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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经堂到高等学府：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科研的拓荒者
经堂教育是回族独创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教育形式，它不仅为回族社会文化传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师和宗教学者，也在事实上开创了中国最早形式的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并且，从这一古老的民族宗教教育形式中，培养出了当代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教学的拓荒者马坚、纳忠等人，实现了从经堂到高等学府的对接。
经堂教育的创兴
经堂教育是回族社会的传统的宗教教育制度，其首倡者为明代陕西经师胡登洲（1522…1597年），后人尊称为“胡太师”。他是陕西咸阳渭城人，自幼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书。由于回族的先民多是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到了明代，母语的丧失使得伊斯兰教仅凭家传口授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胡太师有感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在家收徒讲学，倡导学习经典。胡登洲倡兴的宗教教育，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吸引各地穆斯林“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他的学生代代相承，分布全国，带动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从其二传弟子开始，教馆从私家移入清真寺，在寺内招徒授经。此一教育制度的创立，对回族社会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意义。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各地因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的不同，形成风格各异的学派。早期，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形成精而专的陕西学派。明末清初，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授徒众多，形成博而熟的山东学派。清代中叶，在马德新、马联元倡导下，云南出现中阿并授的新学派。
经堂教育的宗旨，是为各地清真寺培养经师、阿訇，并对回族传授宗教知识。正式学员称满拉或海里凡，意为学生或接班人，分初、高两级。初级阶段主要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简明教义、《古兰经》和圣训选读等。高级阶段要学习阿拉伯语高级语法、修辞学、波斯语、《古兰经》及注释、圣训、教法学、教义学等。学员完成学业后，经讲学阿訇鉴定许可，为他挂幛、穿衣，即获得毕业资格，可以到各地清真寺应聘任职或开学授徒。经堂一般都附设小学，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教育。有的地方还对成年穆斯林进行业余宗教教育。在经堂教育中，形成了一套以汉语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经堂语”，以及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小经”，并形成了经堂教育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即通常所称的“十三本经”。因此，经堂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是一种培养宗教人才、普及宗教知识的宗教教育制度，也是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同时也是一种涉及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成熟的经堂教材体系
经堂教育的制度化和成熟，集中表现在其教材体系的成熟上。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俗称“十三本经”，又称为“赛拜嘎”经，意为“逾过、竞争”，又引申为“步伐、教程”。就是说这十三部经典一部紧跟一部，如同长途跋涉或赛跑，要想达到终点，必需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因此，这是一套循序渐进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包括：
1．《连五本》，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共5卷，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编订者为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亚特。
2．《遭五·米素巴哈》，意为“挑亮明灯”。是对《连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诠释，因此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图勒孜（1143—1213年）。
3．《满俩》，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阿拉伯语法理论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是波斯诗人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年）。本书是对埃及学者伊本·哈吉卜（1175—1249年）所著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
4．《白亚尼》，意为“阐明”“解释”，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作者是中亚呼罗珊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
5．《阿戛依德》，意为“信仰”，通译“认主学”。作者是欧麦尔·奈赛戛（1068—1142年），主要论述伊斯兰教义学，因此是一本伊斯兰哲学教材。
6．《舍来哈·伟嘎业》，教法学教材，作者是麦哈木德（？—1346），注释者是麦哈木德的孙子率德仑·设里尔，后来又有许多教法学家对其进行了边注。这是中国穆斯林一直沿用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名著。
7．《虎托布》，是对四十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
8．《艾尔白欧》，波斯文本，作者是哈萨谟丁，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
9．《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
10．《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意为“光上之光”，波斯文本，作者加米。是经堂教学中唯一一部波斯文认主学教材，被中国穆斯林看作认主学的最高理论。该书目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光辉的射线》。
11．《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文法》。书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或“教程”。是我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础波斯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回族学者、大阿訇常志美（约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12．《古洛斯坦》，意为“花园”“园圃”，是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作者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年）。该书也已出版有汉译本《真境花园》。
13．《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为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立法的最高依据，是伊斯兰信仰学、法学、伦理学以及历史学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迄今，《古兰经》的汉文译本已经有十几个版本。
可见，这些教材涉及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两种语文，大都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名著，学科领域广泛：从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到宗教哲学、教法学和神秘主义，再到文学和最权威的宗教经典。以这一系统化教材为基础的独特的经堂教育制度，是回族社会对祖国文明宝库的又一独特贡献，并藉此为祖国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既包括下面将谈到的阿拉伯语人才，也包括回族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和著译学者王岱舆、刘智等。
从经堂到高等学府的对接
清末民初，随着整个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回族社会也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传统的经堂教育开始向中阿并授的新式教育转变。在所有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可以说回族在发展现代教育方面是最为进步、最为投入的。回族创办的学校可以分为小学、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三类。在全国各地回族聚居区，回族创办的小学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这些小学或附属于清真寺，或为隶属于国民教育体系而又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学校，是解放后遍布全国的回民小学、民族小学的前身。中学的创办，最著名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西北公学、西宁的昆仑中学、临夏的云亭中学等。其中云南私立明德学校是云南回族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学和阿文专修等三个部分的民族学校，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至今在昆明仍有明德中学。在中等师范学校中，最著名的是创办于济南、后迁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这些学校都为回族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超出了原来经堂教育的范围。
