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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笔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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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三篇,里面充满了诽谤、诬告之词。以“减轻负面影响”为名,指责专案组不顾东州改革开放的大局,不考虑彭国梁从政以来的业绩,错误地对彭国梁采取“拘审”措施,不但如此,还将矛头直指提和我儿子,说我是我儿子房地产公司的后台,我儿子看中了动物园附近的一块地皮,诬陷我亲自打电话给彭国梁,希望他将地块批给我儿子,但是由于这块地是绿地,彭国梁坚持原则坚决不批,其间我儿子多次做彭国梁的工作,彭国梁都未妥协。文章诬陷我借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彭国梁。

我看了几篇《内参》后,肺都气炸了,我真是瞎了跟,一个我认为是自己情感归宿的人,在既得利益面前灵魂竟然扭曲成这个样子,简直让我痛心疾首。最可恨的就是拉林永清下水的人,这个人叫许智泰,是东州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的副处长,也曾经是《清江日报》记者,这个四处寻找机会向上爬的“小人物”。彭国梁已经被“拘审”了,他还坚持站在“贼船”上不肯下来。不仅如此,还将老林带上了“贼船”。以为自己知道我和林永清有一份感情,就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感情摆平彭国梁一案,妄想着彭国梁“蒙冤受屈”官复原职以后,他就成了彭国梁的患难知己;妄想通过这种所谓的仗义得到提携,简直是投机,这和彭国梁赌博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小人物”的那么一点可怜的“小心眼儿”。但是这点“小心眼儿”却为专案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张佩芬深知“万事俱大,舆论先行”的道理,利用三篇《内参》变本加厉地到北京活动,请那些与上层有关系的退休老领导为彭国梁一案“伸张正义”,一位老领导看了《内参》后,在张佩芬的鼓动下,竟然亲自找到上层为彭国梁“鸣冤叫屈”,还直接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干扰办案。幸亏清江省委班子是个不唯上、不信邪、敢于坚持原则的班子,省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秀英同志,无论是三篇《内参》还是诬陷你的一些匿名信,我都看了,我认为这些人的手段是卑鄙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让中央不信任清江省委、省纪委,进而达到无法办案的目的。但是你记住,中央、中纪委对清江省委、省纪委是信任的,对你本人也是信任的。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我对你儿子的情况做了了解,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根本就没开过什么公司。秀英同志,人间正道是沧桑,有省委和全省人民做你的坚强后盾,无论彭国梁案遇到什么干扰,你都要坚持到底。”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铁的事实将彭国梁一案办成铁板上钉钉的铁案。你张佩芬不是想翻案吗?我让你永世不可能翻案。

但是我也不能不佩服彭国梁的这位贤内助,竟然用一己之力与专案组抗衡,通过行贿手段,迅速建立了从北京到东州、从党政到公检法、从新闻单位到大学教授等几十人的庞大“救援班子”。一开始我还真低估了张佩芬的能量,彭国梁在东州市看守所气焰一直很嚣张,简直将看守所当成了疗养院。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我决定对彭国梁异地拘押,转移到昌山市看守所。没想到去了一个月,张佩芬就安插了内应,买通了一个叫武文忠的一级警司充当联络员。自从等案组成立以来,这个张佩芬就上蹿下跳,用金钱铺路,利用自己的关系四处活动,策划翻案,造谣诬陷。彭国梁更是又臭又硬,死不认罪,致使案子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粉碎彭国梁对抗查处、企图翻案的梦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掐断彭国梁、张佩芬与关系网的联系。经过专案组深思熟虑的研究,决定立即“双规”张佩芬、许智泰、林永清等人。

