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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正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 ※※
一场没结果！坐办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作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那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那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
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 ※※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 ※※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