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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凤姐说起探春的婚事，就感叹过有些轻浮的人，结亲要挑对方是正出庶出。黄素琼也是庶出的，但黄的父亲不过一妻一妾，正室无所出，基本上跟正出的一样。除了这个原因，孙用蕃还有鸦片之癖，不过我也怀疑，不是这癖好导致了她嫁不掉，而是她嫁不掉才有了这癖好。
孙用蕃珍惜这次婚姻，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她就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
她自己的两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主观，她自己家境不好，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一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家不是。李菊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张爱玲还从黄素琼那里继承了“衣服癖”。她五岁时就梦想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小时候的衣服，她一件件记得分明，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褂，飞着蓝蝴蝶的洋纱衫褂，姨太太用整块丝绒做的小斗篷，被老妈否定了的俏皮的小红袄，还有那件还没有上身就小了的葱绿织锦的外国衣服，让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伤心，认为是终身遗憾。要想得罪这种“衣服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她的衣着，孙用蕃自称自己的衣服料子很好，张爱玲却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发狠地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戏剧化的设想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她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作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我感觉良好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4。他和她互相背叛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但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则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后母的心》，讲继母也很不容易。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而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旧时代里三十多岁才嫁掉的老姑娘内心的那股戾气。
孙用蕃不敢动张爱玲这个大小姐，就拣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用的词是“磨折”。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承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调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松沪会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
“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黄素琼在他心里，模模糊糊地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起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5。最后一面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关于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在前文里有详细叙述，这里抛下两人各种芥蒂不提，只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终于以极其优秀的成绩，考上了香港大学。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渺小，如此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终于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让她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两百余字，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6。漂泊于各自的路途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天荒地老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儿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此多的人生使然？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她只要做选择，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让她在皇皇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做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