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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的同性恋者
他不姓蒲朗菲，他不是79岁，但也差不多这个岁数，脸上有些许灰白胡茬。他有一位同性爱人名叫吉姆。蒲朗菲答应接受采访，条件是不得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和查芬都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他服从了指令施予电击，直到实验结束。尽管事隔多年，但想到当时自己所做的事，他的手还会隐隐作痛。
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情境，常被质疑与现实不符，或违背伦理道德，但其影响之大，却是毋庸置疑的。查芬与蒲朗菲谈起这项实验时，眼神都为之一亮，印象清晰得宛如才刚发生。尽管这个实验的情境屡因其真实性遭受非议，却能在被试的真实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足以和结婚纪念日、子女出生、第一次性经验等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蒲朗菲说：“那时我23岁，是博士后研究生。”接着我所听到的故事，宛如同性恋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翻版。蒲朗菲当时与室友有段秘密恋情，他日益确认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却也为此挣扎苦恼。他说：“学生时代的我，用尽一切方法融入群体。我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女朋友也很漂亮。不过每次我们去游泳，我总会目不转睛盯着男生的背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蒲朗菲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再也压抑不了内心的冲动，他爱上室友并与之交往，最后却发现对方只想利用他来研究同性恋，且随即为了一个女孩抛弃了他。这让蒲朗菲完全崩溃了。“我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感到羞耻，为什么我不爱女人？”他一边自慰，一边幻想，完全无法自拔。后来他看到广告，便去应征。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分手后第三天，他来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室，只记得主试说：“这不会造成永久伤害，请继续……”
蒲朗菲说：“我照他的话继续。我当时很绝望，什么都不管了！心想：‘不会造成永久伤害，他应该不会错。’”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扮演学生者不断尖叫，让他更加厌恶自己，他的关节疼痛，电压逐次提高，他脑中一片空白，只想让心中的耻辱倾巢而出。
蒲朗菲说：“后来他们跟我解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吓坏了。他们一直说什么‘你没有伤害任何人，别担心，没有人受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主试在实验结束后才告诉被试一切都是假的，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被试确实动手电击对方，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做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当时的想法，也不可能归零重来。”
他说：“这项实验让我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让我面对天生服从的倾向，且设法抗拒。我开始认为，‘同性恋见不得人’的这种想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涉及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我决定坦承自己的性向，我也发现道德意识有多重要。从这个实验我发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这让我深感惶恐，因此决定要锻炼自己的道德意志。”
我点头表示理解。他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勇气。我以前是标准的乖乖牌金童，内心藏着不敢告人的秘密，一路念到医学院。后来却变成同志解放运动的活跃分子，这都是受米尔格拉姆的启发。”蒲朗菲向我展示他佩戴的第一个粉红三角形＇2＇。
蒲朗菲的可取之处显而易见，如，在市区学校教书时获得的奖章，朴实的摆设也反映了他拒绝物质享受的态度。他虽然是服从型的被试，却大胆地选择了不流俗的生活。至于当年反抗型的被试查芬，却成为石油公司的高层主管，后来还从军服役。
电醒人心
这样的结果依然指向实验的效度问题。被试在实验室里的抉择无法有效预测其在实验室外的言行。而我们都认为，科学实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可以有效预测现实，并且能够推论至其他情境。所以批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就绝对正确吗？
社会学者穆克（Douglas Mook）曾在一篇题为《论外在效度》（In Defense of External Invalidity）的文章中指出，不该以推论程度高低来判断实验价值：“假设某项研究并不以实际应用为本意，那么其实验结果能否适用于现实，便无关紧要了。”换言之，如果研究者不打算将研究发现应用在真实世界，我们还需要在意研究发现与现实是否相关吗？
小说与实验都讲究结构组织、结局与心得。绝不可能有人看完著名的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后，感想却是：“这本书很有趣，虽然我看不懂作者在讲什么”。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内容能与生活相互呼应。我们都承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影响重大。但其研究主题为何莫衷一是呢？不是服从，不是信赖，不是悲喜交杂的戏剧，不是违背道德良知的实例，米尔格拉姆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我们又该从何得知？
