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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达鲁花赤（元朝官职位），主管三州民政。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后升为燕京路断事官，断事官是三品掌刑政的官，元朝初年常以相臣兼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3＇他任断事官的时候“轻财爱民，很有威望。”1251年蒙哥可汗即位，赡思丁奉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抚渝燕京军民”。后被任燕京路总管，亦多惠政，继升任采访使，在蒙哥汗伐蜀时，主持粮饷供应，军前未发生过粮草中断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赡思丁被任命为燕京路宣抚使，掌管本路军民事务。中统二年（1261年），赡思丁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是一个等于副丞相的官职，“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因为他德才兼备，恪尽职守职，深得朝廷的信任和器重。
至元元年（1264年），赡思丁出任陕西。赡思丁到陕西三年内，民户增加了9565户，军户增加了1255户，税收增加了6225锭，屯田粮增加了9721石，节省买钞331锭。至元七年（1270年）率军出征，在嘉定跟宋将昝万寿对垒。八年（1271年），有旨：“大军观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赡思丁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再一次到了嘉定，俘获宋将二人，战舰二十八艘。遂奉命在兴元主持行省政务，主办大军的粮饷。
至元十一年（1274年），63岁的赡思丁受命抚滇，可谓是临危受命，因为在1253年蒙古平大理国到1274年的20多年中，留守管理云南的蒙古贵族随意掳掠奴隶，骑兵肆无忌惮践踏庄稼，并把大量的土地围成牧场，激起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蒙古贵族虽然依靠大理旧主段氏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明争暗斗，使人民痛苦不堪，云南局势长期得不到稳定。忽必烈自己也承认“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就任命一向以“谨厚”著称的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他受命于危难之际。
临行云南之前，他找了熟悉情况的人，详细地了解了云南的山川城廓、水陆交通、特产资源、风俗人情等，心中有了初步的治滇方略，然后才动身去云南。到了云南后，赡思丁首先对元帅府、亲王和行政部门各自为政、互相争权的局面加以调顿。云南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之前，云南的最高长官是都元帅，其下设有万户、千户等官职，一切民政事务由武官管理。同时又有亲王、大理处行六部等，算是行政机关。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不明，矛盾尖锐，而少数民族地区又有土司统治，政出多门，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困苦。针对此情况，赡思丁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为地方政府——云南行省，把军事、治安等部门置于行省管辖之下，王府则只对行省起监督作用，不再管理行政事务。然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按照路、府和州县三级划分政区，在行省之下，分为37路、5府、101个州和县。各级分别委任了总管、知府、知州和县令。各级地方的隶属关系和管辖范围都得以明确，以往由“千户所”、“百户所”的武官和土司们随意行事地方行政权力的混乱状况得到克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成立，从此开创了行省简称省作为我国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把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组建成为地方政府，开创了行政管制的先例，而行省就成为了元代地方政府的模式，此后元代政府就是以云南行省为模式建立其它九大行省。可以说中国行省建制始于元代，而元代则始于云南行省，这是我国地方政治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赛典赤对祖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贡献。
（二）仁政博爱 惠泽百姓
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位华化的回回人，从小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又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集合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精魂，伊斯兰文化核心精神之一是人道的“宽容、博爱、和平”，儒家文化“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作为政治家的赛典赤·赡思丁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实践了这两种文化的精神，仁政博爱、惠泽百姓。史书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在元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即以“多惠政”知名，“轻财安民，甚有人望”被儒臣王恽称为“回回人当中有良心和道德的先行者。”
他任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后，采取绥徕远人的方针去感化“叛服不常”的一些交趾（今越南北部）人。赛典赤来滇初始，因形势复杂，朝廷征调湖广重兵开战、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新的灾难，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深谋远虑的赛典赤不拘旧怨，“遣人谕以逆顺祸福，誓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典赤郊迎，待以宾礼，交趾王十分感动，从此以后不再反叛，以藩臣归顺朝廷。”＇＇4＇＇在处理境内各民族关系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依靠武力，使得西南各民族和谐共处，社会安定。
