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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⑴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⑵。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例如沈阳、北平、天津那样的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已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和我们共事。
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⑶，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⑷。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⑸合并。
四、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⑹，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现在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对阎锡山起钳制作用。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五、国民党的正规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他的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一万人，非正规部队五十六万人，特种部队二十八万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八十一万人，总计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九十七万七千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十八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⑺。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⑻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注 释
〔1〕 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2〕 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月五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继续进行政治斗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3〕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集“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4〕 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合并，改称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了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联合办公。同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正式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山东的渤海区仍属中共华东中央局管辖。
〔5〕 见本卷《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注〔4〕。
〔6〕 白崇禧开始进攻大别山地区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进攻的兵力共三十三个旅。
〔7〕 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8〕 指平汉路郑州至武汉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一
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在全区三百多万人口的二百几十万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又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从这两方面来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我认为是成功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他们说“再也不敢封建了”，就是说，我们领导他们发动了斗争，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着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老区半老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他们说“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是在座同志们中有一位同志对我说的。他所说的致命的东西，就是指的存在于党和政府组织内的成分不纯或作风不纯并因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是根本上去掉了。他所说的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的东西，就是指的贫农团、新农会、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以及由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造成的农村中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些反映，我以为是合乎实际的。
这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伟大的成功。这是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要完成这样大的军事任务，那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
在认真地纠正了上述一切偏向之后，我们可以有证据地来说，在晋绥中央分局领导下面的全部工作，现在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⑴，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你们这样做，将使你们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