作出“双规”林永清的决定之前,我整整一夜没合眼,想不到与林永清二十多年的友谊与感情,到头来却成了妄想,当年我爱人离我而去之时,若不是林永清默默地支撑着我和儿子,我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一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事并不如烟,都说我是铁石心肠,其实不是我铁石心肠,是法不容情,更何况这场生死搏斗愈演愈烈,案件的复杂程度,早就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双规”张佩芬就以武文忠为突破口。一段时间以来,专案组发现张佩芬有一部尾号为777的手机同外面一部尾号为888的手机通话非常频繁,这两部手机前面八位数字又一样,后面三位数字又相近,邓宏昌觉得这两部手机大有玄机,便向我做了汇报。我指示专案组迅速查清888手机所在城市,结果查明两部手机都是在昌山市办的。邓宏昌认为,彭国梁正押在昌山市看守所,这个时候张佩芬的手机频频同昌山市联系,肯定这个大蜘蛛又将网织到昌山市去了。我问邓宏昌,还有没有其它线索,宏昌说,777除了与888手机联系频繁以外,还与昌山市一部座机有通话联系,我立即指示专案组火速赶往昌山市,控制住座机的主人,想不到这部座机的主人就是昌山市看守所一级警司武文忠。

武史忠在昌山市被“双规”后,我指示专案组迅速“双规”张佩芬、许智泰、林永清等人,专案组干得干净利落。在张佩芬的办公室,尚小琼从文件柜里找到一个纸包,包里全是复印的上告信和底稿,告的主要是我和刘一鹤。张佩芬的意图很明晰,就是妄想将水搅混,转移视线,使彭国梁逃避打击。

专案组还从张佩芬的皮包内发现一个大笔记本,本子里除了大量通讯号码外,还屡次出现“夫示”字样,我特意安排邓宏昌和尚小琼与张佩芬谈话,张佩芬狡猾地说,本子上都是她记录的一些小说素材,她自认为自己人生经历丰富,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本子里大多是她虚构的一些情节。想不到张佩芬比彭国梁还顽固,我只好组织人员对本子里大量可疑的文字进行破解,不破解不知道,成功破解这些文字后,专案组的同志都十分兴奋。原来本子里记载的是彭国梁东窗事发后,张佩芬为彭国梁翻案的话动计划和被她拉下水的各色人物内外勾结干扰办案的实录。其中,屡次出现的“夫示”就是彭国梁在看守所内向张佩芬发出的指示,这个本子简直就是个潘多拉盒子,但是对于迟迟没有进展的彭国梁一案来说,无疑是“芝麻开门”了。破解了这个本子,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百感交集。

晚上回到家里已经是夜半时分,我儿子还在书房读书,我问他读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是博尔赫斯的散文,有一篇文章讲到灵魂,写得很有意思。我欣慰地说:“给妈妈讲讲吧。”我儿子放下书说:“书中说有一位爱尔兰苦行僧,名字叫富尔萨。有一次他生病了,灵魂被天使挟持着上了天国,升腾时,看到四堆相距不远的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天使们解释说,那四堆火分别代表不和、不公、妄想和贪婪,那此火将焚毁世界。富尔萨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不断向自己逼近,非常害怕,大使们却说:‘不由你燃起的火是不会烧灼你的。’果然,天使们拨开火焰,富尔萨到了天国,看到了各种奇异的事物。当他返同地面的途中,那四堆大火又一次向他逼来,有个魔鬼抓起火里一个炽热的灵魂向他掷来,那是一个被打入地狱的人的灵魂。这个炽热的灵魂灼伤了富尔萨的右肩和下巴。一位天使说:‘你点燃的火现在灼伤了你,你在世时曾接受一个罪人的衣服,惩罚如今落到了你的身上。’富尔萨在幻觉中受伤留下的疤痕至死没有消退。”

儿子滔滔不绝地讲着,我却由于太累迷糊着了,梦中,我发现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从火堆里抓起一个炽热的灵魂抛向了林永清,那个炽热的灵魂正是彭国梁的。

41。我是省纪委六室主任、专案组组长邓宏昌

张佩芬被“双规”以后,我明确地告诉了彭国梁,彭国梁似乎意识到大势已去,开始用沉默对抗。尽管彭国梁仍然十分顽固,但是由于专案组撕碎了他的关系网,我面对彭国梁时已经不再感到太大的压力,困为我知道表面平静的彭国梁内心世界正经受着急风暴雨似的斗争。按照我多年的办案经验,任何被“双规”者都要经历“抵抗、内心斗争、坦白”三部曲,毫无疑问,彭国梁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与彭国梁交锋的卷宗,我们第一次交锋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从不把自己标榜成清官,但我也决不是贪官,扪心向问,我是一个勤政、善政、廉洁的公仆,仅就招商引资工作来说,我一年就为东州人民融资三百多亿,对得起生我养我的黑水河。”彭国梁一开口就为自己歌功颂德,这是被“双规”者一贯的伎俩。

