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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像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2节慈安听政（3 ）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奇*書网收集整理让他们去创办行省。”
“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拼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像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拼一拼，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哪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拼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账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领袖疆吏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惟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更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惟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份，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惟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3节博访名医（1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份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份，“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