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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
一○八
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