“难道你去大鸟笼子也是为了招商引资?”我针锋相对地问。

“我去澳门完全是为了招商引资,到大鸟笼子去玩一玩是因为谈判工作绷得太紧了,不过是去放松放松,我从来没专门去玩过。”彭国梁诡辩道。

“这么说,你挪用对招商引资有功人员的奖金在香港成立私人公司也是为了招商引资?”我步步紧逼地问。

“这完全是政府行为,是为H股上市做准备,这件事我向刘一鹤汇报过,是经过他同意的,他之所以同意也是为了给东州筹集更多的资金。”彭国梁狡猾地说。

“这么说,是组织上冤枉你啦?”我揶揄道。

“反正我与犯罪无缘,如果组织上不让我为人民服务,不是我个人的损失是人民的损失。”彭国梁不可一世地说。

“彭国梁,温华坚、陈实、胡占发都老实交代了,你还执迷不悟?你也不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没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省委、省纪委会专门给你成立一个专案组?”我敲山震虎地说。

“邓宏昌,耶稣有罪吗?还不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都是我的政治对立面所为,纯属政治迫害。”

这就是我面对的彭国梁。自他被“双规”以来,我们交锋过无数次。每次他都振振有词,目空一切。再加上张佩芬在彭国梁的指使下,利用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四处活动,一方面拉拢腐蚀一些见利忘义的官员,一方面转移巨额赃款、销毁犯罪证据,使得案件查处阻碍重重。若不是组织上决定对张佩芬及时采取措施,专案组怕是要陷入更大的被动。

应该说,块案组从成立之初是在十分绝密的情况下工作的,但是从张佩芬被“双规”以后,从她皮包内搜出的一个笔记本上记录着专案组全部成员的手机、宅电、办公电话,以及一些办案细节,甚至还记录着一些协助词查人员的口供,彭国梁、张佩芬能量之大,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两口子为了翻案,很有点疯狂的味道。

我第一次与张佩芬交锋,吸取了与彭国梁第一次变锋的教训,紧紧抓住地与彭国梁串供的问题不放。一开始张佩芬还云里雾里编故事,想以此转移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始终不离串供这个主审方向,致使张佩芬编的故事漏洞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尚小琼更是颇有心计,用以案说法的方式,举了两位贪官夫人的例子,一个配合调查免于起诉,另一个设障阻挠锒铛入狱。张佩芬受到深深的触动,也开始从抵抗进入内心斗争阶段。

年三十那天,张佩芬突然提出一个要求,声称今年是彭国梁的本命年,希望专案组能为丈夫买一条红内裤。我冒雪连跑了几家超市,终于买到了包装盒上印有“本命年”字样的红内裤送给张佩芬,她看后很满意。我交给彭国梁时,彭国梁也很感动。

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人性化办案的思路久久在我脑海中萦绕,像彭国梁这种呼过风唤过雨的人物,最受不了的就是世态炎凉,如果从人格上尊重他、在生活上关心他,或许会很快消除他对我的顾虑和戒备。从我冒雪为他买红内裤这件事,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从此以后,每次与彭国梁交锋,我都不直呼他的名字,而是在人格上尊重他,称呼他“老彭”。考虑到彭国梁最大的心病是儿子,儿子一出生就有严重的胃下垂,这是彭国梁最放心不下的。我就特意安排他与儿子通了几次话。彭国梁烟瘾很大,我就自掏腰包给他买烟抽,还一起跟他聊家庭、侃人生,潜移默化地以案说法,失去外援的彭国梁心理防线终于松动了。

前天我和他见面时他猛地冒出一句:“邓主任,中央是不是一定要杀我的头?”

