该上课就上课，该上班就上班，胃口也不减，肤色清爽，眼睛发亮，哈欠都不打一个。到了如今，要是一夜没睡好，第二天照镜子，整张脸都是枯黄的，眼睛干涩得张不开，下面却挂着两个大眼袋。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脸色就成了灰色的，只能用化妆来补救，偏偏连粉底都不贴服了，涂薄了盖不住，涂厚了像戴一个假面具。
钟可鸣今天就是带着这样一张假面具来上班的。她刚坐定，心想要不要来一杯黑咖啡提提神，偏偏韩笑言就一阵风地扑过来。“领导领导，这个你签字。”
是她到香港出差的报销单子。钟可鸣签了字，就看着韩笑言的背影发呆。她的背影就是两个字，轻盈。这不光是因为她苗条，而是一种体内的弹性在作怪，钟可鸣也是苗条的，但是大了十岁，这种弹性已经消失了。至于韩笑言的脸，不用看也知道，她一贯地素着一张脸，五官说不上什么出奇，但是皮肤毫无瑕疵，又白又细又嫩，像吸饱了水的花瓣，而且不是开得快凋谢的花，而是初绽——整张脸的皮肤都是紧绷绷的，所有线条舞蹈般的向上扬，一望而知还可以让人眼前一亮许多年。想到自己今天假面具一样的浓妆，钟可鸣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谁不想自然本色？谁不知道清水出芙蓉最好？可是你要有本钱。这个本钱，一是天生丽质，二是年轻。一旦不再年轻，天生丽质也是不能依靠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自己的丈夫、天杀的陶丛才会迷上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钟可鸣不愿意骂她狐狸精啊骚货什么的，那样显得自己没教养，即使是私底下，也只是骂她不要脸、没家教、将来肯定会有报应，等等。基本上，钟可鸣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女人。
一离开钟可鸣的视线范围，韩笑言的笑容马上不见了。她回到位置，刚坐下，像被什么硌了一下似的，马上又站起来，就那么站着想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出去。
韩笑言又钻进了厕所。她飞快地闪身进了一个格子，脱了裤子坐到抽水马桶上，无缘无故地先抽了一下水，然后深吸一口气，将内裤的裤裆翻出来，果断地让视线停留在上面。她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内裤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她期待的红色出现。刚才的湿湿的感觉，让她又惊又喜又不敢相信，弄得心狂跳，结果还是当头一棒。
按照惯常的日子，例假在两星期前就应该来了，可是至今没有动静。都怪沙乐群，那天死活不肯用安全套，韩笑言被缠得心软，想到第二天可以吃事后紧急避孕药，也就没有坚持依了他。谁知道第二天突然要到香港出差，一兴奋一忙，结果居然把买药吃药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出差回来，已经过了吃药的有效期限，她虽然大吃一惊，但是还心存侥幸：就那么一次，不会吧？可是，例假竟然不来。大事不好，大祸临头了。
她当然不会放过男朋友沙乐群。先是把他打了一顿，然后又哭了两个钟头，沙乐群起初也有点慌，不知所措地安慰她，后来就提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是韩笑言想听的不是这个，她希望男朋友这时候出来拿个主意：如果是，怎么办？虽然她原先并没有觉得一定要嫁给沙乐群，但是事到如今，他应该说，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是，我们就结婚呗。他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他应该给她这个待遇。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