在这些新式教育的基础上，回族社会的阿拉伯语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的赴中东留学人员，他们归国后成为我国高等学府中阿拉伯语教学与科研的拓荒者。在这一方面贡献较大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上海的伊斯兰师范等。1931年，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教师范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等四名学生，由教师沙国珍带领，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此后又先后有多批学生赴埃及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我国最早的阿拉伯语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学的开创者马坚和纳忠教授。
1946年，马坚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奠基人。此前的中国历史上，阿拉伯语只是回族社会代代相传的宗教语言。而今，阿拉伯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中国人学习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外语，并第一次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讲堂。1946年冬天，成达师范学校阿语专修班的10多名回族学员转入北京大学，成为东语系的第一批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6位教师全部是回族，除马坚外，还有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陈克礼、马金鹏。除陈克礼外，其他几位都是早年留学埃及的回族留学生。1949年，北大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二批学员，也全部是回族。1950年的第三届学生以后，才开始有其他民族的学生。
纳忠于1940年回国后，先后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教，1958年任北京外交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1962年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是北外阿拉伯语教学的奠基人。此外，留学埃及人员中还有云南人林仲明、林兴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为新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做出了贡献。
后来，国内又有多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其师资力量大多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回族学者在中国大学阿拉伯语教育中的拓荒之功，实在值得大书一笔＇③＇。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数百年回族经堂教育的积淀是密不可分的。
二、从汉文译著到外贸市场：阿拉伯语翻译事业的发展
回族作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产生的结果，天生具有沟通两大文化体系的兴趣和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阿拉伯语的回族，历代研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自然也成为中国最早的“阿—汉”、“波（斯）—汉”之间的翻译者。
明清两代的汉文译著
唐宋以至元明各代，回族及其先民一直充任汉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之间的翻译工作。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领域，回族先民把伊斯兰世界的有关知识通过翻译引进了中国，包括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在内的大批科学典籍被从阿拉伯语、波斯语译成汉文，促进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如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朱元璋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即一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籍。
明朝中后期，与经堂教育的兴起相呼应，回族先贤开始有目的地翻译、著述，向读不懂阿拉伯文经典的普通穆斯林大众，也向主流的汉族社会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学说，由此兴起了汉文译著运动。汉文译著运动的兴起，代表着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
第一个系统、准确地运用古汉语译述伊斯兰教思想的回族学者，是明末的王岱舆，下文还将专门讨论他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贡献。他流传下来的重要作品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在他之后，又有明末清初的苏州学者张中，译著有《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清初南京人伍遵契，译著有《归真要道》和《修真蒙引》；云南学者马注，译著有《清真指南》。清朝康熙年间，南京学者刘智把汉文译著运动推到了顶峰。他著述数百卷，行世流传的约有五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至此，主要以南京为中心的、以汉文著述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的活动已经趋于于成熟，为中国社会增添了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
清朝同治年间以后，在云南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汉文译著的学术传统，其代表人物有马德新、马安礼和马联元等。马德新，字复初，曾游历国内穆斯林主要聚居地区和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学术造诣深厚。他也成为清后期云南最为著名的回族学者和阿訇，他的著述，既有从阿拉伯文、波斯文译为汉文的，也有直接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写作的，范围广泛，除教义、哲学外，也延伸到天文历法、地理和翻译伊斯兰教经典等领域。马德新及弟子马安礼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马联元的《孩听译解》，都是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马安礼翻译的阿拉伯赞圣诗《天方诗经》用词古雅，表义准确，是此一时期汉译作品的典范之作。在云南这一高水平的经学传统的基础上，后来诞生了第一批现代回族学者马坚、纳忠等人。
现当代的回族翻译家
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的翻译运动以《古兰经》的汉译为标志，出现了一大批的翻译家。著名阿訇王静斋（1879—1949年）先后用古汉语、白话文翻译了三种版本的《古兰经》全译本，是近现代著名的译经家。此后，著名学者马坚在汉阿互译方面贡献最大：他翻译的《古兰经》版本是迄今为止最流行、最权威的版本；他还译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史》、《阿拉伯通史》等重要的学术著作；他把中国的典籍《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大大促进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纳忠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主编了教材《阿拉伯语》（十册）和《阿拉伯基础语法》（四册），是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阿拉伯语教材。他所主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卷本）的翻译工作仍在进行中，是当代译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纳训（1911—1989年），也是毕业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的回族留学生。他曾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他最著名的翻译作品是《一千零一夜》（六卷本），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阿拉伯文学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一大批回族儿女走出国门，赴阿拉伯国家留学深造或在国内从事阿拉伯语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其中的一些优秀学子，继续了回族前辈的翻译事业，很多人正在崭露头角。如青年学者张维真、马玉龙合作译有《圣学复苏精义》（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义乌市场上的弄潮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传统的学术和文学作品翻译以外，大量的回族阿拉伯语人才也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为我国与广大伊斯兰国家的经贸往来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义乌和珠江三角洲，很多来自西北回族聚居区的阿拉伯语人才正在这里大显身手。
浙江义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经过25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国际化商品市场，汇集了世界150多个国家的近32万种商品，年成交额达35亿美元。这里每年都有大量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据统计仅巴基斯坦商人有1200多人，共注册成立了200多家企业，义乌逐渐成为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的集散地。这里活跃着的阿拉伯语翻译人员，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就有约2000名。
根据新闻媒体的报导，自然条件比较贫瘠的宁夏回族聚居区，传统上处于靠天吃饭的情况，当地人们一直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回族社会一直有学习阿拉伯语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迸发出新的活力，为贫困地区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和致富机会。宁夏的吴忠市和同心县等都明确提出要利用当地回族人口多且回族有学习阿语传统的优势，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剩余劳动力学习阿语，从事翻译，并希望把宁夏建成中国最大的阿语翻译人才输出地。吴忠市已决定在义乌设立劳务输出服务站和劳务输出公司，决心把“吴忠阿语翻译”的品牌叫响扮靓，做大做强。
这样，经历了上千年传承的回族阿拉伯语教学，已不仅囿于宗教领域，而是既进入了中国的高等学府，也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