我不失时机地说:“按你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按照国家刑法,可以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弹性为什么这么大,关键看情节的严重性和造成的后果。今天的《清江日报》报道了西州市一位副市长因为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案子,按照他的受贿额,本来就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他认罪态度好,而且赃款全部追回,才从悬崖边上捡回一条命。”

彭国梁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问:“我交代了,你们能不能兑现政策?”

看来我这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让彭国梁很有触动,便步步为营地说:“你的案子社会影响很大,结果会怎样,归根到底取决于你自己。”

口子终于撕开了,尽管彭国梁抱着“好夕讲一点,让专案组对上面好交代”的想法,一会儿开口,一会儿封口,讲一句留半句,像挤牙膏一样,但是他的犯罪事实还是如剥茧抽丝一般,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

尽管彭国梁已经开始交代问题了,但是张佩芬按照两个人串供的约定,仍然死扛硬顶。有一天,尚小琼向我反映了一个情况,由于彭国梁案发后,他儿子在学校备受歧视,死恬不去上学,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马上向齐书记做了汇报,齐书记亲自出面找刘一鹤,妥善处理了孩子上学问题。这件事我透露给彭国梁以后,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含泪向我要了纸和笔,发白肺腑地给张佩芬写了封信:

佩芬,我最最亲爱的妻:

我以无限的懊悔向你做最深切的忏悔。我的妻,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不配做儿子的父亲。即使在你面前永跪不起也难以抵消我对你们娘儿俩造成的伤害。案发以后,我不仅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且怨天尤人,不能正确审时度势,配合组织查清自己的问题,反而一再要求你帮我活动、开脱,干扰办案,终于铸成今天的大错,既害了你,更害了了儿子,还坑害了许多亲朋好友,最不可饶恕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丢掉幻想,积极配合组织的审查,以实际行动取得组织上的谅解,争取宽大处理。

彭国梁将这封情交给我后,一口气交代了全部罪行。

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将这封信交给张佩芬时,她声音颤抖着自言自语道:“一年多时间,我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没想到还是从起点回到了起点。国梁啊,我对不起你啊!”说完,她双手捧着脸绝望地大哭起来。都说彭国梁夫妻感情笃深,从张佩芬的哭声就能听得出来。因为她心里很清楚,一旦丈夫开了口,怕是要两世为人了。

张佩芬出身高干家庭,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与彭国梁闲聊时,他曾向我炫耀:“我和佩芬结婚以后,每天不管我回家有多晚,佩芬都坚持等我,并且为我准备好夜宵。特别是冬天,无论多晚,佩芬都要起来为我倒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我泡完脚以后,她还要用暖怀为我焐脚。”此时此刻,面对这个疯狂救夫的女人,再想一想彭国梁的所作所为,我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怎样一种爱呢?夫妻俩互相将对方推入深渊。特别是彭国梁,当初他背着妻子包养牛月仙、背着妻子致使欧贝贝怀孕时,大概绝不会想起妻子为自己用暖怀焐脚的情景,只有将死之人才会抚摸自己的良心啊!

案子终于告一段落,组织上安排我休了几天假。假期结束后,我刚上班,齐书记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安排《清江日报》记者去昌山市看守所采访彭国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记者竟然是彭园梁的秘书黄小明的哥哥黄小光。

我们一见面,黄小光就捅开了这层关系。我向他询问了黄小明的近况,黄小光告诉我,他弟弟辞职了,尽管我对黄小明辞职早有预感,但是听到黄小明果真辞职了,我还是有些吃惊。说句心里话,在目前的体制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使得领导干部的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因此,一旦领导腐败,秘书大多身陷其中。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但是黄小明却是例外,特别是案发前彭国梁交给黄小明一个用透明胶缠裹的牛皮纸包。彭国梁刚刚交代,我们刚要对黄小明采取措施,黄小明就主动交给了组织,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是黄小明唯一的一次历险。

现在案子过去了,黄小光不避讳地说:“彭国梁将包交给我弟弟时,告诉我弟弟里面是他的零花钱,我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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