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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处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