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时，云南有几个土吏，因赛典赤·赡思丁没有重用他们，怀恨在心，到朝延控告赛典赤·赡思丁专权集制。元世祖看了看侍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我是知道的，这些人怎敢诬陷赛典赤·赡思丁。”便下令把这些人解送云南，交与赡思丁处置。赡思丁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除去他们的刑具，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大汗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因而控告我专权。我不认为你们有罪，我还要给你们官做。”这些人喜出望外，连连拜谢说：“我们犯的是诬陷罪，平章不但给了我们活命，又给我们官做，我们要誓死相报。”另据史书记载；红河地带的萝甸土司（当时云南的一个部落）抗命，他带兵出征，面带愁容。随从人员见了问他为什么如此愁绪？他说：“我并不怕打仗，只是担心你们在战争中不幸而死，又担心你们欺侮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老百姓逼反了，你们却又去征伐他们。”军队到达了萝城，已经三天了，还不见萝甸人有降顺的意思。部将及手下急不可待要请攻城，赡思丁不许。他就派人前去劝说萝甸土司，萝甸人表示愿意服从，但过了三天仍然不降。诸将奋勇请战，赡思丁还是不答应。将中有人擅自攻城，赡思丁大怒，急令收兵，斥责带头的人说：“天子是命我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他当声下令要严惩肇事的军官。这件事很快就被萝甸土司首领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是不吉祥的。”于是出城请降。赡思丁这次出征，没有杀一个人而取得很大的胜利。赡思丁的这种风范，在云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传开了，他们的首领纷纷前来，表示愿意接受行省的领导，并按惯例，这些首领都敬献重礼。赛典赤把这些东西分赐给从官或贫民，自己一点也不要，并设宴慰劳这些首领，送给他们衣服鞋袜。在赡思丁主政期间，云南政通人和，民族关系融洽。
（三）发展经济 兴边富民
当行省建立、郡县改制基本结束时，赛典赤同时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建设工作，其中治理滇池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至今受其赐”的规模最大、最科学的水利系统工程。当时滇池时常泛滥，雨季甚至漫过城墙进入中庆城内，滇池以东地区则又因缺水而使农田遭受干旱，成为制约滇中地区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一大隐患。赛典赤亲自主持了大规模治理滇池工程，组织中庆的军民凿开石龙坝，疏开口河，使滇池水顺利泄出，获良田万顷。又疏浚了滇池上游的盘龙江、金汁河等六河，在盘龙江上建松花坝，“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涝则蓄之”。这是滇池地区第一批规模较大的水利设施，不仅控制了滇池水患，还新辟了大量良田。之后这一带“屯田大兴”中庆路屯田的面积，约占全省屯田总面积的1/3，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云南各族人民对赛典赤·赡思丁治理滇池十分感激，誉之为“李冰凿离淮”，传颂至今。元代以后历代对滇池的治理，也基本上是沿袭赛典赤·赡思丁疏六河、扩海口的办法，松花坝经历代加修，至今仍是滇池地区水利枢纽工程之一，仍在造福于春城人民。
针对云南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状况，赛典赤下令大力修筑驿道，并沿途设置驿馆，还在荒野无人、盗贼出没之所置镇，派驻官员，保护行人商旅。以中庆为枢纽，到达今四川宜宾和成都、广西南宁、贵州、湖南的驿道相继修通；省内自中庆经大理、保山、德宏至缅甸北部的滇西线、自中庆经蒙自到今越南北部的滇南线和自中庆经元江至今景洪的滇西南线的驿道都得到了修治。驿路的修建打通了云南与中原及邻省、邻邦的交通往来，为先进技术和外来移民的进入、各民族的交往创造了便利条件，促进了边疆的开发。而且，云南行省能始终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行省能对各地进行有效的控制，驿传的普遍修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赛典赤对民间的商业贸易采取了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薄征税以广行旅”，“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进，皆候农隙”。并从云南民族习惯出发，仍用民间传统货币——海贝作为交换媒介，而不强制实行全国统一的钞法，保障了云南民间贸易的发展。
元代以前，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理。赛典赤·赡思丁建立云南行省后，决定把省治设在中庆（今昆明地区）。一方面是因为中庆地处滇中，利于统摄全局，并可借以摆脱大理国残余势力和段氏总管的牵制；另一方面中庆地势平坦开阔，自然条件较好，与内地联系也较为方便，有发展前途。赛典赤到中庆后，导水治桥，扩建城市，使中庆崛起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西南重镇，改变了云南的政治经济格局。今天的昆明尽管比当年扩大了许多倍，但元代中庆城区所在的正义路、南屏街、三市街、长春路、金碧路仍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可以说，赛典赤·赡思丁在700多年前就奠定了昆明这一省会城市的基础。而随着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内移，云南与祖国的联系也更密切。
赛典赤·赡思丁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增强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郡县制在云南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史载“云南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里变成了富庶之地，现在越南南部土司非常羡慕，陆陆续续的前来诚服，让赛典赤·赡思丁收他们自己的领土作为郡县。”由此可见，赛典赤的各项政治政策不仅卓有成效，而且深得人心。
（四）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政策
赛典赤·赡思丁入滇以后； 在中庆首建孔庙，兴办儒学。至元三年（1276年）赛典赤·赡思丁在鄯阐的五华山上修了一所学校，劝导各族子弟入学，并从内地选聘学者、文士前来任教，宣传儒学，使儒家文化在西南边陲得到广泛传播。还在鄯阐、大理、楚雄、典靖等地办起了学校，从而加强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文化联系。同时；作为穆斯林，他在中庆等地建立了12座清真寺；发展回回伊斯兰文化；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是推行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政策。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互竞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又是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前提，更是避免文化冲突，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基础。赛典赤·赡思丁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对于多民族的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仍有暮鼓晨钟的历史借鉴意义。