也许我们最好直接问被试，毕竟他们比谁都清楚实验那一刻的感受。当我们询问被试：“实验对你有何意义？”答案依旧相互矛盾，没有定论。蒲朗菲说：“这个实验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更能挣脱权威的束缚。”现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的塔库申（Harold Takooshian）曾是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他当时看到米尔格拉姆桌上有一堆信件，“一个黑色大袋子，里头有上百封被试的来信。很多人说，服从实验让他们更了解生命，更懂得如何生活。”被试表示，他们从实验中学会反省自己对权威与责任的态度。有位年轻人表示，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激发其道德良知，且挺身参与反战运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其具体的量化发现，而在于它的无形的教化力量。服从实验对被试产生始料未及的效应，使其更能抗拒权威，至少部分被试如此。这项实验影响力之大，不仅在于其呈现了惊人的事实，更在于其颠覆了既有观念，其威力与原子弹相当。米尔格拉姆说：“这项实验激发了被试的自我意识，这是‘改变’的第一步。”
关于人格是否影响服从或反抗，我还找不出实证。然而我相信两者确有关联，人类行为绝不只是所处环境的投射。尽管米尔格拉姆深信人类行为深受情境操控，但他并未忽略人格特质这个变量，所以他不认为情境是唯一的因素。很多人不知道米尔格拉姆说过这段话：“面对权威，选择服从或反抗，必定也受人格特质影响，只是目前还无法证明。”
我还记得，当年在暮春时分的布兰德斯大学，我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仿佛也如受到电击一样，随即醒悟到在同样的情境下，我也可能失去平日的稳重与理智，做出同样的事。你我是否曾多少次听见带有种族歧视的诋毁时，为了避免冲突而保持沉默？你我是否曾多少次看见不公不义的事，比如同事遭受刁难侮辱时，却为了保住工作而袖手旁观？这种意念潜伏心中，受所处情境影响，时而明显易见，时而幽微难辨。人心几乎都有道德良知不及之处，若我们一再放任其扩张，等到道德良知遭到吞噬，那时再强烈的刺激也无法挽回了。
* * *
＇1＇ 米莱村位于越南中南部，因为越战期间一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闻名。——译者注
＇2＇ “粉红三角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用来识别同性恋囚犯的标记，同性恋者即惨遭大规模屠杀。粉红三角形与彩虹旗，目前皆为同性恋者用以表明性别取向的象征。—译者注
第3章 “砰、砰、砰”就是疯子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
引言
他是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罗森汉（David Rosenhan）。他为人所知的成就，在于颠覆精神病学的诊断。精神医学在当年已发展为一门地位稳固的科学，而罗森汉却以一系列的实验揭露其弊。
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森汉打算测试精神病医生能否分辨“正常”与“不正常”。精神病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前提在于精神病医生能正确断定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异常，据此推断病人的社会适应情况，比如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假释犯弃保潜逃的可能、受刑人真心悔改的几率。
罗森汉深知精神病医生握有极大权力，他们可左右病人的社会生活。因而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精神病医生的专业能力是否与其权力相称。
罗森汉的实验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会扭曲真实的世界。这项实验反映了人类内心难免充满了主观意识，因而该实验成为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重要文献，在哲学领域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罗森汉的妻女皆已亡故，他自己则因多次轻微中风而神智不清，几乎无法自行呼吸。几个月前，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家中发病，先是双腿逐渐麻痹，在抵达急诊室前，双腿已经完全瘫痪，接着手臂、躯干，最后连肺部都功能尽失。医生百思不解，无法断定这位背弃精神病学的学者究竟得了什么病。此刻他脸庞僵硬冰冷，无法多言。以下探讨的故事，少了罗森汉的现身说法，难免有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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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叫绝的冒险计划
1972年，越战战况激烈，但是不久之后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刚取得心理学、法学双学位的罗森汉，虽然并未前往越南，但他发现许多人以精神疾病为借口，逃避征兵。伪装症状似乎并不难，但到底有多容易？生性喜爱冒险的罗森汉打算一探究竟。
他突发奇想，打电话给8位友人，问他们：“下个月有没有空？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假装精神病人，混进医院，我想看看那些精神病医生能不能看出你其实很正常。”3名心理学家、1名研究生、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医生、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加上跃跃欲试的罗森汉，一起假扮精神病患者，实验顺利展开，结果真是令人始料未及。参与实验的假病人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说：“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下个月有没有空，我说‘当然没空，我忙得很。’不过他的想法让我拍案叫绝，也同意空下整个月，参与他的实验。”
塞利格曼
事实上，实验时间超过1个月。罗森汉先要训练这些同伴，所有细节都不能马虎。正式行动前连续5天，他们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刷牙。接着8人便在预定日期，各自前往全国各地选定的医院，到精神科挂号就诊。罗森汉挑选的医院中，有的外观美轮美奂，内部设备齐全，有的则是公立医院，设备简陋，走道弥漫着尿骚味，墙上满是涂鸦。这些人假冒病人对医师说：“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发出‘砰、砰、砰’的声音。”罗森汉刻意以这种无特殊意义的声音为主诉症状，因为当时的精神医学文献中，还未出现这类幻听案例。
