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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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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因此对爷爷奶奶那些事一团糨糊,难免数典忘祖,比如她说她爷爷出身于只比三家村多四家的七家坨—实际上是河北丰润“齐家坨”,又说李鸿章也被他弹劾过,致使“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事实是,张佩纶搏击满朝,唯独不参李鸿章。张爱玲固然全说错,但是她说起家事时,一改惯常的冷峻犀利,倒如孩童饶舌,煞是可爱。

追究自己的家事,是否会使一个人变小变得童稚?仿佛躺在层层叠叠的记忆里,看祖辈们的身影依次飘过,貌似无关,却血肉相连,他们的基因种在自己的性情中,今生,便自有来历。晚年的张爱玲,在美国,深居简出,不履尘世,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回望她的亲人们,关于她那传奇的祖父母,她如是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光辉岁月

1943年,二十二岁的张爱玲发表了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瞬时红遍了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是二十三岁,考中辛未科二甲进士,进入“国家高级公务员”行列,看起来不如张爱玲华丽喧嚣,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这是一切成为可能的前提。就说张佩纶的老丈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晚年说起自己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仍然觉得是个光荣的起点。

“出名要趁早”,这是张爱玲的名言。早早成名,确实能够事半功倍,谁不愿意看到传奇呢?即使怀着一点儿忌妒也好,还是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二十三岁的年轻进士张佩纶,朝着朝堂丹墀缓缓走去,属于他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张佩纶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因表现出色,被擢为侍讲学士,可以单独上书,他把这份话语权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书127件,其中三分之一说的都是得罪人的话。

很多年之后,人家跟张爱玲说,张佩纶诗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张爱玲说,这些我都信。口气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两套话语,她对此的兴趣,可能还赶不上对麻油店门口贴的宣传告示的兴趣。

但是,对官场中人来说,那套话语并不是那么呆板,真正的高手,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玩出精彩的花样。张佩纶显然是这样一个高手,语言在他笔下,可以放大为千军万马,横扫天下,又可以缩小为一把精致的小李飞刀,很优美地,直抵要害。这样形容,好像有点装那啥之嫌,让我转化成大白话吧,那就是:张佩纶,他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

做言官的那几年,真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他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试举一个小细节,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成了时人的流行装扮,整个一闪闪发光的优质偶像。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他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若我们肯很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就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在明清两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都会慎用这一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路线,一时得意之后,留下风险多多。

官场上枝蔓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凛利,也未必就有好感。

官场规则,倾轧皆在暗处,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会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龢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给别人以口实,翁同龢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我对翁同龢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能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结果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帽。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张佩纶是一个过程主义者吗?有人不这么认为,清代官场小说《孽海花》里,这样描述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他寒窗苦读,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被授了翰林侍讲学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却也寒酸可怜,这位庄翰林就穷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郁闷,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那(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最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股愤气,写了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满京城。

“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

照这说法,张佩纶的激烈、锋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劲,不过是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这目的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个窟窿,窥见里面那点子见不得光的东西,向来是我爱干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毫无负担地幸灾乐祸,因为,我不能相信,张佩纶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走上这么一条决绝之路的。

他毕竟不是雪窗萤火的穷书生,一头撞进官场上来,他爹做过俺们安徽的按察使,虽然在他七岁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这样一份家底,他对官场上的规矩,不会那么不明白。

问题是,明白之后,又怎样?有的人是顺水推舟,为我所用,你看同样是官宦子弟出身的吴三桂和袁世凯,运作起来那叫一个轻车熟路啊,但还有一种人,明白之后,仍执迷不悟,在独木桥上孑然而行,越走越远,那就是张佩纶这样的人。

“非如此不可!”这是贝多芬某个乐章的主题,也可以概括张佩纶那绝不妥协的个性。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佩纶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进行曲。

史学家中,亦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是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一旦成了,就像武林高手练就某项独门绝技一般,再也没有谁能将他撼动。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靠名声混官混饭,在明清两朝也甚是流行。张佩纶是清流中人,还是中坚力量,“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重视,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二来就是在当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当时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竟有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2。李鸿章喜欢什么样的人

既有清流,就有“浊流”,虽然清流自认为二者的分野在于道德多寡,但浊流也许认为,干实事就没法把自己摘干净,在他们眼中,清流似乎更会撇清。

李鸿章对于那些年轻的言官颇不以为然,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他这段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两人的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而这种态度的本质,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李鸿章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由此可见。但是,他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说法有很多种,有人认为李鸿章也存了点儿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共过事;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这些原因可能都有,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有这么‘w…r…w…h…u。c…o…m‘一份不加掩饰的厚爱与激赏呢?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红楼梦》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李鸿章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他,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李鸿章对张佩纶不错,张佩纶作为清流,好像也不拒绝和这位浊流大佬搅和一下。据说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后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张佩纶,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还是觉得很简单,他们超越各自门派,互相欣赏不可以吗?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看张佩纶和李鸿章交往始末,会发现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扬扬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啊!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唰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唰地抽出来。

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龢要略好一点儿。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

扯远了,还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不管是不是适合自己,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与苦涩。

而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1879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儿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人。在清流浊流两方面,张佩纶如鱼得水,看上去前途大好,直到,有一天,慈禧突降懿旨,张佩纶和另外两位清流系老兄,被派往各地办理海疆事务,张佩纶分到的地盘是福建。

出发前,他特地去天津拜访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眼看出,清朝水师羸弱,法军虎视眈眈,又有各方面掣肘,而张佩纶固然有才,一支利笔却当不得千军万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隐藏已久的军事天才。

李鸿章认定,这次将张佩纶派往福建,是上面嫌他话多,但“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磨练英雄”四字,应该不是指望张佩纶打赢这场仗。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这场战争能赢,在一切结束之后,李鸿章说,所谓“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他心中的“磨练”二字,应该就是“浮湛”之道,在复杂的境遇中,如何虚与委蛇,自我保全。

张佩纶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打算到那儿先了解一下情况,奏明朝廷,如果能被很快召回,那当然非常好,如果不召,就“设辞乞病”。他想得很周全,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日后他的孙女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人,是做不了自己的主的。

一到福建,张佩纶的想法全变了,不但没有装病开小差,反倒驻进了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殚精竭虑,细细谋划。难道,亲临前线之后,他发现了生机所在,掌握了制胜秘诀,从而变得信心满满?应该不是,直到最后,我们也没看出他掏出什么秘密武器,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他给侄子张人骏写信,满纸的苍凉喟叹,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没有一点儿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之事?还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当张佩纶来到福建海疆,发现他的同僚皆是窝囊软弱靠不住之辈,他就丢掉了预先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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