公元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与世长辞，消息一经传出，朝野震悼，“百姓巷哭”。元世祖忽必烈“思其功德，嘉念不忘”，对其“四川分陕，朝廷无西顾之忧；六诏行台，郡县奠南服之理”的功绩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追封他为“咸阳王”，“雍国公”。赠其：
“守仁佐远安远济美大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诏云南诸臣尽守臣礼。赛典赤虽逝，德政尚存，敢有更易者，诛之。”并责令继任者“尽收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5＇
闻其病故，交趾国派遣十二位使臣远道奔丧悼念，使臣沿路“哭声震野〃，祭文如泣如诉：
至元甲戌 赛公忽临 口传天敕
慈仁之至 天疆以南 日月光霁
生我育我 慈父慈母 秋毫不侵
田园富有 愿公祗公 永福永寿
胡为苍天 短公之寿 公去无怯
我苦谁怜 连年兵刃 血满田园
哀哉赛公 我心忧伤 礼宜临丧
躬致瓣香 索我如羁 遣使酬觞
愿公之灵 阴福吾国 哀哉赛公
昊天之德 呜呼尚飨＇6＇
春城的老百姓在昆明建起了“报功祠”，俗称“咸阳王庙”，以表达他们永远的哀思。如书记载：
“滇之士女每于王故之辰，扶老携幼，望垅遥祝，如集如市，如考如妣。总以王之慈惠，治于六诏，德化翕于天人。凡有水旱厉殃，悉祷于王，无不响应。”＇7＇
云南的回民尊称他“咸阳王巴巴”，每年都举行宗教仪式“尔麦力”深切地怀念他。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赞赏咸阳王“抚绥南诏，弘仁伟绩”，下诏将赛典赤·赡思丁入《阴骘书》，以传后人。洪武二年（1369年），又诏令全国推行赛典赤·赡思丁首创的社学馆、养济院等普及教化与社会救济事业。永乐皇帝更是赞誉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施行的仁政：“昔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身享富贵，始终荣显，其后保有功名，与宋同休。赡思丁之用心，岂下于彬哉！”＇8＇
今天“赛典赤·赡思丁陵墓”依然坐落在昆明市的松花坝马家湾，是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航海巨人，世界的郑和
现代世界历史的开启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长久以来被与欧洲的现代历史并轨在一起，甚至成为了一个不被质疑的欧洲神话，是哥伦布的新航线揭开了现代世界历史的新一页，这种东方主义话语不仅成为佐证欧洲中心论的原料，而且遮蔽了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神话在21世纪初被颠覆了。2002年一位英国的海军将军、学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遍访120多个国家，查阅900多个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资料，积14年的潜心研究，出版了他巨著《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以翔实的资料向世人宣布：“郑和首先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石破天惊，惊涛拍岸，尘封已久的历史显现了它的真相，是东方的郑和———位中国的回回穆斯林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帷幕。郑和——这位回回人走进了中国人的视界，也带着中国人的自豪让世界走进了2005“中国郑和年”。
郑 和 墓
（一）才负经纬，七下西洋的和平之旅
郑和＇9＇出生于云南显赫的穆斯林世家，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洪武二十三年，燕王朱棣受封北平，督师北伐。当时身为宦官的郑和以文武双全，精明果断深受燕王的赏识。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29岁的郑和随从南征，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特别是在建文三年的郑村坝（今北京东）一战中，表现神勇，功勋卓著，受到朱棣器重，朱棣给他赐姓郑，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故时人称之为“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郑和一生功勋卓著，最伟大的成就是作为“钦差总兵正使”，率领由62艘“宝船”和百余艘供应船只组成的庞大使团七下西洋，历时28年（1405…1433）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等携带朱棣给各国的“敕书”，率领27800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他船只，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船队满载织锦绸缎、布匹、陶器、瓷器、金银铜铁器及钱币、馈赠品等，从龙江船厂出发，由江苏太仓刘家港入海，经福建五虎门，抵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南渤里（以上均属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于五年九月初还朝。
永乐五年九月底，郑和沿着第一次开辟的航路，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船队先后抵达占城、暹罗（今泰国）、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南渤里、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端卡亚帕塔纳姆）、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等国。此次航行，郑和每至一国，即开读朱棣“敕书”，要求各国“只顺天道，属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欢迎各国“虏诚来朝”（＇10＇）。完成任务后，于七年六七月间返朝。
永乐七年九月下旬，为巩固明朝同已通好国家的关系，郑和率船队第三次下西洋。从刘家港出发，抵达占城、真腊（今柬埔寨）、淡马锡（今新加坡）、满剌加、阿鲁（今马六甲海峡阿罗亚群岛）、苏门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