医师若询问其他细节，这8位假病人除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以外都必须照实回答，且不可假装有其他症状。若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假病人一住进病房，就要表示幻听症状消失，且感觉很好。罗森汉还教这群同伴怎样才能不吃药：先把药丸藏在舌头底下，等到四下无人时，再吐到马桶中冲掉。塞利格曼回忆说：“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怎么藏药丸。有时候他们会强行把药塞进我嘴里，我一紧张就不小心吞了下去。”
这群假病人又练习了几天，所谓练习，就是让体臭味持续发散，听任头发胡须乱长，不刷牙，让嘴里呼出浓浓酸腐味。他们学会将胶囊及药丸塞入舌头下方的凹缝里，再转过头去，偷偷吐掉。
美味的食物，留下满口恶臭
这一天秋高气爽，罗森汉前往宾州某所公立精神病医院。湛蓝的天空闪着银光，仿佛预告冬天即将来临。罗森汉停好车，走向一栋哥特式建筑，成排铁窗宛如监狱牢房，身穿淡蓝罩衫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罗森汉挂了号，被带入一间白色小诊室。精神病医生问他：“怎么了？”
罗森汉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医师问：“你听到什么声音？”这位医生浑然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踏入罗森汉的圈套中。罗森汉回答：“砰、砰、砰。”此时他心里一定很得意！医生说：“砰、砰、砰？你说的是砰、砰、砰吗？”罗森汉又说了一遍：“砰、砰、砰，没错。”
听他这样说，医生也许会抓抓头发，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放下纸笔，瞪着天花板沉思好几分钟。我们不知道诊疗室里的实际情况，罗森汉对这部分略而不提。我们只知道，他和其他假病人一样会根据自身性别，告诉医生出声者是男是女。他们也会提到幻听已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而且朋友劝告他来求医，且听说“这家医院不错”，所以来看医生了。
20世纪知名精神病学家斯皮策（Robert Spitzer），对罗森汉提出严厉批评。1975年，他于《变态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发表文章，对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提出反击：“有些食物入口时味道鲜美，却会留下满口恶臭。罗森汉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假病人当时的举止神态、言谈内容，罗森汉以资料保密及避免破坏个别医疗机构名声为由，并未指明以哪些医院为实验对象。如此一来，我们仅能依赖他的叙述得知假病人当时的言行举止、神态样貌。没有医务人真能证实或驳斥罗森汉的片面之词。”
斯皮策
斯皮策与我通电话时说：“还有砰、砰、砰这声音。罗森汉觉得，这些精神病医生仅仅因为从未见过幻听病例就将它视为病症的做法很可笑。事实上，他这种论点才荒谬。我跟你提过，有位病人的主诉症状是听到有人一直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虽然没见过这种幻听病例，但这不代表此人没有问题。”我不想跟他唱反调，但我不觉得听到“没关系”的声音有什么问题。斯皮策停顿片刻，又问：“你说罗森汉怎么了？”我说：“不怎么好，他妻子得癌症去世了，女儿死于车祸。他中风了好几次，医生诊断不出原因，现在全身瘫痪。”斯皮策似乎不为所动，也未表示遗憾。可见精神医学界有多痛恨罗森汉的研究，即使过了40年，余恨仍未消失。他说：“这就是进行那种实验的下场。”
精神病人对他说，你没病
有人带着罗森汉走过一条长廊。这时他还不知道另外8位假病人也都住进了医院。罗森汉心中必定又怕又喜。他是个顶尖的记者与科学家，亲自下海只为追求真理。精神病房单调冰冷，形形色色的病人在病房里，神智恍惚，仿佛漫游在无重力的世界里。有人把罗森汉带进一个房间，并叫他脱掉衣服。难道自己只能任人摆布了吗？有人把温度计塞进他嘴里，在他手臂上套上黑色束带，测量血压脉搏，结果是：他一切正常，但似乎没人注意。他说：“医生，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微笑，没说什么。罗森汉这时应该会忐忑不安，也许会后悔这么做，他提高语调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等你病好了。”可是他好得很，血压正常；脉搏每分钟72下；体温正常；生理机能一切正常。但这些都不重要，即使他神智正常也没用。因为医生诊断他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必须住院治疗。
精神科病房里的护士站，四周有玻璃围绕，护士在里头忙碌穿梭，熟练地将桃红色药片放入塑胶杯。罗森汉非常合作，每天固定3次“吞入”所有药片，再跑到厕所吐掉。他的实验报告提到，其他病人也都很熟练，药吃进嘴里，再吐到马桶中。只要不惹事，医护人员什么都不管。
罗森汉说，“精神病人仿佛隐形人……没人会注意他们。”报告中提到，有名护士无视往来的病人，直接解开上衣，调整胸罩。罗森汉说：“没有人觉得她在挑逗病人，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甚至目睹病人挨打，还有名患者遭受严厉处罚，只因为他对护士说：“我喜欢你。”罗森汉没谈到病房里的夜晚，但想必那是漫长的煎熬。躺在狭窄的床上，医护人员每15分钟就来巡视一次，手电筒的强光很刺眼，以至于让人什么都看不到。那时候罗森汉心里在想什么？想念家中的妻子、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吗？尽管医院离家不到200公里，却感觉遥不可及。这就是科学。自然界的毛细现象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人为的隔阂是牢不可破的城墙，它可以阻隔一切，没有缝隙可以逐步渗透。
罗森汉及其他同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被要求讲述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失望等经验。尽管只有幻听症状是虚构的，但其他方面的描述都是真实的，诊断结果却出现截然不同的解读。如，“这名39岁白人男性……长期以来对亲密关系抱有极度矛盾的感受……情绪不稳定……他自称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